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的影响: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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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考察大学生抑郁现状及情绪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情绪调节方式量表( ERQ)、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三种量表对56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大学生抑郁倾向检出率为44.8%,男生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大一年级的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年级。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影响部分通过正、负性情绪增强调节方式中介变量起作用。
  [关键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方式;抑郁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一、问题提出
  当前大学生抑郁心理的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研究显示大学生中抑郁症状的流行率达42.96%,其中重度抑郁的流行率为2.08%[1],远高于其他群体。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抑郁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并与多种健康危害行为存在密切关系,已成为大学生群体主要心理问题之一。抑郁产生的主要诱因是个体强烈的无效能感,而情绪调节无效能感是其中之一。[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自身情绪状态进行调节时的自信程度,这种自信的强弱会影响个体各种社会心理适应与功能,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密切。[2]599[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改善个体情绪状态。[4]已有研究指出,当个人抑郁产生的时候,往往是管理消极情绪的效能感出现了问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抑郁水平越低,它的缺少会导致更多地抑郁。[2]600[4]59[5]
  情绪调节方式是指个体管理和改变情绪的过程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划分为增强调节、减弱调节、原因调节、反应调节等[6]。有研究发现选择不恰当的情绪调节方式会增强个体的抑郁水平,在调节方式上抑郁高分者在感受负性情绪时更多采用宣泄和重视的调节方式,在感受正性情绪时存在比较多的忽视和抑制调节方式[7],研究中被试使用忽视、重视等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抑郁的水平不同。
  以往研究表明影响大学生抑郁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环境、社会支持、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等[810],当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影响已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新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一般自我效能感不仅具有直接作用还具有间接作用,且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发挥作用,目前针对这种间接作用研究还比较少。[2]602本研究将在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三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情绪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为高校引导学生有效调节情绪、管理情绪、缓解抑郁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改善大学生情绪状态、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四川省三所高校临床医学,金融、特殊教育等专业6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废卷35份,实际收回565份。其中,大一134人,大二127人,大三154人,大四150人;男生194人,女生371人。
  (二)研究量表
  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使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由Caprata予以修订,共包含 12 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量表共有三个不同的维度,分别是积极情绪的表达、沮丧情绪的调节、愤怒情绪的调节,所得总分值的高低体现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的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2。
  2.情绪调节方式量表
  采用情绪调节方式量表( ERQ)由黄敏儿、郭德俊编制,由24 个项目组成。问卷用于测量对快乐、兴趣、悲伤、恐惧、愤怒、厌恶6 种基本情绪进行不同方式调整的调节量。量表采用Likert4点计分(1=“偶尔或很少”、4=“总是”),分数越高代表个体使用该种情绪调节方式频率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71。
  3.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是由Radloff所编制而成,共20个题项,采用4级评分( 0 =“不足一天、没有或基本没有”,3 =“57天、几乎一直有”) ,量表总分范围是060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的出现频数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5。
  (三)数据处理
  研究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处理
  三、结果
  (一)大学生抑郁的基本状况
  根据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SED)分数结果,总分=15分为区别有无抑郁倾向的标准,结果发现,总分≦15分人数为312人,总分≧16分的人数为253人,抑郁检出率为44.8%。在性别分布上,男生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X2=4.67 P<0.05),在年级分布上,年级间抑郁检出率差异显著(X2=17.04 P<0.05),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大一年级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见表1。
  (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抑郁、情绪调节方式的相关分析
  据表2可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抑郁与正情绪减弱调节方式、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
  (三)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正情绪增强调节、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和抑郁变量间两两相关显著,满足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三步法并借助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
  1.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
  第一步将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346,P<0.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向预测抑郁;然后将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可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正情绪增强调节(β=0.129,P<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同时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正情绪增强调节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β=-0.328,P<0.001)及正情绪增强调节(β=-0137,P<0.0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表明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抑郁之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见表3和图1。   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加以验证,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Bootstrap方法运行2000次,得出在95%的置信度下的水平值为-0.045至-0003,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0051。
  2.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
  第一步将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抑郁(β=-0.346,P<0.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向预测抑郁;然后将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可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负情绪增强调节(β=-0.223,P<0.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向预测负情绪增强调节;最后同时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情绪增强调节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β=-0226,P<0.001)及负情绪增强调节(β=0357,P<0.00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表明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4和图2。
  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加以验证,Bootstrap方法运行2 000次,得出在95%的置信度下的水平值为0.014至0.05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抑郁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230。
  表4负情绪增强调节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因变量自变量标准化回归方程回归系数
  抑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y=-0.346xSE=0.063,t=-8.740***
  负情绪增强调节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m=-0.223xSE=0.027,t=-5.434***
  抑郁负情绪增强调节y=0.357mSE=0.092,t=9.476***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0.266xSE=0.060,t=-7.051***
  四、讨论
  大学生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面临学习、情感、就业等重要问题,遭受抑郁困惑的个体逐年增多,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抑郁的检出率基本大致维持在40%~50%的左右。[1]19[4]59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44.8%,男性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这与以往国内研究结果是一致的。[5]59[11][12]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在社会、家庭中被寄予的期望相较于女性更高、更多,男大学生也会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更多地要求自己在学业,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都要有出色的表现,无形中增加了压力。在年级差异方面,发现四个年级大学生的抑郁分布呈现两头高,中心低的现象,其中大一新生的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而董竹等人研究发现大学生抑郁检出率在年级分布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施测的时间段是大一新生入校的第二学期,多数学生已经对大学生活有所了解并逐渐适应融入大学新生活,但各种不适、矛盾、困惑也会日渐显现出来;而正处于毕业年级的学生在就业、择业、升学等问题的压力下,抑郁检出率也高于中间的两个年级。这也提示广大高校心理健康教师要注意新生和毕业生这两个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疏导工作。
  在对三个主要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方式和抑郁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后,发现个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抑郁水平越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是一致的[4]57[5]307;研究中抑郁与正情绪减弱调节方式、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呈显著负相关。根据黄敏儿编制的情绪调节方式问卷的维度划分增强调节对应情绪的重视和宣泄,减弱调节对应情绪的忽视和抑制。已有研究发现抑郁高分组在调节方式上对负性情绪存在更多地增强型调节重视和宣泄,但是在对正性情绪上他们存在着较多的忽视和抑制。[7]441这与本研究结果也是相似的;同时还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之间显著负相关,和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之间显著正相关。本研究将情绪调节方式划分为正、负情绪增强调节,正、负情绪减弱调节四种。增强调节会提高个体对情绪的感受性,个体对情绪调节自信水平越高,就越倾向选择有效减少负性情绪、增强积极情绪体验的调节方式。[3]14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影响部分通过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和负性情绪增强调节方式中介变量起作用,而其他两种情绪调节方式均不存在中介效应。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应对自身负性情绪时,反复思考令人沮丧或失望的情绪,让自己沉溺在负性情绪中无法自拔,当消极情绪得到过多关注并无法宣泄时就容易引发抑郁。相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调节情绪时,倾向于选择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增强个体的积极、正性情绪的感受性,从而能够降低抑郁的出现。因此正情绪增强调节和负情绪增强调节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抑郁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负性情绪增强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3%,负情绪增强调节方式大于正情绪增强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在緩解大学生抑郁时,广大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培养提升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引导学生对负性情绪不要给予过多的重视与思考,要有效地排解负性情绪,使自身抽离负性情绪;而对于正性情绪要积极表达宣泄,扩大正性情绪体验,以便缓解抑郁情况,帮助学生摆脱抑郁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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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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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 Biwei QIAN Zhig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MedicineI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233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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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regulatory emtional style,depression,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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