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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密码”3：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勇于自我革新
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用他的笔忠实地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
在那里，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在那里，他看到，“他们有的那些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
在那里，他看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通过斯诺的笔，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充满活力、前景无限的政党。
其活力的来源就在于勇于自我革新和自我纠错。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尽管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但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
中国共产党已然形成了通过党的重要会议纠正错误的体制和机制，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及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困扰，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纲领、路线、战略、方针、政策。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具体方法是先精读马列著作和中央文件，然后对照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以达到改造思想和整顿三风的目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
整风学习先是在高级干部中普遍开展。毛泽东认为，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并加以克服，需要進行全党动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抗战以来发展了70多万新党员，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由于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42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收到了一封署名“罗李王”的群众来信，对报纸提出尖锐批评。来信指出：“把贵报各版读过之后，总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立论空泛，和我们建设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
这个时候的《解放日报》，“高大上”的国际新闻是主角。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闻，第二版国际版是西方各个通讯社的通讯电，第三版国内版以国民党区为主，而第四版下半部是文艺副刊。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边区版有一些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即便如《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也只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
当时，延安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初创的《解放日报》在语言文字上，文白夹杂，晦涩难懂，边区群众对一些内容诸如“赫尔国务卿政躬违和，迄今未愈，虽已消假视事……”等一些内容根本不知所云。
《解放日报》出现的这些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犯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毛病。这种情况在一些部门表现得也十分突出。文艺工作者搞起了所谓“正规化” “专门化”，大讲国外文艺理论;音乐会上，有人从头至尾唱“啊……”不看对象唱美声，好心的老乡疑是“打摆子”了，赶忙端来热姜汤;过去露天排戏，老乡边看边议论，帮助提高，此时关门排“大戏”，群众隔墙扔石头。延安老百姓还编了顺口溜批评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倾向：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害）不下”（方言，意思是什么也不懂），等等。
针对《解放日报》等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亲自推动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在改版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之后，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上下结合、领导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一整套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时任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习仲勋作了一份组织鉴定。鉴定写道：“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习仲勋关心群众，群众也深深地热爱着习仲勋。还是那份鉴定上写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正是当时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学习中共党史并作历史决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党内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在整风过程中总结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评价自己说：“决议（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勇于自我革新
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用他的笔忠实地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
在那里，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在那里，他看到，“他们有的那些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
在那里，他看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通过斯诺的笔，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充满活力、前景无限的政党。
其活力的来源就在于勇于自我革新和自我纠错。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尽管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但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
中国共产党已然形成了通过党的重要会议纠正错误的体制和机制，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及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困扰，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纲领、路线、战略、方针、政策。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具体方法是先精读马列著作和中央文件，然后对照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以达到改造思想和整顿三风的目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
整风学习先是在高级干部中普遍开展。毛泽东认为，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并加以克服，需要進行全党动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抗战以来发展了70多万新党员，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由于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42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收到了一封署名“罗李王”的群众来信，对报纸提出尖锐批评。来信指出：“把贵报各版读过之后，总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立论空泛，和我们建设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
这个时候的《解放日报》，“高大上”的国际新闻是主角。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闻，第二版国际版是西方各个通讯社的通讯电，第三版国内版以国民党区为主，而第四版下半部是文艺副刊。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边区版有一些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即便如《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也只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
当时，延安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初创的《解放日报》在语言文字上，文白夹杂，晦涩难懂，边区群众对一些内容诸如“赫尔国务卿政躬违和，迄今未愈，虽已消假视事……”等一些内容根本不知所云。
《解放日报》出现的这些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犯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毛病。这种情况在一些部门表现得也十分突出。文艺工作者搞起了所谓“正规化” “专门化”，大讲国外文艺理论;音乐会上，有人从头至尾唱“啊……”不看对象唱美声，好心的老乡疑是“打摆子”了，赶忙端来热姜汤;过去露天排戏，老乡边看边议论，帮助提高，此时关门排“大戏”，群众隔墙扔石头。延安老百姓还编了顺口溜批评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倾向：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害）不下”（方言，意思是什么也不懂），等等。
针对《解放日报》等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亲自推动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在改版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之后，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上下结合、领导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一整套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时任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习仲勋作了一份组织鉴定。鉴定写道：“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习仲勋关心群众，群众也深深地热爱着习仲勋。还是那份鉴定上写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正是当时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学习中共党史并作历史决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党内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在整风过程中总结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评价自己说：“决议（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