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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是学术研究的风向标和指挥棒。科学的学术评价可以净化学术风气;不好的学术评价可以助推学术腐败。学术评价是学术研究的上游。学术评价出了问题,丧失了公信力,受污染的不仅是自身,而是下游的一望无际的千百里江河水。学术评价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可以联想到法律和社会的关系,社会出现腐败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法制系统出现腐败。由此就可以理解,当社会有识之士为根治学术腐败而大声疾呼的时候,为什么人们把关注的视野转向了学术评价,社会舆论的聚焦对准了学术评价。
当前学术评价肯定是出了问题,它是一个病人,而且病得不轻。这病有自身的,但很多是由外感风寒、外邪侵入引起的。社会爆发了大流感,评价机构能幸免吗?那么如何医治呢?我以为主要是用中医的办法,辅之以西医。中医的办法就是多用扶正祛邪的药,大力扶持鼓励表扬有学术公信力的评价机构。在信息化时代,像中国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国,如果不能诞生一二家权威性的获得学者普遍认同的评价机构,就不能说中国的学术研究走上了正轨。有公信力的学术评价机构的诞生,是中国学术走向健康发展和繁荣的标志之一。用西医的办法就是适当施以外科摘除手术,对的确属于害群之马的、抢夺评价话语权的个别评价机构必须叫停。
关于学术评价问题,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讲话,到一些专家的思考建议,提出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个观点肯定是对的,是医治当前学术评价中疑难杂症的有效良药。既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个别解决方案,而是设计一整套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自然面对的是一个复杂性命题,在思维方法上应该遵循系统论思想,应当运用综合创新和整体观照来考虑前因后果和方方面面,一个因素也不能少,一个子系统也不能缺。例如,是定性评价好还是定量评价好,要不要评价机构的多元化和评价指标的多元化,如何发挥行政管理专家、文献计量研究专家、学科研究专家和办刊经验专家这4方评价主体的作用,等等。我以为要解决好上述问题,一定要摒弃线型思维、单一思维,摒弃绝对化,摒弃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摒弃形而上学,坚持辩证思维,坚持持平持中,互动互补,在多重矛盾交织中,寻找学术评价的合力与平衡点。
一、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之间寻找合力与平衡点
基于对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学术不正之风大有蔓延之势的义愤,一些人把批评矛头指向了国内一些学术评价机构,甚至否定学术文献的计量研究工作,振振有词提出:“学术评价可以量化吗?”问得有理,这个命题的确是可以成立的。然而,越是在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不正的情况下,又加上中国的历史传统是一个固有的人情社会,托人情、拉关系、走后门,乘着搞市场经济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仅靠主观的定性评价也是不行的,似乎少不了用一些客观的、硬性的数字指标加以制约。于是可以按同样的逻辑提问:“学术评价可以完全脱离量化指标吗?”
在20个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评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评院士,这可是一件非常严肃、做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何其芳,由他提名讨论通过。由于何其芳的学术地位、学术权威,并且办事公道,他对学术界、教育界学术人士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都了如指掌,再加上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件在今天是很棘手的工作何其芳当时做起来却很简单很顺利,评上学部委员的人感到满意,没有被评上的人也心服口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非常不容易。经过历史检验,当时评出的那批学部委员的确个个都有真才实学,绝没有南郭先生,其中很多人是堪称学术大师、学术泰斗级人物。试看今天一些高校评职称,争得你死我活,没有被评上的人自然是一肚子怨气和不服气,评上了的人也并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自己早在三年前就该评上,你把我压了三年,这“迟来的爱”有什么值得高兴。何其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才高峰的时代,学术界教育界的鸿儒俊彦都站在那个山峰上,人数有限,甚至可以掰着手指头数出来,用定性评价是完全可以操作的。而今天,社会大大向前发展了,知识爆炸和信息浪潮扑面而来,决定了今天的时代由人才高峰变成了人才高原,其规模和数量是何其芳那个时代不可比拟的。面对“茫茫的人才高原”,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知识群体,要进行学术评价和考核,仅靠专家的主观断判行吗?没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合理的程序和科学的量化指标,能够操作吗?
定量评价所依据是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B.C.Bradford)的“文献聚散定律”和美国著名文献学家加菲尔德(E.Garfield)的“引文集中定律”,为什么这些在国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就失灵了吗?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内一些期刊为了进“核心”、进“来源”而不择手段地人为地制造“数据”,或者说是“跑数据”。由于数据不是自然形成的,数据失真,所以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得出的评价结果就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学术期刊的真实面貌,为学界所诟病。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求办刊人自律,坚决剔除掉数据泡沫,而不应完全否定定量评价的方法,如同泼掉洗澡脏水时不能连盆中的孩子一起泼掉。
二、在多家评价机构和多重评价指标之间寻找合力与平衡点
早在五六年前,有专家曾提出一个构想,希望把国内当时存在的六七家评价机构整合在一起。五六年一晃就过去了,于今国内各家评价机构,包括一些数据库,仍然是各自为战,各搞各的。其中影响较大的、获得国内学术界教育界认同度较高的是三家: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评价中心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制的“CSSCI来源期刊”。现在看,这位专家整合国内各评价机构的构想落空了,究竟是遗憾,还是幸事?我以为评价机构不整合、不统一,形成多元化的局面,其实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多元化比单一化好,独具个性、缤纷出彩的多家评价机构比定于一尊、一机构独大独揽的垄断局面要好,用多重评价指标考核比单一评价指标考核要好。有比较才有鉴别,有竞争才有发展。在经济领域,在物质生产领域,是尚竞争而弃垄断的;在精神生产领域,在学术文化领域,也应当遵循这一规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哪家评价机构做得较完善,哪家评价机构的工作缺陷较多,哪家评价机构设置的评价指标较多,规定的权重也合理,哪家评价机构设置的评价指标较单一,容易被某些期刊钻空子,是非曲直,优劣当否,广大学者心中有一杆秤,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检验,学术界教育界自有公论。学术公信力不是自我标榜,而是经过比较鉴别出来的。目前国内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的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南京大学的CSSCI来源刊这三家,有人戏称这是学术期刊评价的“三国鼎立”。我想既然出现“鼎立”,从力学结构来分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应当允许学术期刊评价的这出“三国戏”唱下去,即使将来期刊评价界出现七国争雄争霸的局面也 不是坏事。
作为期刊评价机构或者说与期刊评价息息相关的机构,除了以上三家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还有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数据库等。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只要不迷信数据,只要使用得当,对学术评价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三、在行政管理专家、文献计量研究专家、学科专家和办刊专家之间寻找合力与平衡点
学术评价必须首先弄清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充分发挥各评价主体互补的作用。现在的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是由文献计量研究和评价机构做出来的,文献计量研究专家的作用无疑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核心期刊的研制者也意识到要改进工作,要充分发挥其他评价主体的作用。例如北京大学研制核心期刊,征询意见的专家多达2 0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学科专家,也不乏办刊专家。汇总和分析如此庞大的专家团队的反馈意见,对数据排序可以起纠偏作用,起拾遗补阙的作用。中国社科院文献计量和评价中心研制核心期刊,依靠了中国社科院强大的专家团队和科研实力,不能把他们的成果简单地归结为就是数据统计的结果。他们在出版2008年版时,除了遴选出386种核心期刊外,还遴选出了30种“专家推荐期刊”。这是打破数据分析,向专家定性评价倾斜的有益尝试,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
关于发挥办刊专家作用的问题,有必要加以强调。长期以来,评价期刊总是把办刊人放在被评价的地位,这是有失公允的。期刊办得好不好,作为办刊人最了解,最有发言权。学科专家评价期刊的着眼点同办刊专家评价期刊的着眼点,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学科专家的着眼点有时局限在某一学科,甚至某一专业方向,难以全面估量该期刊在学术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办刊专家则不同,他们对业界的情况很熟悉,他们除了考虑学术深度和积淀外,还能从期刊的定位和功能,从服务现实、扶植学术新人的要求全面地评估某一期刊的价值和意义。
以上建议,只是方法层面的问题,只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但关键问题是学术队伍的建设,是对学者的教育和惩戒。当前有一种搜索软件,能够很快地检查出一篇论文是否抄袭,但解决了抄袭剽窃只是解决了学术道德底线问题。繁荣学术,推出高水平的创新之作,不是靠电脑,而是靠人脑,靠人的功夫,靠人的责任。要扭转社会和学界的浮躁心态,让学术回归学术,在学者中亟待倡导冷凳寒壁、素心清风的思想境界,仰望星空、脚踏大地的宏伟抱负,这样才可有能涌现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五千年文明的新的大师和大著。(责任编辑 彭建国)
当前学术评价肯定是出了问题,它是一个病人,而且病得不轻。这病有自身的,但很多是由外感风寒、外邪侵入引起的。社会爆发了大流感,评价机构能幸免吗?那么如何医治呢?我以为主要是用中医的办法,辅之以西医。中医的办法就是多用扶正祛邪的药,大力扶持鼓励表扬有学术公信力的评价机构。在信息化时代,像中国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国,如果不能诞生一二家权威性的获得学者普遍认同的评价机构,就不能说中国的学术研究走上了正轨。有公信力的学术评价机构的诞生,是中国学术走向健康发展和繁荣的标志之一。用西医的办法就是适当施以外科摘除手术,对的确属于害群之马的、抢夺评价话语权的个别评价机构必须叫停。
关于学术评价问题,从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讲话,到一些专家的思考建议,提出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个观点肯定是对的,是医治当前学术评价中疑难杂症的有效良药。既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个别解决方案,而是设计一整套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自然面对的是一个复杂性命题,在思维方法上应该遵循系统论思想,应当运用综合创新和整体观照来考虑前因后果和方方面面,一个因素也不能少,一个子系统也不能缺。例如,是定性评价好还是定量评价好,要不要评价机构的多元化和评价指标的多元化,如何发挥行政管理专家、文献计量研究专家、学科研究专家和办刊经验专家这4方评价主体的作用,等等。我以为要解决好上述问题,一定要摒弃线型思维、单一思维,摒弃绝对化,摒弃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摒弃形而上学,坚持辩证思维,坚持持平持中,互动互补,在多重矛盾交织中,寻找学术评价的合力与平衡点。
一、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之间寻找合力与平衡点
基于对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学术不正之风大有蔓延之势的义愤,一些人把批评矛头指向了国内一些学术评价机构,甚至否定学术文献的计量研究工作,振振有词提出:“学术评价可以量化吗?”问得有理,这个命题的确是可以成立的。然而,越是在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不正的情况下,又加上中国的历史传统是一个固有的人情社会,托人情、拉关系、走后门,乘着搞市场经济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仅靠主观的定性评价也是不行的,似乎少不了用一些客观的、硬性的数字指标加以制约。于是可以按同样的逻辑提问:“学术评价可以完全脱离量化指标吗?”
在20个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评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评院士,这可是一件非常严肃、做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何其芳,由他提名讨论通过。由于何其芳的学术地位、学术权威,并且办事公道,他对学术界、教育界学术人士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都了如指掌,再加上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件在今天是很棘手的工作何其芳当时做起来却很简单很顺利,评上学部委员的人感到满意,没有被评上的人也心服口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非常不容易。经过历史检验,当时评出的那批学部委员的确个个都有真才实学,绝没有南郭先生,其中很多人是堪称学术大师、学术泰斗级人物。试看今天一些高校评职称,争得你死我活,没有被评上的人自然是一肚子怨气和不服气,评上了的人也并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自己早在三年前就该评上,你把我压了三年,这“迟来的爱”有什么值得高兴。何其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才高峰的时代,学术界教育界的鸿儒俊彦都站在那个山峰上,人数有限,甚至可以掰着手指头数出来,用定性评价是完全可以操作的。而今天,社会大大向前发展了,知识爆炸和信息浪潮扑面而来,决定了今天的时代由人才高峰变成了人才高原,其规模和数量是何其芳那个时代不可比拟的。面对“茫茫的人才高原”,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知识群体,要进行学术评价和考核,仅靠专家的主观断判行吗?没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合理的程序和科学的量化指标,能够操作吗?
定量评价所依据是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B.C.Bradford)的“文献聚散定律”和美国著名文献学家加菲尔德(E.Garfield)的“引文集中定律”,为什么这些在国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就失灵了吗?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内一些期刊为了进“核心”、进“来源”而不择手段地人为地制造“数据”,或者说是“跑数据”。由于数据不是自然形成的,数据失真,所以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得出的评价结果就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学术期刊的真实面貌,为学界所诟病。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求办刊人自律,坚决剔除掉数据泡沫,而不应完全否定定量评价的方法,如同泼掉洗澡脏水时不能连盆中的孩子一起泼掉。
二、在多家评价机构和多重评价指标之间寻找合力与平衡点
早在五六年前,有专家曾提出一个构想,希望把国内当时存在的六七家评价机构整合在一起。五六年一晃就过去了,于今国内各家评价机构,包括一些数据库,仍然是各自为战,各搞各的。其中影响较大的、获得国内学术界教育界认同度较高的是三家: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评价中心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制的“CSSCI来源期刊”。现在看,这位专家整合国内各评价机构的构想落空了,究竟是遗憾,还是幸事?我以为评价机构不整合、不统一,形成多元化的局面,其实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多元化比单一化好,独具个性、缤纷出彩的多家评价机构比定于一尊、一机构独大独揽的垄断局面要好,用多重评价指标考核比单一评价指标考核要好。有比较才有鉴别,有竞争才有发展。在经济领域,在物质生产领域,是尚竞争而弃垄断的;在精神生产领域,在学术文化领域,也应当遵循这一规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哪家评价机构做得较完善,哪家评价机构的工作缺陷较多,哪家评价机构设置的评价指标较多,规定的权重也合理,哪家评价机构设置的评价指标较单一,容易被某些期刊钻空子,是非曲直,优劣当否,广大学者心中有一杆秤,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检验,学术界教育界自有公论。学术公信力不是自我标榜,而是经过比较鉴别出来的。目前国内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的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南京大学的CSSCI来源刊这三家,有人戏称这是学术期刊评价的“三国鼎立”。我想既然出现“鼎立”,从力学结构来分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应当允许学术期刊评价的这出“三国戏”唱下去,即使将来期刊评价界出现七国争雄争霸的局面也 不是坏事。
作为期刊评价机构或者说与期刊评价息息相关的机构,除了以上三家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还有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数据库等。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只要不迷信数据,只要使用得当,对学术评价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三、在行政管理专家、文献计量研究专家、学科专家和办刊专家之间寻找合力与平衡点
学术评价必须首先弄清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充分发挥各评价主体互补的作用。现在的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是由文献计量研究和评价机构做出来的,文献计量研究专家的作用无疑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核心期刊的研制者也意识到要改进工作,要充分发挥其他评价主体的作用。例如北京大学研制核心期刊,征询意见的专家多达2 0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学科专家,也不乏办刊专家。汇总和分析如此庞大的专家团队的反馈意见,对数据排序可以起纠偏作用,起拾遗补阙的作用。中国社科院文献计量和评价中心研制核心期刊,依靠了中国社科院强大的专家团队和科研实力,不能把他们的成果简单地归结为就是数据统计的结果。他们在出版2008年版时,除了遴选出386种核心期刊外,还遴选出了30种“专家推荐期刊”。这是打破数据分析,向专家定性评价倾斜的有益尝试,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
关于发挥办刊专家作用的问题,有必要加以强调。长期以来,评价期刊总是把办刊人放在被评价的地位,这是有失公允的。期刊办得好不好,作为办刊人最了解,最有发言权。学科专家评价期刊的着眼点同办刊专家评价期刊的着眼点,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学科专家的着眼点有时局限在某一学科,甚至某一专业方向,难以全面估量该期刊在学术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办刊专家则不同,他们对业界的情况很熟悉,他们除了考虑学术深度和积淀外,还能从期刊的定位和功能,从服务现实、扶植学术新人的要求全面地评估某一期刊的价值和意义。
以上建议,只是方法层面的问题,只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但关键问题是学术队伍的建设,是对学者的教育和惩戒。当前有一种搜索软件,能够很快地检查出一篇论文是否抄袭,但解决了抄袭剽窃只是解决了学术道德底线问题。繁荣学术,推出高水平的创新之作,不是靠电脑,而是靠人脑,靠人的功夫,靠人的责任。要扭转社会和学界的浮躁心态,让学术回归学术,在学者中亟待倡导冷凳寒壁、素心清风的思想境界,仰望星空、脚踏大地的宏伟抱负,这样才可有能涌现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五千年文明的新的大师和大著。(责任编辑 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