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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堂，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经历了刘三姐的艺术形式的变迁。他是剧本《刘三姐》的执笔人之一。就算年岁已高，直至最近离开我们前，他依然为刘三姐的事业操劳不已。几年前，我在对老人的采访中，更是见证了老人对“刘三姐”的痴迷热爱。
我们的内心，装满了自豪
那段时间，因为采访刘三姐，我时常走在广西文化大院和广西文联的院子里。就在院子里的某些院落里，我想，这里曾经住有一个个曾经扮演过《刘三姐》剧中的角色。刘三姐、阿牛哥、媒婆、秀才……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时光的流逝中栩栩如生。
彩调剧、歌舞剧……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形式，院子里的老人依稀记得当年演出的盛况。唱、念、做、打……随着记忆的衰退，当年的每个动作有的清晰，有的模糊。但，有些东西不能忘记，那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
这些符号只要出现，就会刻进人的灵魂和骨髓里，融入到血脉中。当时在给包玉堂老人拍照时，我请他为采访写几个字，老人想都没想，拿起笔写下“歌仙刘三姐”五个字。老人写得很吃力，字迹甚至变形和扭曲。那一瞬间，我立刻想到：老人在没有电脑和他人的帮助下，是怎样用笔，一笔一划写下几十甚至百万字的《歌仙刘三姐》剧本的？
答案也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而年轻一代人正在用行动给出另一种答案。赵羽说，他是真心喜欢刘三姐的音乐。真心喜欢就好，这就是行动的动力吧。
再次走过我采访过的那些充满了刘三姐气息的大院，我不由自主地对里面深情注视。因为，我知道，除了我记录的几代人中的几位，还有更多的人，他们还正在为刘三姐这个广西的文化符号默默做出自己的奉献。他们没有声张，他们的内心，装满了自豪与骄傲。
正如关注刘三姐现象的专家陈仲良所说，刘三姐是民族文化的符号，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唱起刘三姐的歌，我们的内心，装满了自豪。
痴迷读书郎，失足掉到桥下
包玉堂出生于罗城，他的童年是在山歌的熏陶中度过的。如果山歌也可以算作诗的话，他的母亲就是他学习诗歌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包玉堂的童年并没有电脑游戏、肯德基，更别说钢琴声，有的是艰辛劳作的记录：喂猪、放牛、带弟妹……好不容易熬到11岁，他才开始正式读书。
劳作之余，包玉堂最爱听大人们唱山歌。罗城是传说中刘三姐的家乡，自古人们爱唱山歌，逢年过节，或者有大事，男女老少都会汇聚一堂唱上几曲。年轻人精力充沛，甚至约会山野，你唱我和，通宵达旦，好不热闹。山歌中有民族历史的长歌，有乡情民俗的散歌，有比才斗智的盘歌，有爱意绵绵的情歌……包玉堂的童年就在民歌的熏陶中长大。他和伙伴经常围着炉火边，或者跑到山坡上，听大人们唱歌。七彩的人生方能写出七彩的诗句。包玉堂可以说正是吸吮了民歌的乳汁，才成长为一代巨匠。
包玉堂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每月的工资不过几元钱，他的工资几乎全拿来买书。因此，吃酱油饭、盐巴捞饭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一年到头，他也舍不得买件像样的衣服。他爱书爱到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曾失足掉到桥下……就这样，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不管作品是否难读，包玉堂都把他们的诗作一一“啃”了下来。
结缘“刘三姐”，成为六位执笔者之一
1959年1月，广西柳州决定创作一批戏剧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目。当年2月，彩调剧《刘三姐》第一方案出炉。4月，这一方案参加广西国庆献礼剧目汇报演出，好评如潮。为进一步提高该剧质量，于1959年5月15日成立了《刘三姐》剧本整理小组，后定名为“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创作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乡采风，其中一路到了宜山、罗城，小分队还专程找到正在宜山师范专科学校进修的包玉堂了解情况。包玉堂的家乡就在传说中刘三姐的故乡———罗城，他对刘三姐的传说和故事非常熟悉。1957年，包玉堂还在传说中刘三姐出生地罗城县四把乡的下里中心小学当过校长。传说中刘三姐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蓝靛村就在小学对面几百米处，每天晚饭后和周末，包玉堂都到那里走走。
1960年2月，广西有关方面决定，4月举行全区《刘三姐》文艺演出。在此期间，包玉堂被抽到柳州地委宣传部搜集民歌故事，同时参加有关《刘三姐》剧本修改的讨论。包玉堂还发表文章就如何把《刘三姐》修改得更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就在这时，柳州市委宣传部决定抽调包玉堂参加彩调剧《刘三姐》的集体创作。从此，包玉堂就成为该剧六位执笔者之一。他长期跟创作组的其他成员与《刘三姐》演出团泡在一起，到南宁、广州等地边演出，边修改剧本。
包玉堂在和创作组曾昭文、龚邦榕、邓凡平、牛秀、黄勇刹共同进行《刘三姐》剧本创作实践的一千多个日子里，他从其他五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团队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的帮助也让年轻的包玉堂在思想水平和艺术素养上获得不断提升。其间，包玉堂曾作为广西少数民族观礼团成员之一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还到天津、胜利油田等地参观访问。1960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同年他又出席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扩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尽管光环绕身，但包玉堂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坐着《刘三姐》的末班车，托《刘三姐》的福才有这些机遇的”。
再写“刘三姐”，弥补此前空白
岁月荏苒，就算到了晚年，包玉堂的生命依然与刘三姐密切相连。近年，包玉堂参与了《刘三姐丛书》的编纂。在编纂丛书过程中，包玉堂不顾年迈亲自到北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张炯汇报，张炯对出版丛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亲自以两所的名义给广西有关部门写信推荐。两所在给广西有关部门的信中肯定了《刘三姐丛书》，并首次提出了“刘三姐现象”这一科学概念，认为“刘三姐现象”作为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实在值得人们加以很好的研究阐释。
从北京回来后，包玉堂撰写了《彩调剧〈刘三姐〉的诞生及其意义》一文，并身体力行希望创编一部30集民族风情歌舞传奇电视连续剧《歌仙刘三姐》。
如果说当年创编彩调剧《刘三姐》，是集体的冲锋陷阵，如今创编连续剧《歌仙刘三姐》则是包玉堂一个人在战斗了。当年包玉堂20多岁，50多年过去，包玉堂年老体弱，还面临视力差、写字不方便、糖尿病等多个困难。在创作的那段岁月里，包玉堂常常挑灯夜战，直到深夜还在书桌上一笔一画写剧本，身体也一度变得虚弱。这让家人十分着急，不得不对他下禁笔令。可他一等身体状态稍好，又重新投入到创作中去。
为什么要集中余生精力去创编连续剧《歌仙刘三姐》？而且此举被有些人认为有炒旧饭之嫌。包玉堂没这样看，他认为，电视屏幕上还没有刘三姐的形象。他希望自己能把这个空白弥补，以前的刘三姐形象只局限在其一生中的某一阶段，而电视剧则可以塑造刘三姐从普通民女到成仙完整的艺术形象。电视剧扩大了空间，人物由原来的十几个发展到七十多个，故事更复杂，更生动，人物形象也更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堂在电视剧中加入了大量新的內容、人物形象，全新的故事和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及精彩的民歌，将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州官的贪腐问题，比如几个秀才中有两个是站在群众这边。“秀才中也有不少是很有才华的，不一定要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愚笨。”包玉堂认为。
很多人觉得包玉堂写“刘三姐”写上瘾了。对此，他说，“如果有来生，还要写刘三姐”。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我们的内心，装满了自豪
那段时间，因为采访刘三姐，我时常走在广西文化大院和广西文联的院子里。就在院子里的某些院落里，我想，这里曾经住有一个个曾经扮演过《刘三姐》剧中的角色。刘三姐、阿牛哥、媒婆、秀才……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时光的流逝中栩栩如生。
彩调剧、歌舞剧……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形式，院子里的老人依稀记得当年演出的盛况。唱、念、做、打……随着记忆的衰退，当年的每个动作有的清晰，有的模糊。但，有些东西不能忘记，那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
这些符号只要出现，就会刻进人的灵魂和骨髓里，融入到血脉中。当时在给包玉堂老人拍照时，我请他为采访写几个字，老人想都没想，拿起笔写下“歌仙刘三姐”五个字。老人写得很吃力，字迹甚至变形和扭曲。那一瞬间，我立刻想到：老人在没有电脑和他人的帮助下，是怎样用笔，一笔一划写下几十甚至百万字的《歌仙刘三姐》剧本的？
答案也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而年轻一代人正在用行动给出另一种答案。赵羽说，他是真心喜欢刘三姐的音乐。真心喜欢就好，这就是行动的动力吧。
再次走过我采访过的那些充满了刘三姐气息的大院，我不由自主地对里面深情注视。因为，我知道，除了我记录的几代人中的几位，还有更多的人，他们还正在为刘三姐这个广西的文化符号默默做出自己的奉献。他们没有声张，他们的内心，装满了自豪与骄傲。
正如关注刘三姐现象的专家陈仲良所说，刘三姐是民族文化的符号，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唱起刘三姐的歌，我们的内心，装满了自豪。
痴迷读书郎，失足掉到桥下
包玉堂出生于罗城，他的童年是在山歌的熏陶中度过的。如果山歌也可以算作诗的话，他的母亲就是他学习诗歌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包玉堂的童年并没有电脑游戏、肯德基，更别说钢琴声，有的是艰辛劳作的记录：喂猪、放牛、带弟妹……好不容易熬到11岁，他才开始正式读书。
劳作之余，包玉堂最爱听大人们唱山歌。罗城是传说中刘三姐的家乡，自古人们爱唱山歌，逢年过节，或者有大事，男女老少都会汇聚一堂唱上几曲。年轻人精力充沛，甚至约会山野，你唱我和，通宵达旦，好不热闹。山歌中有民族历史的长歌，有乡情民俗的散歌，有比才斗智的盘歌，有爱意绵绵的情歌……包玉堂的童年就在民歌的熏陶中长大。他和伙伴经常围着炉火边，或者跑到山坡上，听大人们唱歌。七彩的人生方能写出七彩的诗句。包玉堂可以说正是吸吮了民歌的乳汁，才成长为一代巨匠。
包玉堂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每月的工资不过几元钱，他的工资几乎全拿来买书。因此，吃酱油饭、盐巴捞饭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一年到头，他也舍不得买件像样的衣服。他爱书爱到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曾失足掉到桥下……就这样，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不管作品是否难读，包玉堂都把他们的诗作一一“啃”了下来。
结缘“刘三姐”，成为六位执笔者之一
1959年1月，广西柳州决定创作一批戏剧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目。当年2月，彩调剧《刘三姐》第一方案出炉。4月，这一方案参加广西国庆献礼剧目汇报演出，好评如潮。为进一步提高该剧质量，于1959年5月15日成立了《刘三姐》剧本整理小组，后定名为“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创作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乡采风，其中一路到了宜山、罗城，小分队还专程找到正在宜山师范专科学校进修的包玉堂了解情况。包玉堂的家乡就在传说中刘三姐的故乡———罗城，他对刘三姐的传说和故事非常熟悉。1957年，包玉堂还在传说中刘三姐出生地罗城县四把乡的下里中心小学当过校长。传说中刘三姐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蓝靛村就在小学对面几百米处，每天晚饭后和周末，包玉堂都到那里走走。
1960年2月，广西有关方面决定，4月举行全区《刘三姐》文艺演出。在此期间，包玉堂被抽到柳州地委宣传部搜集民歌故事，同时参加有关《刘三姐》剧本修改的讨论。包玉堂还发表文章就如何把《刘三姐》修改得更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就在这时，柳州市委宣传部决定抽调包玉堂参加彩调剧《刘三姐》的集体创作。从此，包玉堂就成为该剧六位执笔者之一。他长期跟创作组的其他成员与《刘三姐》演出团泡在一起，到南宁、广州等地边演出，边修改剧本。
包玉堂在和创作组曾昭文、龚邦榕、邓凡平、牛秀、黄勇刹共同进行《刘三姐》剧本创作实践的一千多个日子里，他从其他五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团队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的帮助也让年轻的包玉堂在思想水平和艺术素养上获得不断提升。其间，包玉堂曾作为广西少数民族观礼团成员之一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还到天津、胜利油田等地参观访问。1960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同年他又出席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扩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尽管光环绕身，但包玉堂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坐着《刘三姐》的末班车，托《刘三姐》的福才有这些机遇的”。
再写“刘三姐”，弥补此前空白
岁月荏苒，就算到了晚年，包玉堂的生命依然与刘三姐密切相连。近年，包玉堂参与了《刘三姐丛书》的编纂。在编纂丛书过程中，包玉堂不顾年迈亲自到北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张炯汇报，张炯对出版丛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亲自以两所的名义给广西有关部门写信推荐。两所在给广西有关部门的信中肯定了《刘三姐丛书》，并首次提出了“刘三姐现象”这一科学概念，认为“刘三姐现象”作为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实在值得人们加以很好的研究阐释。
从北京回来后，包玉堂撰写了《彩调剧〈刘三姐〉的诞生及其意义》一文，并身体力行希望创编一部30集民族风情歌舞传奇电视连续剧《歌仙刘三姐》。
如果说当年创编彩调剧《刘三姐》，是集体的冲锋陷阵，如今创编连续剧《歌仙刘三姐》则是包玉堂一个人在战斗了。当年包玉堂20多岁，50多年过去，包玉堂年老体弱，还面临视力差、写字不方便、糖尿病等多个困难。在创作的那段岁月里，包玉堂常常挑灯夜战，直到深夜还在书桌上一笔一画写剧本，身体也一度变得虚弱。这让家人十分着急，不得不对他下禁笔令。可他一等身体状态稍好，又重新投入到创作中去。
为什么要集中余生精力去创编连续剧《歌仙刘三姐》？而且此举被有些人认为有炒旧饭之嫌。包玉堂没这样看，他认为，电视屏幕上还没有刘三姐的形象。他希望自己能把这个空白弥补，以前的刘三姐形象只局限在其一生中的某一阶段，而电视剧则可以塑造刘三姐从普通民女到成仙完整的艺术形象。电视剧扩大了空间，人物由原来的十几个发展到七十多个，故事更复杂，更生动，人物形象也更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堂在电视剧中加入了大量新的內容、人物形象，全新的故事和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及精彩的民歌，将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州官的贪腐问题，比如几个秀才中有两个是站在群众这边。“秀才中也有不少是很有才华的，不一定要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愚笨。”包玉堂认为。
很多人觉得包玉堂写“刘三姐”写上瘾了。对此，他说，“如果有来生，还要写刘三姐”。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