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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多流”演化特征是:结构更趋复杂、经济规模更大、交流更加频繁、目标维度更多。因此,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和谐发展,有赖于“多维”价值之间的平衡和在运转过程中的“多流”协同。本文就是基于“多维”价值和“多流”协同的思想而展开分析的。
[关键词]区域系统;演化特征;多维价值;多流协同
[中图分类号]F2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19-0014-04
1 引 言
在城市与区域系统向更复杂的结构演化过程中,要求规模化经济、高频率交流,并实现多维度目标。其中:规模化经济在土地资源的约束下,被迫向立体化发展,同时迫使实体的综合运输网络、虚实结合的IT网络、现代物流网络、商贸流通网络等更加庞大与复杂,因此要求管理、组织等也更复杂;高频率交流则要求各种资源在城际、区际之间或内部不断扩大流量、提高流速和缩短流时,同时追求更有价值的流动;而要求体现多个维度上的价值目标,则不同于以往只注重经济价值一个维度。
在城市与区域系统演化的同时,伴随的问题是:各种优质资源向资本或资源积累处于优势的区域,即发达区域加速聚集。这对处在发展中的城市或区域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各种优质资源从生态、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多个价值维度进行显化的或隐形的、渗透性的转移(不同以往单纯实物性资源的武装掠夺和资本控制性掠夺)。与此同时,不同价值维度上的冲突也更多、更复杂。
这意味着:需要认识区域系统的真正价值;需要更科学的方法去控制区际之间或区域内的流量、流速、流时和流效。目前对区域及其演化的研究主要在比较静态研究和经济研究的层面上。本文主要是基于多维价值目标和协同学的思想去研究区域系统及其演化中的问题。
2 城市与区域系统未来所面临的环境
全球的发展一直被经济“波动”所困惑。人口结构、制度变迁、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投入产出、资本流动、产品价格、资源利用、货币流量、汇率利率、技术进步、供求行为、增长路径等都被作为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参量,而且每个参量的改变,都会对经济系统带来某种效应。在一个区域系统中,只是当某些参量产生的“集合效应”或“组效应”相互抑制或实现均衡时,经济波动的波峰或波谷才恰好被“滤掉”或“熨平”。但是直到今天,全球经济的波动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还在加剧经济波动。此时,城市与区域系统演化所面临的环境:
2.1 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后,城市与区域系统的不稳定性来自两种效应
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作用下,越来越显示出两类效应:
一是各个区域、各种经济体要求区域经济活动本身在不断分层的同时,要求各种资源的流动更敏捷、更有效率和效益;要求各类技术的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并导致相关产业的聚集规模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响城市与区域系统演化的要素受到更多维度的影响,各类资源按照其各自的水平等级,向全球为数不多的“极化区”聚集,其中最高端的经济活动向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并形成了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多元”结构。但这种“多元”结构具有动态的“非稳定性”。而这种“非稳定性”来自“垄断性的聚集”。它所产生的效应是一种“垄断性极化效应”。
二是在各种资源的正常流动过程中,一个区域内的最活跃的流转中心,不断对优质资源产生“掠夺性”的吸引,它同时会使区域的其他部分产生更多“裂变式”的波动。对全球而言,表现为资源“聚散”(聚集与扩散)的失衡。这可以看做是一种“非均衡聚散效应”。目前,全球的各种资源流转,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均衡聚散”的状态中。因此,对优质资源“无控制”地掠夺或吸引,加剧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2.2 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维度受到新的约束,系统特征发生重要的质变
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早期的200年中,城市与区域的发展主要受到自组织区域的约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环境恶化、人口激增、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枯竭等新的约束凸显,再加上人类社会需求的不断分层,使得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受到了至少三个维度的约束,即:经济、生态与社会方面的约束。随之而来的是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评价,也从经济价值一个“维度”向多个“维度”转变。
另外,由于城市与区域系统不断向更复杂的结构演化,描述系统特征的一系列指标也就随之发生重要的质变。例如:当代要评价一个区域系统,不再仅看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看整个区域的生态多样性(繁荣)、发展持续性(循环)、社会和谐性等。
基于上述分析与判断,在系统环境发生变化下、在各种资源高速流动的状态下,要调整和控制一个城市或区域系统的结构演化、发展速度以及波动程度等,需要在新的价值评价体系下,选择更科学的控制方法,调控更多的参量,并协调不同参量(或资源要素)共同发挥作用。
3 主要理论基础、假设与新观点
本研究是以系统科学、价值哲学为基础,以协同的基本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提出新的系统评价模式和实现区域和谐的基本假设。并以此开展实证研究。
3.1 城市与区域系统的评价模型
基本假设:城市与区域系统是一个由三维价值构建的空间。其三个维度分别是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如图1所示)。在这个三维价值空间中,每两个价值维度构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即:生物存在系统、人类社会系统和人与自然的系统。
逻辑推理:在每两个价值维度构成的子系统中,生物存在系统实现稀缺与繁荣之间的转换,即完成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转换;人与自然系统追求和谐性,即生态与人文共同追求的价值;人类社会系统追求有用性。如图2(A)、(B)所示:
3.2 城市与区域系统实现和谐演化的基本假设
根据前面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基本分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城市和区域系统,表现为服务流(金融流、信息流、供应流、载体流)与需求流(客流、货流)之间的协同。从“流”的视角考察,引起城市和区域系统波动的原因,是某一性质的“流”遇到瓶颈,从而使其与其他应该匹配的“流”不一致。
因此,城市与区域系统实现和谐的基本假设就是:系统内的“多流”实现协同。基于这样的假设,就可以用完全动态的方法,而不是时间断面状态比较分析法,来分析系统的波动问题。
4 中国及其区域发展所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国,在有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下、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增长,民族、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但在这样的系统演化中有四类新问题值得关注:
4.1 行政区域分治与市场统一配置资源的矛盾,在资源流速加快、流量加大的阶段,越来越突出,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约束之一
中国的行政区域,从横向看一直沿袭行政区域分治;从纵向看有5级行政层级,它使决策信息、执行信息以及突发信息等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变形、失真和滞留时间延长等问题。在流量流速比较低的时代,上述矛盾并不突出。但在今天,不同行政区域的资源不能以更高层次的、更适合的范围为基础,实现有效配置与协调。又反过来影响了各种资源的流量、流速。不同行政区域的“同质化”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是这一体制的积累性结果。它导致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下降。
4.2 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是通过一系列的“牺牲”,并以此为基础铺垫,而且付出了比较高昂的生态代价和经济代价
一是五级政府在拉动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这样的格局在长期运行中,已经导致资源使用效率的“累积性”下降或递减;
二是单一经济指标和粗放的评价体系,使土地利用、大宗资源(包括能源)被快速粗放式开发、甚至是掠夺性开发(如伴随着环境破坏),并导致初级产品的产量高而效益低;
三是过分依靠用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路径,使国民资本的积累速度比较慢、财富增长效率比较低,并导致企业的技术升级、产品转型周期比较长,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对薄弱;
四是区域之间的辐射渠道,尤其是现代物流、商贸和服务网络的建设明显不足,“极化”区的扩散效应比较弱,并最终使“极化”区的资源利用效率下降,还扩大了与周边区域之间多维度、多层面的差异。
4.3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非均衡聚散效应”比世界其他经济体更明显。因此,经济波动幅度被放大的风险要更多一些
前面提到“非均衡聚散效应”将导致“聚散”不平衡。其实际影响:会使区域内的“流量、流向、流速”产生不平衡。这种“非均衡聚散效应”在尚不完善的城市与区域系统中,会由于某些参量无约束(或少约束)条件而使某些流量急剧加大、流速迅速加快。这些都是诱发区域经济的波动因素。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对封闭,自然资源(包括能源、工业原料、交通区位等)禀赋占有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一些。但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区域系统功能水准的提升,原有的区域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有些约束一直没有破除,形成瓶颈;反之有些约束始终没有完善,使“多流”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协同。因此系统的风险更多一些。
4.4 经济一体化使全球的优质资源向强势的区域聚集,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加快了这种聚集。但这使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综合竞争差距越来越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蜂拥而至之时,每一个行政区域都在竭尽全力追求本区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效果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区域并不理想。最优质的资源依然向最强势的区域聚集。这种聚集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或者说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强。这主要是这些优质资源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叠加作用下,实现“定向性”地聚集,并把“马太效应”与“牛鞭效应”进行了“裂变式”的放大。这样就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价值差距,甚至带来经济、生态、文化、社会发展等多维度的不平衡。这对一个国家或区域要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有利。
5 城市与区域系统发展所需要的对策
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定性回顾:技术与政策参量既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性的经济波动,并导致各种资源的“非均衡”的聚集。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新的视角去研究分析,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具有一定的价值。
5.1 研究与设计动态的、“多维”价值的、突出集约特征的评价体系
一个评价体系对区域发展具有非常明确的导向性作用,而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应该由一组能充分准确反映系统的动态特征的、相互之间存在严谨逻辑关系的(量化)指标。因此,在一个区域面临新的环境、发现新的问题时,需要有针对性地研究与设计评价体系。
基于前面的分析,对城市和区域系统的评价体系,要体现区域的生态、经济与人文等“多维”价值,要突出体现资源被集约利用的动态特征。例如:“低碳”区域系统的评价体系。
5.2 设计与建造高效的、“多流”协同的、突出快速流转的运行体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大环境下,在现代信息、物流和标准化技术支撑下,只有设计与建造高效的、快速流转的、并能实现服务流(包括信息流、金融流、供应流、载体流)、需求流(货流与客流)等“多流”的有效协同,才能使一个区域驶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快速轨道。
“多流”的有效协同,既是不同技术之间的标准化衔接而获得高效率的解决方案,也是技术与管理之间的协调,更是不同管理方法之间的有机组合。其目的:既要解决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流”能有效协同,也要使同质“流”按能级、量、层次等更优的效率模式运行。因此,支撑未来区域健康运行的,应该是多层次的、网络化的“多流”协同体系。
5.3 建造与推动和谐的、“多力”组合的、突出人文特色的区域结构
和谐社会的内涵应该是含有“多维”价值的、适合“多流”协同的和谐,并能通过区域吸引力、辐射力、凝聚力、亲和力以及排斥力等“多力”的组合来体现综合竞争实力的社会。
一个城市和区域系统的“多力”组合,最根本是要体现有特色的区域吸引力、辐射力、凝聚力、亲和力以及排斥力等。而这种特色的核心就应该是一个区域的人文特色。当一个区域的人文特色在和谐社会这个目标的牵引下,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有特色的“和谐人文”区域。
6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用“多维”价值评价区域系统,以区域的“多流”协同分析经济波动问题。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很不成熟,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顾培亮.系统分析与协调[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2]王侃,汪波,王元天.试析三维价值理论体系的构建(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三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23-131.
[收稿日期] 2009-03-18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专项基金项目(2006ZH91)
[作者简介] 王侃(1959—),男,天津人,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物流;汪波(1949—),男,天津人,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关键词]区域系统;演化特征;多维价值;多流协同
[中图分类号]F2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19-0014-04
1 引 言
在城市与区域系统向更复杂的结构演化过程中,要求规模化经济、高频率交流,并实现多维度目标。其中:规模化经济在土地资源的约束下,被迫向立体化发展,同时迫使实体的综合运输网络、虚实结合的IT网络、现代物流网络、商贸流通网络等更加庞大与复杂,因此要求管理、组织等也更复杂;高频率交流则要求各种资源在城际、区际之间或内部不断扩大流量、提高流速和缩短流时,同时追求更有价值的流动;而要求体现多个维度上的价值目标,则不同于以往只注重经济价值一个维度。
在城市与区域系统演化的同时,伴随的问题是:各种优质资源向资本或资源积累处于优势的区域,即发达区域加速聚集。这对处在发展中的城市或区域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各种优质资源从生态、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多个价值维度进行显化的或隐形的、渗透性的转移(不同以往单纯实物性资源的武装掠夺和资本控制性掠夺)。与此同时,不同价值维度上的冲突也更多、更复杂。
这意味着:需要认识区域系统的真正价值;需要更科学的方法去控制区际之间或区域内的流量、流速、流时和流效。目前对区域及其演化的研究主要在比较静态研究和经济研究的层面上。本文主要是基于多维价值目标和协同学的思想去研究区域系统及其演化中的问题。
2 城市与区域系统未来所面临的环境
全球的发展一直被经济“波动”所困惑。人口结构、制度变迁、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投入产出、资本流动、产品价格、资源利用、货币流量、汇率利率、技术进步、供求行为、增长路径等都被作为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参量,而且每个参量的改变,都会对经济系统带来某种效应。在一个区域系统中,只是当某些参量产生的“集合效应”或“组效应”相互抑制或实现均衡时,经济波动的波峰或波谷才恰好被“滤掉”或“熨平”。但是直到今天,全球经济的波动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还在加剧经济波动。此时,城市与区域系统演化所面临的环境:
2.1 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后,城市与区域系统的不稳定性来自两种效应
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作用下,越来越显示出两类效应:
一是各个区域、各种经济体要求区域经济活动本身在不断分层的同时,要求各种资源的流动更敏捷、更有效率和效益;要求各类技术的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并导致相关产业的聚集规模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响城市与区域系统演化的要素受到更多维度的影响,各类资源按照其各自的水平等级,向全球为数不多的“极化区”聚集,其中最高端的经济活动向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并形成了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多元”结构。但这种“多元”结构具有动态的“非稳定性”。而这种“非稳定性”来自“垄断性的聚集”。它所产生的效应是一种“垄断性极化效应”。
二是在各种资源的正常流动过程中,一个区域内的最活跃的流转中心,不断对优质资源产生“掠夺性”的吸引,它同时会使区域的其他部分产生更多“裂变式”的波动。对全球而言,表现为资源“聚散”(聚集与扩散)的失衡。这可以看做是一种“非均衡聚散效应”。目前,全球的各种资源流转,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均衡聚散”的状态中。因此,对优质资源“无控制”地掠夺或吸引,加剧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2.2 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维度受到新的约束,系统特征发生重要的质变
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早期的200年中,城市与区域的发展主要受到自组织区域的约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环境恶化、人口激增、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枯竭等新的约束凸显,再加上人类社会需求的不断分层,使得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受到了至少三个维度的约束,即:经济、生态与社会方面的约束。随之而来的是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评价,也从经济价值一个“维度”向多个“维度”转变。
另外,由于城市与区域系统不断向更复杂的结构演化,描述系统特征的一系列指标也就随之发生重要的质变。例如:当代要评价一个区域系统,不再仅看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看整个区域的生态多样性(繁荣)、发展持续性(循环)、社会和谐性等。
基于上述分析与判断,在系统环境发生变化下、在各种资源高速流动的状态下,要调整和控制一个城市或区域系统的结构演化、发展速度以及波动程度等,需要在新的价值评价体系下,选择更科学的控制方法,调控更多的参量,并协调不同参量(或资源要素)共同发挥作用。
3 主要理论基础、假设与新观点
本研究是以系统科学、价值哲学为基础,以协同的基本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提出新的系统评价模式和实现区域和谐的基本假设。并以此开展实证研究。
3.1 城市与区域系统的评价模型
基本假设:城市与区域系统是一个由三维价值构建的空间。其三个维度分别是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如图1所示)。在这个三维价值空间中,每两个价值维度构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即:生物存在系统、人类社会系统和人与自然的系统。
逻辑推理:在每两个价值维度构成的子系统中,生物存在系统实现稀缺与繁荣之间的转换,即完成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转换;人与自然系统追求和谐性,即生态与人文共同追求的价值;人类社会系统追求有用性。如图2(A)、(B)所示:
3.2 城市与区域系统实现和谐演化的基本假设
根据前面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基本分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城市和区域系统,表现为服务流(金融流、信息流、供应流、载体流)与需求流(客流、货流)之间的协同。从“流”的视角考察,引起城市和区域系统波动的原因,是某一性质的“流”遇到瓶颈,从而使其与其他应该匹配的“流”不一致。
因此,城市与区域系统实现和谐的基本假设就是:系统内的“多流”实现协同。基于这样的假设,就可以用完全动态的方法,而不是时间断面状态比较分析法,来分析系统的波动问题。
4 中国及其区域发展所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国,在有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下、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增长,民族、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但在这样的系统演化中有四类新问题值得关注:
4.1 行政区域分治与市场统一配置资源的矛盾,在资源流速加快、流量加大的阶段,越来越突出,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约束之一
中国的行政区域,从横向看一直沿袭行政区域分治;从纵向看有5级行政层级,它使决策信息、执行信息以及突发信息等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变形、失真和滞留时间延长等问题。在流量流速比较低的时代,上述矛盾并不突出。但在今天,不同行政区域的资源不能以更高层次的、更适合的范围为基础,实现有效配置与协调。又反过来影响了各种资源的流量、流速。不同行政区域的“同质化”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是这一体制的积累性结果。它导致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下降。
4.2 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是通过一系列的“牺牲”,并以此为基础铺垫,而且付出了比较高昂的生态代价和经济代价
一是五级政府在拉动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这样的格局在长期运行中,已经导致资源使用效率的“累积性”下降或递减;
二是单一经济指标和粗放的评价体系,使土地利用、大宗资源(包括能源)被快速粗放式开发、甚至是掠夺性开发(如伴随着环境破坏),并导致初级产品的产量高而效益低;
三是过分依靠用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路径,使国民资本的积累速度比较慢、财富增长效率比较低,并导致企业的技术升级、产品转型周期比较长,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对薄弱;
四是区域之间的辐射渠道,尤其是现代物流、商贸和服务网络的建设明显不足,“极化”区的扩散效应比较弱,并最终使“极化”区的资源利用效率下降,还扩大了与周边区域之间多维度、多层面的差异。
4.3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非均衡聚散效应”比世界其他经济体更明显。因此,经济波动幅度被放大的风险要更多一些
前面提到“非均衡聚散效应”将导致“聚散”不平衡。其实际影响:会使区域内的“流量、流向、流速”产生不平衡。这种“非均衡聚散效应”在尚不完善的城市与区域系统中,会由于某些参量无约束(或少约束)条件而使某些流量急剧加大、流速迅速加快。这些都是诱发区域经济的波动因素。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对封闭,自然资源(包括能源、工业原料、交通区位等)禀赋占有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一些。但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区域系统功能水准的提升,原有的区域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有些约束一直没有破除,形成瓶颈;反之有些约束始终没有完善,使“多流”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协同。因此系统的风险更多一些。
4.4 经济一体化使全球的优质资源向强势的区域聚集,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加快了这种聚集。但这使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综合竞争差距越来越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蜂拥而至之时,每一个行政区域都在竭尽全力追求本区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效果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区域并不理想。最优质的资源依然向最强势的区域聚集。这种聚集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或者说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强。这主要是这些优质资源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叠加作用下,实现“定向性”地聚集,并把“马太效应”与“牛鞭效应”进行了“裂变式”的放大。这样就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价值差距,甚至带来经济、生态、文化、社会发展等多维度的不平衡。这对一个国家或区域要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有利。
5 城市与区域系统发展所需要的对策
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定性回顾:技术与政策参量既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性的经济波动,并导致各种资源的“非均衡”的聚集。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新的视角去研究分析,对城市与区域系统的演化具有一定的价值。
5.1 研究与设计动态的、“多维”价值的、突出集约特征的评价体系
一个评价体系对区域发展具有非常明确的导向性作用,而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应该由一组能充分准确反映系统的动态特征的、相互之间存在严谨逻辑关系的(量化)指标。因此,在一个区域面临新的环境、发现新的问题时,需要有针对性地研究与设计评价体系。
基于前面的分析,对城市和区域系统的评价体系,要体现区域的生态、经济与人文等“多维”价值,要突出体现资源被集约利用的动态特征。例如:“低碳”区域系统的评价体系。
5.2 设计与建造高效的、“多流”协同的、突出快速流转的运行体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大环境下,在现代信息、物流和标准化技术支撑下,只有设计与建造高效的、快速流转的、并能实现服务流(包括信息流、金融流、供应流、载体流)、需求流(货流与客流)等“多流”的有效协同,才能使一个区域驶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快速轨道。
“多流”的有效协同,既是不同技术之间的标准化衔接而获得高效率的解决方案,也是技术与管理之间的协调,更是不同管理方法之间的有机组合。其目的:既要解决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流”能有效协同,也要使同质“流”按能级、量、层次等更优的效率模式运行。因此,支撑未来区域健康运行的,应该是多层次的、网络化的“多流”协同体系。
5.3 建造与推动和谐的、“多力”组合的、突出人文特色的区域结构
和谐社会的内涵应该是含有“多维”价值的、适合“多流”协同的和谐,并能通过区域吸引力、辐射力、凝聚力、亲和力以及排斥力等“多力”的组合来体现综合竞争实力的社会。
一个城市和区域系统的“多力”组合,最根本是要体现有特色的区域吸引力、辐射力、凝聚力、亲和力以及排斥力等。而这种特色的核心就应该是一个区域的人文特色。当一个区域的人文特色在和谐社会这个目标的牵引下,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有特色的“和谐人文”区域。
6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用“多维”价值评价区域系统,以区域的“多流”协同分析经济波动问题。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很不成熟,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顾培亮.系统分析与协调[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2]王侃,汪波,王元天.试析三维价值理论体系的构建(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三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23-131.
[收稿日期] 2009-03-18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专项基金项目(2006ZH91)
[作者简介] 王侃(1959—),男,天津人,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物流;汪波(1949—),男,天津人,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