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我国从传统的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信访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但大信访的格局阻碍了法治进程，因而，2014年以来，中央主推信访改革，进行涉法涉诉信访分流，本文即旨在通过法治的路径选择谈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关键词 法治 信访改革 涉法涉诉信访
作者简介：石志亮，西北政法大学；文秋菊，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1-145-02
治国理政之方式本无分优劣，只在适应不同社会情势之需要，无论何种方式适合本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在笔者的认识里，国家在今天的重大意义在于追求国民的普遍幸福，要达于这种幸福状态，则须架构起优良的治理制度。人类社会的实践显示，法治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最好模式。法治国需要打造一个唯一的权威“法律”来定分止争，因而法治的路径选择对于当代有着重大的意义，信访改革也应贯彻法治思维，才能求得问题的真正解决。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
五四宪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中国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彭真在宪法制定后强调说：“我们过去办事依靠方针、政策、纲领，是完全对的，是适合实际情况的。目前，我们已经颁布了宪法，如再按过去那样办事就不够了。必须加强法制，完备我们的法律，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之后法制建设经历了波折，实际状态是盲法而治，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到八二宪法制定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后来提出“依法治国”，以“法治”取代“法制”，表明对国家治理方式的认识进入新阶段，在新的局面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呢？笔者认为以下两方面是最重要的：
（一）法治社会有且只有法律一个权威
人类社会的普遍特点在于争论的不断产生，需要有一个权威做出终局的裁决来予解决，这个权威由谁充当呢，正是这里需要探讨的。笔者认为政策不可靠，拍脑袋的决策更不可靠，管子言“无恒产则无恒心”，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人民就无所归依，社会就容易动荡。现代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圣人学者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树立个人的权威已不再现实。以前我们有个人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皇帝，圣人和政治领袖，皇帝始终被以为是圣明贤德的，所以皇帝作为最高权威可以对臣民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也无怨言。圣人则是思想的权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圣人的言论被奉为行为的准则，道德考量至善完人。而后是领袖，历经艰辛开创新社会，人人趋首逢迎。但是我们也感到，权威的光环在渐趋黯淡，社会公众不再像以前服从皇帝那样去服从领袖，开始有了自己不同的见解，独立的判断，权威的判断不再被认为绝对正确，社会渐趋多元化。那就需要一个非人的，固化的东西来充当权威，法律因而充当了这个角色。法治国所欲树立的权威是法律，法律一经产生就不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避免了个人所具有的反复不定和情感判断，为人们确立了明确的规则，争论虽仍继续，法律将予裁断，除此之外，没有权威，这才是真正的法治国所欲树立的。因此，在法治社会有且只有法律一个权威。法律权威的树立是个渐进漫长的进程，既需要国家加大推动力量，也在每个国民的努力添砖加瓦，我们需要信仰，尊重并遵守法律，才能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才能让法律起到纠纷终局裁决的作用。
（二）法治社会需要善良公民
法治的推进依赖于善良的公民，一个醇风美俗的社会才最符合于法的精神与本质特征，才有利于法的实施。醇风美俗下的的社会是美好社会，于东西方并无二致，都是国家安宁，人民勤劳，秩序良好，团结和睦的。在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打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否则单纯的颁布实施法律不但无益于法治建设，还使得法律庸俗化，不为民众遵守，权威的外衣永远也披不到法律之身，反倒有可能为魔鬼所获。而优良的社会环境正是赖于善良公民来维系。以前我们喜欢批评中国人是顺民，但顺民也有好的一面是便于治理，他们总是有着强大的忍耐力，能够承受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动，非到无法生存的地步，绝不愿诉诸暴力。虽然这样安顺的品质不一定与善良相称，但至少也有善良的一面，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善良的公民，执政者也渴求这样的公民，他们勤苦耐劳而便于治理。如果面对这样的公民还说是难于治理而不心怀感激，就是过于苛求的了。
法律享有权威，又培养起善良的国民，法治社会的基础构建好了，再去制定颁布法律，就能获得好的遵守，现在我们是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是很多条文徒具形式，难于落实，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法律没有能与国情相适应，不能真正落实，法律缺乏权威，法外利益太多，善良守法反倒受损，法律自然难得人心。笔者认为，国家现在的工作重点应是落实执行好现有法律，哪怕一部恶法，因为恶法是可以修正的而守法之心则难于造就。因此，我们需要的法治，更多应放在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善良守法的公民，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根基。
二、信访制度的发展与法治的冲突
关于信访，究其历史根源，笔者认为与古代的直诉制度类似，直诉跨越法定诉讼层级限制，直接向最高统治者反映民间意见，主要在伸张冤屈。《周礼·秋官·大司寇》有言：“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这一制度在以后各朝代得以继承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信访最初设想在于向新国家提建议意见，成为最高领导人获取民间意见的一种途径，实际运行的结果则与古代直诉制度类似，最高领导人通过过问具体案件的处理来体现对人民的重视与关爱，使得问题得到较快处理。尤其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拨乱反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迫害的干部急需平反，信访的意义与作用凸显。此后，信访制度不断强化，1995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并于2005年1月进行修订。信访办从最初来信来访反映意见建议的一个临时部门，逐渐成为各级政府机关的常设机构，信访的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大事务。这背离了最初的设想，信访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超出了其应当处理的范围，导致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信访不信法”，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发展进程，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而信访改革被提上日程。 三、信访改革
信访在国家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是一时的应急之策，但长期来说并不足治本。国家要走法治之路，信访改革就是必然的，尤其将涉法涉诉的事项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而信访则处理司法之外涉及行政事务的事项。2014年3月19日，两办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意见》主要有两个亮点：一是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各级信访部门不再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二是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意见》的发布大大推进了信访改革的进程，也是法治进程的重要一步，过去，大量的涉法涉诉类信访案件集中到信访部门，反复处理当事人仍不满意，继续上访，正常法律秩序受到冲击。慎子言“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立法之意义在于定分止争，但我们推行法治多年之后为何还是有很多分不能定，争不能止，而这本应是司法机关的份内之事，却通过信访渠道沉淀为政府的压力。说到底还是法律的权威性问题，改革之目的就在于通过维持司法裁决的终局效力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对信访案件的依法终结，处理非法上访，制止缠访闹访，有助于构建良善的公民社会。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构建起良善的公民社会，那么法治社会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信访改革服务于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正是启动这一改革的重要一步。
信访制度施行六十多年，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不能一竿子打死，全面否定其意义，国外如日本亦有类似的苦情制度，因而，改革的目标所达成的应当是在法治的路径下推进信访改革，让人民群众通过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让法律的权威树立，从而把案件终局的效力还给法律，这就摆脱了人治的随意性，也容易为个人所服从与接受。国情固然有制约的作用，但制度架构是必须的，世界的大势也是推行法治，毕竟法治在目前看来是适应这个时代的良好的社会治理方式。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打开了信访改革的大门，以司法程序解决司法案件，维护的是法治的原则与法律的权威。任何时期，任何情势下，我们都应认识到，改革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不得随意破法，维护良好的法治秩序乃是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周礼.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2]甘绍平.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http：//www.cnki.net.
[3]黄代银.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征.天中学刊.2000 ，15 （6）.
[4]吴超.信访制度六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3）.
[5]安秀伟.从日本苦情制度看我国的信访制度.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
关键词 法治 信访改革 涉法涉诉信访
作者简介：石志亮，西北政法大学；文秋菊，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1-145-02
治国理政之方式本无分优劣，只在适应不同社会情势之需要，无论何种方式适合本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在笔者的认识里，国家在今天的重大意义在于追求国民的普遍幸福，要达于这种幸福状态，则须架构起优良的治理制度。人类社会的实践显示，法治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最好模式。法治国需要打造一个唯一的权威“法律”来定分止争，因而法治的路径选择对于当代有着重大的意义，信访改革也应贯彻法治思维，才能求得问题的真正解决。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
五四宪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中国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彭真在宪法制定后强调说：“我们过去办事依靠方针、政策、纲领，是完全对的，是适合实际情况的。目前，我们已经颁布了宪法，如再按过去那样办事就不够了。必须加强法制，完备我们的法律，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之后法制建设经历了波折，实际状态是盲法而治，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到八二宪法制定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后来提出“依法治国”，以“法治”取代“法制”，表明对国家治理方式的认识进入新阶段，在新的局面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呢？笔者认为以下两方面是最重要的：
（一）法治社会有且只有法律一个权威
人类社会的普遍特点在于争论的不断产生，需要有一个权威做出终局的裁决来予解决，这个权威由谁充当呢，正是这里需要探讨的。笔者认为政策不可靠，拍脑袋的决策更不可靠，管子言“无恒产则无恒心”，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人民就无所归依，社会就容易动荡。现代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圣人学者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树立个人的权威已不再现实。以前我们有个人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皇帝，圣人和政治领袖，皇帝始终被以为是圣明贤德的，所以皇帝作为最高权威可以对臣民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也无怨言。圣人则是思想的权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圣人的言论被奉为行为的准则，道德考量至善完人。而后是领袖，历经艰辛开创新社会，人人趋首逢迎。但是我们也感到，权威的光环在渐趋黯淡，社会公众不再像以前服从皇帝那样去服从领袖，开始有了自己不同的见解，独立的判断，权威的判断不再被认为绝对正确，社会渐趋多元化。那就需要一个非人的，固化的东西来充当权威，法律因而充当了这个角色。法治国所欲树立的权威是法律，法律一经产生就不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避免了个人所具有的反复不定和情感判断，为人们确立了明确的规则，争论虽仍继续，法律将予裁断，除此之外，没有权威，这才是真正的法治国所欲树立的。因此，在法治社会有且只有法律一个权威。法律权威的树立是个渐进漫长的进程，既需要国家加大推动力量，也在每个国民的努力添砖加瓦，我们需要信仰，尊重并遵守法律，才能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才能让法律起到纠纷终局裁决的作用。
（二）法治社会需要善良公民
法治的推进依赖于善良的公民，一个醇风美俗的社会才最符合于法的精神与本质特征，才有利于法的实施。醇风美俗下的的社会是美好社会，于东西方并无二致，都是国家安宁，人民勤劳，秩序良好，团结和睦的。在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打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否则单纯的颁布实施法律不但无益于法治建设，还使得法律庸俗化，不为民众遵守，权威的外衣永远也披不到法律之身，反倒有可能为魔鬼所获。而优良的社会环境正是赖于善良公民来维系。以前我们喜欢批评中国人是顺民，但顺民也有好的一面是便于治理，他们总是有着强大的忍耐力，能够承受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动，非到无法生存的地步，绝不愿诉诸暴力。虽然这样安顺的品质不一定与善良相称，但至少也有善良的一面，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善良的公民，执政者也渴求这样的公民，他们勤苦耐劳而便于治理。如果面对这样的公民还说是难于治理而不心怀感激，就是过于苛求的了。
法律享有权威，又培养起善良的国民，法治社会的基础构建好了，再去制定颁布法律，就能获得好的遵守，现在我们是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是很多条文徒具形式，难于落实，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法律没有能与国情相适应，不能真正落实，法律缺乏权威，法外利益太多，善良守法反倒受损，法律自然难得人心。笔者认为，国家现在的工作重点应是落实执行好现有法律，哪怕一部恶法，因为恶法是可以修正的而守法之心则难于造就。因此，我们需要的法治，更多应放在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善良守法的公民，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根基。
二、信访制度的发展与法治的冲突
关于信访，究其历史根源，笔者认为与古代的直诉制度类似，直诉跨越法定诉讼层级限制，直接向最高统治者反映民间意见，主要在伸张冤屈。《周礼·秋官·大司寇》有言：“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这一制度在以后各朝代得以继承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信访最初设想在于向新国家提建议意见，成为最高领导人获取民间意见的一种途径，实际运行的结果则与古代直诉制度类似，最高领导人通过过问具体案件的处理来体现对人民的重视与关爱，使得问题得到较快处理。尤其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拨乱反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迫害的干部急需平反，信访的意义与作用凸显。此后，信访制度不断强化，1995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并于2005年1月进行修订。信访办从最初来信来访反映意见建议的一个临时部门，逐渐成为各级政府机关的常设机构，信访的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大事务。这背离了最初的设想，信访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超出了其应当处理的范围，导致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信访不信法”，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发展进程，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而信访改革被提上日程。 三、信访改革
信访在国家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是一时的应急之策，但长期来说并不足治本。国家要走法治之路，信访改革就是必然的，尤其将涉法涉诉的事项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而信访则处理司法之外涉及行政事务的事项。2014年3月19日，两办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意见》主要有两个亮点：一是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各级信访部门不再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二是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意见》的发布大大推进了信访改革的进程，也是法治进程的重要一步，过去，大量的涉法涉诉类信访案件集中到信访部门，反复处理当事人仍不满意，继续上访，正常法律秩序受到冲击。慎子言“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立法之意义在于定分止争，但我们推行法治多年之后为何还是有很多分不能定，争不能止，而这本应是司法机关的份内之事，却通过信访渠道沉淀为政府的压力。说到底还是法律的权威性问题，改革之目的就在于通过维持司法裁决的终局效力来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对信访案件的依法终结，处理非法上访，制止缠访闹访，有助于构建良善的公民社会。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构建起良善的公民社会，那么法治社会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信访改革服务于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正是启动这一改革的重要一步。
信访制度施行六十多年，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不能一竿子打死，全面否定其意义，国外如日本亦有类似的苦情制度，因而，改革的目标所达成的应当是在法治的路径下推进信访改革，让人民群众通过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让法律的权威树立，从而把案件终局的效力还给法律，这就摆脱了人治的随意性，也容易为个人所服从与接受。国情固然有制约的作用，但制度架构是必须的，世界的大势也是推行法治，毕竟法治在目前看来是适应这个时代的良好的社会治理方式。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打开了信访改革的大门，以司法程序解决司法案件，维护的是法治的原则与法律的权威。任何时期，任何情势下，我们都应认识到，改革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不得随意破法，维护良好的法治秩序乃是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周礼.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2]甘绍平.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http：//www.cnki.net.
[3]黄代银.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征.天中学刊.2000 ，15 （6）.
[4]吴超.信访制度六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3）.
[5]安秀伟.从日本苦情制度看我国的信访制度.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