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相互交织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其共同点是对美国责任的理解与承担。但卡根认为，特朗普走得更远，他并不会“重返”传说中的美国孤立主义。特朗普鼓吹的是一种国家唯我主义的回归：除了维护狭隘得多的美国利益之外，不愿参与更多国际事务。
　　作为新保守主义派代表人物和外交政策理论家，卡根绝对有底气与资格对特朗普做出这样的批评。在数年前出版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中，卡根就呼吁美国应该重新树立对国际事务的自信，并和民主国家盟友团结一致，继续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而不能像历史上那些衰落的强权一样任凭自己主导的价值、规则和秩序崩潰与消亡。
　　“衰落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命运”，正如“二战”以来的“美国秩序”并非国际社会自然演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胜利者强权支持的结果。卡根提出，世界秩序领导者与规范者的地位虽然是负担，却也是资本，能让美国从它亲手打造和维持的和平稳定、自由繁荣的世界秩序中获得回报。与此相对，卡根认为脱离美国领导的多极化世界并不会是理想中多个强国和平共处的世界，而将是充满冲突、竞争、张力的复杂世界。
　　卡根深信并强调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外向性。他在《危险的国家》中回顾与追溯了美国从早期殖民地时期清教活动开始，到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野心勃勃、侵略成性”的对外扩张，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传统是理想主义与干涉主义，是单枪匹马挑战旧世界秩序，而不是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
　　美国人对自身领土扩张主义的认知，往往建立在错误的自我形象之上：“天生是内向型的、超然物外的，只是偶尔地、间断地冒险涉足世界事务”，“被动、漠不关心和与世隔绝”。以至于“意识不到他们的扩张主义倾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战略的和文化的——碰撞和侵扰了其他族群和文化”。1630年春天，牧师约翰·温索普在驶向美洲大陆的“阿贝拉”号船上对1000多名英国清教徒发表演讲：“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瞩目。”不少研究者认为，这种“孤立的、被动的，也是克制的”宣示，以及华盛顿的“告别演讲”以至于著名的门罗主义，都展现出早期美国人的目标是置身于腐败的旧世界之外，反对承担外部义务，建立和建设一个堪为全世界典范并效法的“山巅之城”。
　　但在卡根看来，这种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社会式的形象只会给美国对外政策传统带来误读。因为“清教徒移民不是从欧洲撤退——这是一个迂回的进攻”。在移民中不断产生的自由意识、独立观念以及对土地的强烈占有欲，稀释和瓦解了教义中的服从和自我控制的观念。“积极的扩张主义和贪婪的物质主义，以及一种促进两者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支柱性文明思想体系”，让美国社会变得日益世俗化和现代化。贪婪利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精神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石，“它一点也不神圣，一点也不和平”。
　　根据卡根的分析，许多美国人习惯于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国际贸易是一个物质问题，也是一个道义问题”，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确信商业是“人的自然权利和责任之一”，像安德斯·斯蒂芬森那样接受美国的使命是一种“神圣-世俗的二元计划”，认为美国能够从政治、经济和精神上传播“文明的福音”，而且笃信“美国的原则是普世适用的、普世获益的，并且是普世向往的”。
　　18世纪末，西班牙驻法国大使认为，“不出几年，我们将内心不安地注视着这个专横的巨人的存在”。这个专横的巨人一手握着理想主义的桂枝，另一只手抓着现实主义的大棒，并且灵活使用两种话语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又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用卡根的话来说，早期美国人曾使用教化和武力两种手段，强加给印第安人一整套关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认识”的价值观。“两个世纪后，这种强制接受的方式被冠以‘全球化’的名字”。卡根为之遗憾的，或许只是“美国式市场经济几乎席卷整个世界的过程”风光不再。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