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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一书的评析，揭示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近些年来，日本的社会阶层流动不够顺畅。在职业领域，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正逐渐形成 “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即“封闭”的社会。基于这一社会形态，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日本社会未来的出路与走向。
关键词：封闭社会；阶层固化；不平等
在战前日本社会，“只要努力就有办法”是理想，“努力了也没用”是现实。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要努力就有办法”迅速成为现实。国民中有七成人都回答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中中”，形成了一个全民中产社会，这是战后对日本社会的常识性看法。但是本书对全民中产社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具有双重基础，即 “只要努力就有办法”和“努力了也没用”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与战前相比确实成了“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社会，即“开放”的社会。但近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开放性却在急剧丧失。父母与子女间的地位继承性日益增强，正逐渐形成比战前尤甚的“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即“封闭”的社会。
一、“学历社会”下的阶层固化与阶级再生产
当今的日本人希望越努力的人得到的应该越多，而现实是业绩越多的人得到的越多。但是业绩往往不等于个人努力，而取决于论资排辈的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和文化资本的代际继承。由于日本企业人事制度中几乎没有降等的说法，虽然常有人遭降级或靠边站，可很少会从管理层或专业型工作降到事务型或蓝领工作。也就是说上层白领这一地位本身十分稳固，其业绩或收入也会随着年龄的底线在不断提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论资排辈”的现象。另外，业绩主义者的父亲学历往往比较高，他们的高学历是与父亲的高学历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信奉业绩主义的人是否果真只靠自己的力量奋斗成功？他们是否果真生活在“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世界。答案是否定的，这其实是代际继承或传承的结果。“只要努力就有办法”是当今日本人的愿望，但是业绩主义思想是当今日本的现实，但是这种业绩主义下的地位获得不是真正的取决于业绩，而是由许多既定因素决定的，但又披着业绩主义的外衣。因此，许多下层民众还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参加学校和公司的选拔，结果只能是失败，疑虑和无形的屏障。
从代际流动角度看社会，社会可以分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假若一个社会里子女都和父母从事同样的工作，那至少从就业路径这一点来说，就是一个“努力了有没用”的封闭社会。不管父母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影响本人的职业状况，那么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是顺畅的，属于开放社会。而日本每十年举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全国官方调查显示“日本社会正逐步走向开放”，也就是说日本逐渐变成“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社会。另外在1970年总理府“关于国民生活舆论调查”中，回答属于“中等”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总人数的九成。自此，所谓1亿人“全民中产”的社会开始固化为日本代表的社会形象。上述结论实质是数据陷阱和新中间大众论的错觉。因为日本战后的高学历化发展迅速，越是年轻人，学历越高。但是作为年轻人，他们履历很短，不能进入管理层，因此收入并不高，职业声望也不高。战后出生的白领阶层开放性也已经开始失去，又回到了战前相仿的“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形态。上层白领的代际再生产的高速增长期也并未消失。“学历社会”，一般的理解是重视学历的社会，这似乎很自然，但日本社会的“学历”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上层白领的再生产不论是学历水平也好，职业地位提升也好，都必定会通过本人努力这一途径。但是，日本上层白领的“本人努力”绝不仅仅取决于本人自身的努力，而是受父母职业、学历和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上层白领为了将父母的学历和职业之类的资产从名义上洗掉，他们刻意的倾向于业绩主义，希望借此显示自己的地位乃源于自己的实力。从而使自己的地位依靠业绩主义得以正当化，并且使得努力主义看起来好像是“失败者的强词夺理”。
二、从开放社会到封闭社会的转化路径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之前，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中产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二战前阶层再生产现象比较显现，只要你拥有高学历，父母属于上层白领阶层，会比较容易得从事专业型和管理型工作。而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以后，则是需要在围绕学历竞争和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中经历漫长时间之后才逐渐被再生产出来，上层白领的再生产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第二，在这一阶段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下层蓝领即半熟练和非熟练蓝领出身者跨越了白领与蓝领之间的界限，到40岁时蓝领也有机会可以从事上层白领的职业。第三，学历—升迁的路径开放了，战后生活水平的提高拓宽了跻身上层白领层的主要道路。另外，战后另一种从上层蓝领或下层蓝领职业走向自雇职业上升路径也被打通了。总之，上层白领再生产的隐形化、白领/蓝领界限的破除、以及从蓝领雇佣职业上升至自雇佣职业这三点，构成了战后的阶层化社会即所谓“战后阶层化”日本的特征，也可以称为“战后型阶层—流动模式”。
从20世界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可能性的中产”开始走向消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显露出来。通过选拔实现的上层白领的再生产日益明显，除此之外的上升机会大幅度缩减。不仅如此，另一条从上层蓝领职业流动向自雇职业的上升路径也被阻塞，在升任上层白领这一主要路径的内部失去了开放性的同时，不做上层白领也能晋升这种路径形式自身的开放性也在逐渐丧失。特别是父母地位与本人地位的结合强度急剧增加。自80年代下半期开始，上层白领处于一种封闭化的状态，甚至称为“知识阶级”也不为过。这样就会使得上层白领的代际再生产有扩大收入及资产差距的效果，上层白领的继承性又几乎回到了战前的水平，再考虑到父亲的地位再生产对资产的影响，可以说总体的经济差距反而在加倍扩大。
上述两种不同的结果基于两种社会动力机制。一是开放的动力机制，成为开放动力的是战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贫困程度的降低。绝对富裕程度增长，教育费用的负担相对减轻，因缺钱而失去上学机会的孩子与战前相比有所减少，那些以往无法加入竞争行列的人们也得参与进来。结果，从外部流入上层白领职业的人数增多，从而提高了上层白领职业领域的开放性。二是封闭的动力机制，成为封闭力量的是上层白领这一职业自身强大的再生产能力，也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管理层的岗位减少，选拔制度趋于饱和，封闭的动力开始出现。 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团块代”成为了受日本社会转型影响的重要一代，他们是指二战后日本第一次“生育高峰期”当中出现的人，此处结合研究需要，指代日本1936-1955年出生的人口。这一代还是学生时，是否是白领出身所造成的差距的确缩小了，可当他们进入就业领域获得相应职业地位时候，确发生了上层白领层的封闭化。与这一代紧密相连的则是选拔制度的变化，选拔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更接近一种游戏，因为他们不是考虑冲破障碍后要去做什么，而是跨越本身成为目的。也就是说为了选拔而选拔，为了考试而考试。日本的选拔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或小论文，笔试相对公平，小论文和面试注重个性，只有那些与评判者个性、特点相近的人可以得高分，而这些人往往是大城市尤其是东京周围高学历家庭的孩子。笔试对上层白领的阶级化倾向具有牵制作用，重视个性的面试和小论文反而加速了上层白领层的阶级化。那些父母是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者，通过将自己文化存量向其下一代的转移，使其子女获得了高于其他阶层子女的文化资本，在考试特别是面试或主观考试中，具有较大优势。
对于“团块代”群体来说，上升路径缩减成单一的“学历—升迁”型，非上层白领出身者的社会提升机会大幅度减少。即使本人已经成为上层白领，也会因为父亲是否为上层白领而出现相当大的差距。“昭和初代”，上层白领出身者的平均收入为60万日元，“战中代”以前的三代也同样如此。“团块代”，上层白领出身者的平均年收入为1000万日元，而非上层白领出身者为812万日元，差别非常大。“战后式阶层—流动模式”塑造的和缓的连续体逐步出现断裂。阶层分化如果按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上层白领之外的人，甚至上层白领本身也会丧失对社会建制的信任。总之，日本正在经历从“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社会到“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最终再到“没有努力意愿”的社会。当然，在上层蓝领阶层还是看到了新希望，尽管上层蓝领从事自雇佣职业的路径被堵塞。但是上层蓝领流入上层白领职业中的专业型工作的很多。上层蓝领出身者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转变意味深长，对于创造出“战后阶层化”社会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组合，它具有大幅度改组的可能性。
三、重建日本社会的未来出路与走向
面对经济停滞，既往社会架构分崩离析，许多人主张日本向美国式的产业社会和市场社会转变。其实，日本社会与美国社会不同，美国拥有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从全球网络了优秀的高智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又通过非法移民的形式输入及其廉价的劳动力。日本如果转向美国式的市场社会，还应该明确指出劳动力流动屏障问题。即使解除移民问题，只要日本未变成比美国更有吸引力的移民去处，就只能增加“没去成美国，所以才到日本”的人数而已。要实现美国式的市场社会，首先就有必要把日本的公用语变成英语，而且增加移民之后，对于围绕民族问题发生激烈纠纷还要做好充分准备，另外广泛的贫困层形成之后，犯罪也会频繁发生。日本中产阶级社会的再生处方只有从日本式产业社会当中寻找，不要美国化和西欧化，哪怕冒未知的风险，还是寻找出自己独特的路径更自在。循着这种思路，若要打破选拔型社会和产业社会的僵局，作为今后应该着手开展的课题和对策。
首先，让蓝领出身者跨越白领——蓝领界限，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一方面只选有能力的人承担专业型工作，哪怕少也无妨；另一方面，让公司或组织外面的人任职时，要有奏效机制。其次，导入了绩效工资，个人提供自己的技能，企业提供品牌这种信任机制，再通过两者结合所产生的效益加倍提高附加值。使公司和个人分享报酬，共担风险，模仿蓝领系统机制来创造白领系统机制，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其次，需要重组“公司人”。过去，上层管理型白领只了解公司内部世界的人，对公司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做决定瞻前顾后、不抢最先、不落最后，慎重无比的模仿别人，形成了“封闭的”公司人。现在需要积极提供机会让他们暂时离开公司，去参加志愿者等社会活动，或者在大学等机构接受继续教育，吸收了新的专业知识之后，可以转做专业型工作，这也是恰当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再次，增加阶层流动的路径，一方面是社会总体增加目标，即增加上升路径的种类与数量；另一方面是增加以个人为单位参与选拔挑战的机会。将专业型工作与管理型工作分开，创造出一种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特长的机制。决定选拔功能的大致框架的，理所当然是教育同社会的关系。引起精英空洞化现象的原因是学校外部的选拔路径日趋消亡，这个问题并非在教育改革内部就能解决。即使教育进行改革，现有的选拔制度存在，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失败者。要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只有停止选拔或再创造其他选拔路径
四、结语
个人的底线是公平，市场的底线是效率，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情况下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保证公平，某些条件下哪怕牺牲公平也要坚持效率。但是至少不能忘记其中到底牺牲了什么。近年来，“实力本为”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结果却常常止于空洞的口号。现实中学历就是实力的代理指标，许多人认为学历不能代表实力，但是难以找出比学历更好的代理指标，即使找到，它仍然是代理指标，难以代表真正的实力，因为实力的复杂性决定了，实力很难被真正的测量。不实际调查每个人的背景差异，就不清楚是否已经维护。而且，调查也是在人们通过选拔、竞争等各自得到财产和地位之后，也即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束之后的事。另外，机会平等也无法直接、及时的被看到。机会不平等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一个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社会，至少需要有监督机会不平等的机制，以及一旦确认不公平就可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机制。在同一代人里，当财产、地位分配之后发现不平等的情况下，安全网可以成为一种补偿。在连续几代人都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时候，安全网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种长期的机会不平等纠正起来成本过高，代价过大。总之，希望在一个社会里，任何人只要取得成果堪称成功，就都能挺起胸膛说“这是我自己的业绩”。出身差异如果影响到每个人的业绩，那就是不正当竞争，只不过是场表演赛罢了。真正的“业绩社会”，准确地说，就是感觉上更为公平的竞争社会，以及能够寻找到选择意义的选拔制度。
【参考文献】
[1]佐藤俊树.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M].王奕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三浦展.阶层是会遗传的[M].萧云菁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徐京波（1983.09-），男，汉族，山东平度，郑州市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校聘三级教授、社会学博士。
关键词：封闭社会；阶层固化；不平等
在战前日本社会，“只要努力就有办法”是理想，“努力了也没用”是现实。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要努力就有办法”迅速成为现实。国民中有七成人都回答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中中”，形成了一个全民中产社会，这是战后对日本社会的常识性看法。但是本书对全民中产社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具有双重基础，即 “只要努力就有办法”和“努力了也没用”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与战前相比确实成了“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社会，即“开放”的社会。但近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开放性却在急剧丧失。父母与子女间的地位继承性日益增强，正逐渐形成比战前尤甚的“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即“封闭”的社会。
一、“学历社会”下的阶层固化与阶级再生产
当今的日本人希望越努力的人得到的应该越多，而现实是业绩越多的人得到的越多。但是业绩往往不等于个人努力，而取决于论资排辈的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和文化资本的代际继承。由于日本企业人事制度中几乎没有降等的说法，虽然常有人遭降级或靠边站，可很少会从管理层或专业型工作降到事务型或蓝领工作。也就是说上层白领这一地位本身十分稳固，其业绩或收入也会随着年龄的底线在不断提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论资排辈”的现象。另外，业绩主义者的父亲学历往往比较高，他们的高学历是与父亲的高学历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信奉业绩主义的人是否果真只靠自己的力量奋斗成功？他们是否果真生活在“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世界。答案是否定的，这其实是代际继承或传承的结果。“只要努力就有办法”是当今日本人的愿望，但是业绩主义思想是当今日本的现实，但是这种业绩主义下的地位获得不是真正的取决于业绩，而是由许多既定因素决定的，但又披着业绩主义的外衣。因此，许多下层民众还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参加学校和公司的选拔，结果只能是失败，疑虑和无形的屏障。
从代际流动角度看社会，社会可以分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假若一个社会里子女都和父母从事同样的工作，那至少从就业路径这一点来说，就是一个“努力了有没用”的封闭社会。不管父母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影响本人的职业状况，那么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是顺畅的，属于开放社会。而日本每十年举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全国官方调查显示“日本社会正逐步走向开放”，也就是说日本逐渐变成“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社会。另外在1970年总理府“关于国民生活舆论调查”中，回答属于“中等”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总人数的九成。自此，所谓1亿人“全民中产”的社会开始固化为日本代表的社会形象。上述结论实质是数据陷阱和新中间大众论的错觉。因为日本战后的高学历化发展迅速，越是年轻人，学历越高。但是作为年轻人，他们履历很短，不能进入管理层，因此收入并不高，职业声望也不高。战后出生的白领阶层开放性也已经开始失去，又回到了战前相仿的“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形态。上层白领的代际再生产的高速增长期也并未消失。“学历社会”，一般的理解是重视学历的社会，这似乎很自然，但日本社会的“学历”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上层白领的再生产不论是学历水平也好，职业地位提升也好，都必定会通过本人努力这一途径。但是，日本上层白领的“本人努力”绝不仅仅取决于本人自身的努力，而是受父母职业、学历和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上层白领为了将父母的学历和职业之类的资产从名义上洗掉，他们刻意的倾向于业绩主义，希望借此显示自己的地位乃源于自己的实力。从而使自己的地位依靠业绩主义得以正当化，并且使得努力主义看起来好像是“失败者的强词夺理”。
二、从开放社会到封闭社会的转化路径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之前，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中产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二战前阶层再生产现象比较显现，只要你拥有高学历，父母属于上层白领阶层，会比较容易得从事专业型和管理型工作。而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以后，则是需要在围绕学历竞争和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中经历漫长时间之后才逐渐被再生产出来，上层白领的再生产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第二，在这一阶段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下层蓝领即半熟练和非熟练蓝领出身者跨越了白领与蓝领之间的界限，到40岁时蓝领也有机会可以从事上层白领的职业。第三，学历—升迁的路径开放了，战后生活水平的提高拓宽了跻身上层白领层的主要道路。另外，战后另一种从上层蓝领或下层蓝领职业走向自雇职业上升路径也被打通了。总之，上层白领再生产的隐形化、白领/蓝领界限的破除、以及从蓝领雇佣职业上升至自雇佣职业这三点，构成了战后的阶层化社会即所谓“战后阶层化”日本的特征，也可以称为“战后型阶层—流动模式”。
从20世界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可能性的中产”开始走向消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显露出来。通过选拔实现的上层白领的再生产日益明显，除此之外的上升机会大幅度缩减。不仅如此，另一条从上层蓝领职业流动向自雇职业的上升路径也被阻塞，在升任上层白领这一主要路径的内部失去了开放性的同时，不做上层白领也能晋升这种路径形式自身的开放性也在逐渐丧失。特别是父母地位与本人地位的结合强度急剧增加。自80年代下半期开始，上层白领处于一种封闭化的状态，甚至称为“知识阶级”也不为过。这样就会使得上层白领的代际再生产有扩大收入及资产差距的效果，上层白领的继承性又几乎回到了战前的水平，再考虑到父亲的地位再生产对资产的影响，可以说总体的经济差距反而在加倍扩大。
上述两种不同的结果基于两种社会动力机制。一是开放的动力机制，成为开放动力的是战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贫困程度的降低。绝对富裕程度增长，教育费用的负担相对减轻，因缺钱而失去上学机会的孩子与战前相比有所减少，那些以往无法加入竞争行列的人们也得参与进来。结果，从外部流入上层白领职业的人数增多，从而提高了上层白领职业领域的开放性。二是封闭的动力机制，成为封闭力量的是上层白领这一职业自身强大的再生产能力，也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管理层的岗位减少，选拔制度趋于饱和，封闭的动力开始出现。 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团块代”成为了受日本社会转型影响的重要一代，他们是指二战后日本第一次“生育高峰期”当中出现的人，此处结合研究需要，指代日本1936-1955年出生的人口。这一代还是学生时，是否是白领出身所造成的差距的确缩小了，可当他们进入就业领域获得相应职业地位时候，确发生了上层白领层的封闭化。与这一代紧密相连的则是选拔制度的变化，选拔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更接近一种游戏，因为他们不是考虑冲破障碍后要去做什么，而是跨越本身成为目的。也就是说为了选拔而选拔，为了考试而考试。日本的选拔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或小论文，笔试相对公平，小论文和面试注重个性，只有那些与评判者个性、特点相近的人可以得高分，而这些人往往是大城市尤其是东京周围高学历家庭的孩子。笔试对上层白领的阶级化倾向具有牵制作用，重视个性的面试和小论文反而加速了上层白领层的阶级化。那些父母是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者，通过将自己文化存量向其下一代的转移，使其子女获得了高于其他阶层子女的文化资本，在考试特别是面试或主观考试中，具有较大优势。
对于“团块代”群体来说，上升路径缩减成单一的“学历—升迁”型，非上层白领出身者的社会提升机会大幅度减少。即使本人已经成为上层白领，也会因为父亲是否为上层白领而出现相当大的差距。“昭和初代”，上层白领出身者的平均收入为60万日元，“战中代”以前的三代也同样如此。“团块代”，上层白领出身者的平均年收入为1000万日元，而非上层白领出身者为812万日元，差别非常大。“战后式阶层—流动模式”塑造的和缓的连续体逐步出现断裂。阶层分化如果按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上层白领之外的人，甚至上层白领本身也会丧失对社会建制的信任。总之，日本正在经历从“只要努力就有办法”的社会到“努力了也没用”的社会，最终再到“没有努力意愿”的社会。当然，在上层蓝领阶层还是看到了新希望，尽管上层蓝领从事自雇佣职业的路径被堵塞。但是上层蓝领流入上层白领职业中的专业型工作的很多。上层蓝领出身者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转变意味深长，对于创造出“战后阶层化”社会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组合，它具有大幅度改组的可能性。
三、重建日本社会的未来出路与走向
面对经济停滞，既往社会架构分崩离析，许多人主张日本向美国式的产业社会和市场社会转变。其实，日本社会与美国社会不同，美国拥有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从全球网络了优秀的高智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又通过非法移民的形式输入及其廉价的劳动力。日本如果转向美国式的市场社会，还应该明确指出劳动力流动屏障问题。即使解除移民问题，只要日本未变成比美国更有吸引力的移民去处，就只能增加“没去成美国，所以才到日本”的人数而已。要实现美国式的市场社会，首先就有必要把日本的公用语变成英语，而且增加移民之后，对于围绕民族问题发生激烈纠纷还要做好充分准备，另外广泛的贫困层形成之后，犯罪也会频繁发生。日本中产阶级社会的再生处方只有从日本式产业社会当中寻找，不要美国化和西欧化，哪怕冒未知的风险，还是寻找出自己独特的路径更自在。循着这种思路，若要打破选拔型社会和产业社会的僵局，作为今后应该着手开展的课题和对策。
首先，让蓝领出身者跨越白领——蓝领界限，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一方面只选有能力的人承担专业型工作，哪怕少也无妨；另一方面，让公司或组织外面的人任职时，要有奏效机制。其次，导入了绩效工资，个人提供自己的技能，企业提供品牌这种信任机制，再通过两者结合所产生的效益加倍提高附加值。使公司和个人分享报酬，共担风险，模仿蓝领系统机制来创造白领系统机制，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其次，需要重组“公司人”。过去，上层管理型白领只了解公司内部世界的人，对公司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做决定瞻前顾后、不抢最先、不落最后，慎重无比的模仿别人，形成了“封闭的”公司人。现在需要积极提供机会让他们暂时离开公司，去参加志愿者等社会活动，或者在大学等机构接受继续教育，吸收了新的专业知识之后，可以转做专业型工作，这也是恰当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再次，增加阶层流动的路径，一方面是社会总体增加目标，即增加上升路径的种类与数量；另一方面是增加以个人为单位参与选拔挑战的机会。将专业型工作与管理型工作分开，创造出一种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特长的机制。决定选拔功能的大致框架的，理所当然是教育同社会的关系。引起精英空洞化现象的原因是学校外部的选拔路径日趋消亡，这个问题并非在教育改革内部就能解决。即使教育进行改革，现有的选拔制度存在，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失败者。要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只有停止选拔或再创造其他选拔路径
四、结语
个人的底线是公平，市场的底线是效率，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情况下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保证公平，某些条件下哪怕牺牲公平也要坚持效率。但是至少不能忘记其中到底牺牲了什么。近年来，“实力本为”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结果却常常止于空洞的口号。现实中学历就是实力的代理指标，许多人认为学历不能代表实力，但是难以找出比学历更好的代理指标，即使找到，它仍然是代理指标，难以代表真正的实力，因为实力的复杂性决定了，实力很难被真正的测量。不实际调查每个人的背景差异，就不清楚是否已经维护。而且，调查也是在人们通过选拔、竞争等各自得到财产和地位之后，也即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束之后的事。另外，机会平等也无法直接、及时的被看到。机会不平等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一个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社会，至少需要有监督机会不平等的机制，以及一旦确认不公平就可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机制。在同一代人里，当财产、地位分配之后发现不平等的情况下，安全网可以成为一种补偿。在连续几代人都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时候，安全网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种长期的机会不平等纠正起来成本过高，代价过大。总之，希望在一个社会里，任何人只要取得成果堪称成功，就都能挺起胸膛说“这是我自己的业绩”。出身差异如果影响到每个人的业绩，那就是不正当竞争，只不过是场表演赛罢了。真正的“业绩社会”，准确地说，就是感觉上更为公平的竞争社会，以及能够寻找到选择意义的选拔制度。
【参考文献】
[1]佐藤俊树.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M].王奕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三浦展.阶层是会遗传的[M].萧云菁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徐京波（1983.09-），男，汉族，山东平度，郑州市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校聘三级教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