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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民营经济为支撑，经济布局呈现出分散化和均衡化的特征。为了深入理解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市场在发达地区的特征，教育部委托的《市场分割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研究》课题组于2019年8月中旬对浙江南部的温州市和中部的金华市的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谈式调查①。调查对象包括村干部、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本文分四部分对调查进行总结：第一部分是对当地农业基本格局的简要介绍，第二部分是对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基本特征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对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运行方式的介绍，第四部分介绍了农业大户与雇工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五部分是政策建议。
课题组在温州主要走访了平阳县的高垟村和瓯海区的雄岙村，在金华主要走访了金东区的琐园村、蒲塘村和东阳县的五官塘村，此外还访问了这些村庄以外的两个农业大户。这些村都地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状况。由于浙江非农产业比较发达，农地流转规模相对较大，这些村庄的农业经营格局呈现出少数农业大户和数量较多的以自给为主的小农户并存的格局。农业大户的雇工主要来自本村或外村的小农户，少数来自江西、贵州等省外地区。调查所涉各个村庄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一）农业劳动需求方的主要特征
农业劳动市场的需求方主要是农业大户①，其经营规模从15亩到300亩不等。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小和作物种类关系密切，通常种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农业大户土地规模较小（如蔬菜、水果、苗木），种植资本密集型（机械化程度较高）作物 的农业大户土地规模较大（如水稻）。农场中通常有简易或正规的住房，农业大户的主要家庭成员居住生活于其中。户主年龄处于从40多岁到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中相对年轻；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并没有明显优势，但是经营能力较强，部分还有经营非农产业的经验。農业大户机械化程度较高，尤其在水稻生产中，插秧、收割、田间管理都会使用农业机械，但是这些机械并不是必须由自己拥有，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实现对机械的使用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自身劳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根据农业的季节性变化，会雇佣临时劳动力，年雇工量在200-1200工之间③，相当于全年雇用1-4个劳动力。所调查的农业大户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二）农业劳动供给方的主要特征
从事农业雇工的劳动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农户家庭的劳动者。这类劳动者通常是子女外出、年龄在50岁到70岁之间的小农户家庭成员，由于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难以进入非农产业。这些劳动者在家庭农业的生产之外，会利用剩余时间在农业大户处做农业雇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另一类是来自江西等地的外省劳动者。由于非农产业发达，当地劳动力更加倾向于从事非农劳动，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雇工价格较高，吸引了来自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的外来劳动者在本地农业领域打工。这些劳动者相对来说年龄较轻，通常在40岁到60岁之间，并且很多是举家迁徙在当地谋生④。这些外来劳动者是对当地农业劳动力的重要补充。所调查的农业雇工的基本情况参见表3。
在农业雇工规模较大的地方，劳动者们经常会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这种组织常常是跨村的。这种组织会基于能力和威望而形成非正式的“头儿”，他们是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之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同时受到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的尊重。这些“头儿”大多会参与劳动，工资水平和其他雇工没有显著差异；在少数情况下，他们不参与劳动，只是进行劳动组织和监督，工资水平略高。考虑其发挥的联络人作用，农业大户会给这些“头儿”报销部分通讯费用，或者在年终时赠予礼品。
（一）农业雇工价格
在区域性市场内（其范围大体为同一乡镇），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是充分的，会形成统一的雇工价格。这两个地区的农业雇工价格在150元/工-200元/工之间 （参见表1），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80-120元/工。农业雇工的日工资通常会高于非农雇工，但是由于农业雇工通常是非连续的，其收入会与非农雇工收入基本持平或者稍低。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工价会有所差异，通常男性工价会略高于女性，技术性劳动工价会显著高于普通劳动工资，本地劳动者的工价水平会高于外地劳动者。农业雇工收入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六联村一位来自江西的45岁男性农业雇工，其农业雇工年收入可达54000元；蒲塘村的一位58岁的农业雇工，由于具有栽培苗木的技能，其农业雇工收入每年可达到8万元，加上其妻子的农业雇工收入每年3万元，家庭年农业雇工收入可以达到11万元。
（二）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方式
农业大户寻找农业雇工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直接联系经常做农业雇工的劳动者；第二种是通过乡邻介绍联系可能做农业雇工的劳动者；第三种是通过农业雇工组织的“头儿”寻找农业雇工；第四种是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组建微信群，在微信群里沟通关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信息。
相对而言，农业大户更偏好雇佣本村（地）的居民，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本地劳动者流动性低，长期合作（进行的是重复博弈），加之雇主对其技能和品质方面的信息了解得更加充分，可以较好地减少机会主义（偷懒）行为，降低监督成本；第二，本地劳动者长期在当地从事农业劳动，其劳动技能也更加适合当地农业需要。对于那些监督相对容易的农业环节，雇主会考虑雇佣外来劳动者。雇主有时也会采取作业任务承包的方式（计件工资）解决使用外地雇工时所面临的监督问题。农业大户对劳动者性别的偏好主要取决于农业劳动的类型，以体力为主的农活会优先选择男性劳动力，以灵巧和速度为主的农活会优先选择女性劳动力。农业大户并不喜欢雇用4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缺乏农业劳动的经历，无论从体力还是经验来说，他们做农活都比不上相对年长的劳动者。 农忙季节的农业雇工可能会非常短缺，农业大户需要提前联系好所需的农业雇工，以便农时或市场机会到来时可以迅速展开作业，避免因为劳动力不足造成经济损失。此时的雇工则会按照“差序格局”，优先考虑为关系较好的农业大户提供劳动。
（三）契约形式
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之间通常缔结口头契约，契约内容主要是劳动量和劳动价格。劳动量以“工”为计量单位；劳动价格也以每“工”的价格来确定。正式契约极为少见，调查中没有发现签订正式契约的情形。即使是相对长期的雇用关系，也未签订正式契约。
（一）农业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总体和谐
农业雇工受到农业大户充分的尊重，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通常雇主本身也是农业劳动者，雇工和雇主多数是乡邻熟人，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由于农活监督的困难，对农业雇工的尊重可以减少农业雇工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率。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业雇工都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会受到尊重。这种尊重可以通过农业大户提供的福利反映出来。很多农业大户在劳动过程中会向农业雇工提供开水、午饭以及防暑降温的药品；对于长期合作的雇工，年终的时候还会赠送适当的礼品；对于长期合作的外地雇工，农业大户会提供住宿；农业雇工如果生活中急需资金，可以从农业大户处预支工资（不计利息），这可以视为向长期合作的农业雇工提供的无息借款。
（二）劳动者人身风险缺乏明确责任界定
对于在农业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身风险，农业大户和雇工之间没有明确的责任界定。农业大户缓解此类风险的主要办法是尽可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比如雇用健康的劳动力、减少极端危险环境的作业。如果出现问题，通常按照当地习惯来协商解决，有时候还是会给农业大户带来相当大的经营风险。也有部分农业大户考虑购买商业保险来管理风险，但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和侥幸心理，实际上都没有付诸实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规模较大，在农业大户和小农户及外来农业劳动力之间已经自发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其运作主要遵循民间的非正式规则。这些地区的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于实现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新型农业主体的形成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还存在着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空间范围较小、契约意识缺乏、劳动者健康风险管理欠缺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举措进一步推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第一，政府应建立农业劳动力供需信息平台。从目前来看，浙江农业劳动力的市场范围还比较小，农业雇工的范围主要是本村和临近村庄，难以实现较大范围的农业劳动力合理配置。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信息不对称有关。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农业劳动力信息平台，允许农业大户和雇工（包括外省雇工）在平台上免费发布雇工供求信息，以促進农业劳动力资源在更大范围的合理配置。
第二，出台农业雇工的相关法律规范。农业雇工目前主要表现为民间的自发行为，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纠纷和摩擦。农业雇工行为有其特殊性，可以考虑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农业雇工行为，减少可能的纠纷和摩擦，保护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三，鼓励农业大户给农业雇工购买不记名人身保险。农业雇工在生产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人身安全风险和健康风险会引发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妨碍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目前保险公司已经开展的不记名团体保险适合于为农业雇工提供保险，政府应该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展此类业务。对于部分长期雇工，可以在自愿基础上考虑将其纳入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
（作者单位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①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市场分割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劳动力配置效率研究”（批准号：18YJA790060）。
① 包含家庭农场，后文统一称为“农业大户”。
② 例如，当地有专门的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公司。
③ “工”是农业劳动力市场计量劳动量的粗略单位，是指一个劳动者一天的劳动量。
④ 家庭成员根据禀赋的不同，有的做农业雇工，有的则在非农产业打工。
一、村庄农业的基本格局：少数大农户与多数小农户并存
课题组在温州主要走访了平阳县的高垟村和瓯海区的雄岙村，在金华主要走访了金东区的琐园村、蒲塘村和东阳县的五官塘村，此外还访问了这些村庄以外的两个农业大户。这些村都地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状况。由于浙江非农产业比较发达，农地流转规模相对较大，这些村庄的农业经营格局呈现出少数农业大户和数量较多的以自给为主的小农户并存的格局。农业大户的雇工主要来自本村或外村的小农户，少数来自江西、贵州等省外地区。调查所涉各个村庄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基本特征
（一）农业劳动需求方的主要特征
农业劳动市场的需求方主要是农业大户①，其经营规模从15亩到300亩不等。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小和作物种类关系密切，通常种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农业大户土地规模较小（如蔬菜、水果、苗木），种植资本密集型（机械化程度较高）作物 的农业大户土地规模较大（如水稻）。农场中通常有简易或正规的住房，农业大户的主要家庭成员居住生活于其中。户主年龄处于从40多岁到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中相对年轻；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并没有明显优势，但是经营能力较强，部分还有经营非农产业的经验。農业大户机械化程度较高，尤其在水稻生产中，插秧、收割、田间管理都会使用农业机械，但是这些机械并不是必须由自己拥有，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实现对机械的使用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自身劳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根据农业的季节性变化，会雇佣临时劳动力，年雇工量在200-1200工之间③，相当于全年雇用1-4个劳动力。所调查的农业大户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二）农业劳动供给方的主要特征
从事农业雇工的劳动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农户家庭的劳动者。这类劳动者通常是子女外出、年龄在50岁到70岁之间的小农户家庭成员，由于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难以进入非农产业。这些劳动者在家庭农业的生产之外，会利用剩余时间在农业大户处做农业雇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另一类是来自江西等地的外省劳动者。由于非农产业发达，当地劳动力更加倾向于从事非农劳动，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雇工价格较高，吸引了来自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的外来劳动者在本地农业领域打工。这些劳动者相对来说年龄较轻，通常在40岁到60岁之间，并且很多是举家迁徙在当地谋生④。这些外来劳动者是对当地农业劳动力的重要补充。所调查的农业雇工的基本情况参见表3。
在农业雇工规模较大的地方，劳动者们经常会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这种组织常常是跨村的。这种组织会基于能力和威望而形成非正式的“头儿”，他们是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之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同时受到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的尊重。这些“头儿”大多会参与劳动，工资水平和其他雇工没有显著差异；在少数情况下，他们不参与劳动，只是进行劳动组织和监督，工资水平略高。考虑其发挥的联络人作用，农业大户会给这些“头儿”报销部分通讯费用，或者在年终时赠予礼品。
三、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价格、搜寻与契约
（一）农业雇工价格
在区域性市场内（其范围大体为同一乡镇），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是充分的，会形成统一的雇工价格。这两个地区的农业雇工价格在150元/工-200元/工之间 （参见表1），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80-120元/工。农业雇工的日工资通常会高于非农雇工，但是由于农业雇工通常是非连续的，其收入会与非农雇工收入基本持平或者稍低。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工价会有所差异，通常男性工价会略高于女性，技术性劳动工价会显著高于普通劳动工资，本地劳动者的工价水平会高于外地劳动者。农业雇工收入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六联村一位来自江西的45岁男性农业雇工，其农业雇工年收入可达54000元；蒲塘村的一位58岁的农业雇工，由于具有栽培苗木的技能，其农业雇工收入每年可达到8万元，加上其妻子的农业雇工收入每年3万元，家庭年农业雇工收入可以达到11万元。
（二）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方式
农业大户寻找农业雇工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直接联系经常做农业雇工的劳动者；第二种是通过乡邻介绍联系可能做农业雇工的劳动者；第三种是通过农业雇工组织的“头儿”寻找农业雇工；第四种是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组建微信群，在微信群里沟通关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信息。
相对而言，农业大户更偏好雇佣本村（地）的居民，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本地劳动者流动性低，长期合作（进行的是重复博弈），加之雇主对其技能和品质方面的信息了解得更加充分，可以较好地减少机会主义（偷懒）行为，降低监督成本；第二，本地劳动者长期在当地从事农业劳动，其劳动技能也更加适合当地农业需要。对于那些监督相对容易的农业环节，雇主会考虑雇佣外来劳动者。雇主有时也会采取作业任务承包的方式（计件工资）解决使用外地雇工时所面临的监督问题。农业大户对劳动者性别的偏好主要取决于农业劳动的类型，以体力为主的农活会优先选择男性劳动力，以灵巧和速度为主的农活会优先选择女性劳动力。农业大户并不喜欢雇用4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缺乏农业劳动的经历，无论从体力还是经验来说，他们做农活都比不上相对年长的劳动者。 农忙季节的农业雇工可能会非常短缺，农业大户需要提前联系好所需的农业雇工，以便农时或市场机会到来时可以迅速展开作业，避免因为劳动力不足造成经济损失。此时的雇工则会按照“差序格局”，优先考虑为关系较好的农业大户提供劳动。
（三）契约形式
农业大户和农业雇工之间通常缔结口头契约，契约内容主要是劳动量和劳动价格。劳动量以“工”为计量单位；劳动价格也以每“工”的价格来确定。正式契约极为少见，调查中没有发现签订正式契约的情形。即使是相对长期的雇用关系，也未签订正式契约。
四、农业大户与雇工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农业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总体和谐
农业雇工受到农业大户充分的尊重，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通常雇主本身也是农业劳动者，雇工和雇主多数是乡邻熟人，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由于农活监督的困难，对农业雇工的尊重可以减少农业雇工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率。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业雇工都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会受到尊重。这种尊重可以通过农业大户提供的福利反映出来。很多农业大户在劳动过程中会向农业雇工提供开水、午饭以及防暑降温的药品；对于长期合作的雇工，年终的时候还会赠送适当的礼品；对于长期合作的外地雇工，农业大户会提供住宿；农业雇工如果生活中急需资金，可以从农业大户处预支工资（不计利息），这可以视为向长期合作的农业雇工提供的无息借款。
（二）劳动者人身风险缺乏明确责任界定
对于在农业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身风险，农业大户和雇工之间没有明确的责任界定。农业大户缓解此类风险的主要办法是尽可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比如雇用健康的劳动力、减少极端危险环境的作业。如果出现问题，通常按照当地习惯来协商解决，有时候还是会给农业大户带来相当大的经营风险。也有部分农业大户考虑购买商业保险来管理风险，但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和侥幸心理，实际上都没有付诸实施。
五、推动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可能举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规模较大，在农业大户和小农户及外来农业劳动力之间已经自发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其运作主要遵循民间的非正式规则。这些地区的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于实现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新型农业主体的形成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还存在着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空间范围较小、契约意识缺乏、劳动者健康风险管理欠缺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举措进一步推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第一，政府应建立农业劳动力供需信息平台。从目前来看，浙江农业劳动力的市场范围还比较小，农业雇工的范围主要是本村和临近村庄，难以实现较大范围的农业劳动力合理配置。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信息不对称有关。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农业劳动力信息平台，允许农业大户和雇工（包括外省雇工）在平台上免费发布雇工供求信息，以促進农业劳动力资源在更大范围的合理配置。
第二，出台农业雇工的相关法律规范。农业雇工目前主要表现为民间的自发行为，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纠纷和摩擦。农业雇工行为有其特殊性，可以考虑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农业雇工行为，减少可能的纠纷和摩擦，保护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三，鼓励农业大户给农业雇工购买不记名人身保险。农业雇工在生产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人身安全风险和健康风险会引发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妨碍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目前保险公司已经开展的不记名团体保险适合于为农业雇工提供保险，政府应该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展此类业务。对于部分长期雇工，可以在自愿基础上考虑将其纳入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
（作者单位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①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市场分割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劳动力配置效率研究”（批准号：18YJA790060）。
① 包含家庭农场，后文统一称为“农业大户”。
② 例如，当地有专门的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公司。
③ “工”是农业劳动力市场计量劳动量的粗略单位，是指一个劳动者一天的劳动量。
④ 家庭成员根据禀赋的不同，有的做农业雇工，有的则在非农产业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