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终于卖出第一双鞋

　　腊月二十六这天晚上，父亲卖鞋回来，在饭桌上对我们姐妹四人说：“明天我不去卖鞋了，还有三天过年，我得在家拾掇拾掇，迎接新年。鞋还有个十来双，你们明天谁愿意去卖鞋，卖完的鞋钱就归谁。”
　　姐姐说：“我要帮妈蒸馒头、洗衣服。”
　　妹妹说：“外面嘎嘎冷，要下雪。”
　　弟弟稀里哗啦往嘴里填着大粥，说了什么，没听清。
　　我想去卖鞋。一双鞋卖十块钱，十块钱能买十多本书，能买二十多本《读者文摘》。要是賣上五六双的话，我可就发财了。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母亲所在的大安制鞋厂黄了两年，母亲便在家做棉鞋维持生计。鞋贩子一入冬就来我家拿鞋到市场上去卖。临到年跟前儿，鞋贩子不来了，家里还剩些棉鞋，父亲便利用春节放假的这些天出去卖鞋。
　　那年我二十刚出头，高考落榜待业在家。母亲做鞋，我就帮母亲纳鞋帮，上鞋样。做鞋的工序我都学会了，可还没有卖过鞋。
　　腊月二十七这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驮着鞋去市场。父亲出摊的位置我知道，他卖鞋的时候我去送过饭。但我到市场时，却发现父亲的位置被满地的皮张占上了。一个瘸子在磕打皮张上的灰土。我走过去对他说：“大叔，你挪挪地方，这是我爸卖鞋的摊位。”
　　瘸子说：“武师傅不是不来了吗？咋又来了？”瘸子把地上的皮张往左侧拽了拽，留出两尺空地就不动了。“我就占你爸这点儿地方。”他用嘴向右边直努，小声说：“卖挂钱儿的姐儿俩比我占得多，你让她们挪吧。”
　　瘸子声音虽然小，但卖挂钱儿的姐儿俩听见了。个子小的姑娘尖着嗓子冲瘸子喊：“说谁占的地方多？我家地方本来就这么大！别挑软柿子捏，我们姐儿俩可不是好欺负的！”
　　看样子，那姐儿俩是不会给我挪地方了，我只好铺开麻袋，把鞋摆在麻袋上。原本要横着摆，地方小只好竖着摆。
　　那是轻工市场门前的一条路，一直通向小十字街，是大安最繁华热闹的一条街。虽然天冷，但因为要过年了，这条街上买货的人特别多，一不留神，行人的脚就踩到我的鞋上，我只好把麻袋往后拽拽。卖挂钱儿的小个子妹妹并不那么好说话，一旦行人踩到挂钱儿上，她立马拿着踩脏的挂钱儿非逼着对方买了挂钱儿了事。瘸子悄悄对我说：“那是个小厉害，针扎火燎，可市场谁都不敢惹！一惹就沾包！”
　　小个子妹妹和大个子姐姐穿的都是旧的军大衣，脚下套着厚厚的毡靴，脖子上围着厚围脖，围脖四圈儿都挂上厚厚的白霜，看不清姐儿俩的长相，只见小个子叽叽喳喳地卖货骂人，大个子不声不响地收钱拿货。
　　不知道是不是我摊床小的缘故，一上午都没人打听我的鞋。中午街上来卖饭的，我都没有买，一双鞋没卖出去，不想花父亲给我的本钱。小个子妹妹见啥买啥，也不知道节省。不见大个子姐姐吃零嘴儿，也不见她管束妹妹。那是个奇怪的姐姐，整张脸都包在一条猩红色的围脖里，沉默寡言，总是靠着电线杆站着，像另一根电线杆，小个子妹妹则像蝴蝶似的满场窜。
　　或许是吃多了，小个子妹妹不时地去厕所。附近没有公共厕所，出摊的上厕所都是到酱菜厂后院的露天厕所，来回小跑也得七八分钟。午后，大个子姐姐上货很久没回来，小个子妹妹在地上倒腾着两只脚，手捂着肚子嘀咕：“磨磨蹭蹭，想憋我尿裤兜子！”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向我扔下一句话：“帮我照把眼儿！”一溜烟儿向酱菜厂跑去。
　　瘸子见姐儿俩都走了，凑到挂钱儿摊子前。风一刮，挂钱儿飞起好多张。瘸子去追，追回来放到砖头底下时，就只剩两张，其余的已经掖进他兜里了。他知道我看见了，走回他的皮张摊子前时，小声对我说：“等会儿我给你两张。”我急忙说：“我不要。”瘸子显出不悦表情。我不想因为拒绝反而闹得不愉快，急忙补充说：“我家买够了。”
　　小个子妹妹回来了，她眼睛可真尖，用眼睛一撒眸地上的挂钱儿，直接就奔瘸子抽条的那沓挂钱儿去了。蹲下用手一划拉，尖声尖气地说开了：“这可真是奇怪啊，挂钱儿自己长脚溜达走了？别看我小好欺负，我的挂钱儿我隔着厕所都能看到哪沓薄哪沓厚！”瘸子说：“你是千里眼啊？”小个子妹妹横了瘸子一眼，说：“我是二郎神的三只眼。”瘸子还逗她：“那你的哮天犬呢？咋没看到？”小个子妹妹很大声地说：“它跟我姐姐上货去了，要是哮天犬在，早把偷我挂钱的人咬住了，别想跑！”
　　轮到瘸子上厕所，小个子妹妹急忙跑到瘸子的摊子前，先拿了一块大皮子，随后又把大皮子丢回去，换了一块小皮子，藏到怀里猫腰跑回她的摊子，正往她家装货的麻袋里塞时，被大个子姐姐看到了。大个子姐姐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小个子妹妹有些沮丧，把那块小皮子又扔回瘸子的摊子。
　　我被大个子姐姐吸引了，她很少说话，但说一句是一句。不像小个子妹妹，小嘴叭叭的，说十句没有一句是有用的。
　　天可真冷啊，站的时间长了，衣服就像没穿一样，只好来回蹦跳着取暖。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一双鞋也没卖出去。东北的冬天黑得早，街上买货的人渐渐少了。正要收摊时，来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蹲在我的摊位前伸手摸我的棉鞋。
　　“哎呀，这鞋絮得太薄了，穿上还不得冷啊？看看，这都没毡子，就两层布，谁买呀？买回去穿两天半就得冻掉脚趾头！”汉子说，“八块吧，八块我买一双。”
　　“九块，少了就合不上了。”我心里想不是埋汰我的鞋吗，那你还买？
　　汉子又拿起棉鞋摸着，说：“你看你这都是破鞋了，还卖这么贵？”
　　破鞋是骂女人最难听的话。我气冲冲地从他手里夺过鞋：“不诚心买拉倒，干啥骂人？”我把鞋用力往提包里塞，心想，明天说啥也不挨这冻，出这破摊了！
　　汉子却从我提包里拽出他挑的鞋，脸上带着笑说：“小姑娘这么不禁逗呢？做生意就得皮实点儿，褒贬是买主，这双我要了。”

二 出来打圆场的女人

　　腊月二十八这天下雪了，雪不大，但天异常地冷，裹挟着雪沫子刮得脸生疼。到市场后，我把自行车锁上。支着自行车的铁支架因为我摔了一跤，摔歪了，支不住自行车，只好靠在电线杆上。
　　这一天很顺利地卖了三双鞋。瘸子一天没开张，午后他凑过来说：“老妹儿，咱俩换点儿货呗，你那双三十四号的棉鞋一直没卖掉……”我说：“不换！”他说：“我还没说呢你咋就不同意？”我心里想，我的钱是买书的，啥都不换，除非拿金条跟我换。
　　这时，挂钱儿摊突然传来吵闹声。我顺着声音望过去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小个子妹妹被一个瘦猴样的男人薅着头发打，大个子姐姐弯腰从地上捡起压着挂钱儿的一根木棍，一抡，就把打妹妹的男人打倒了。可旁边又蹿过来一个老娘们儿，一下把姐姐踹倒，压在身下打。
　　我吓坏了，尖叫不止。近在咫尺的斗殴我还是头一回碰上，我吓得一个劲儿地向后躲。忽然身边蹿出去一个人，手里提个铁支架——哎呀，那铁支架怎么这么眼熟，是我自行车的铁支架吗？我回头一看，自行车歪倒在地上，后车轱辘下的铁支架果然没了。等我再看战局，彻底被瘸子扭转了——拿铁支架的是瘸子，他手挥铁支架，所向披靡，把那对殴打姐儿俩的夫妻打跑了。
　　咋打起来的呢？没人感兴趣，大家津津乐道的是这场争斗打得过瘾不过瘾。我喜欢刨根问底，很快就明白了原由：对方男的想买挂钱儿，讨价还价之后又不买了，手指却把挂钱儿划坏了，妹妹让他赔，两伙儿人吵起来就动了手。谁先动手的呢？我不知道，反正这么冷的天，打一架热乎热乎也不错。
　　看热闹的散去之后，我和瘸子都捧着冒着热气的地瓜吃得香甜。地瓜是姐儿俩送给我和瘸子吃的。小个子妹妹好奇地问瘸子：“哥，你打仗也太下死手了，都给我镇住了。”瘸子说：“打仗不下死手还打啥仗？”妹妹说：“你挺深藏不露的，我都看走眼了。”她又跟我说话：“你也太熊了，就听你拉警报地叫！”瘸子说：“人家是文化人，你要她也冲上去用炉钩子刨人脑袋？是那么回事吗？”我没参与帮忙打架，但妹妹因为瘸子使用的武器是我的铁支架，买地瓜也送给我一个。
　　我很奇怪瘸子怎么觉得我是文化人？估计我的气质像吧，我沾沾自喜。
　　附近小贩子都劝姐儿俩和瘸子躲一躲，担心那对打架的夫妻来找后账，砸场子。傍晚要收摊的时候，瘸子和姐儿俩的位置都空了，只剩下占地方用的一堆砖头。一伙人手提棍子砖头像蝗虫一样压过来时，我吓坏了。我可没打仗，但我又不能主动招供我没参与，那也太熊包了。我就故作镇静地站在鞋摊前，假装不看他们一伙人，却时时刻刻用眼角的余光瞄着他们。其中一个鼻青脸肿的瘦猴子就是被打的男人，他问我：“妈了个巴子的，卖挂钱儿的和卖皮张子的瘸子呢？”我淡淡地摇头，说不知道。“你咋不知道，你们不是一伙的吗？”他气势汹汹地凑过来，要打架的样子。我心脏吓得怦怦跳，但還是硬挺着脊背说：“你又没雇我看着他们。我是卖鞋的，啥一伙的，你打架打糊涂了？看清楚点儿再说！你们打架把我的鞋都踩了，我还没找你们赔呢，你找我要啥人？”
　　瘦猴子有点儿理亏，但既然领一伙人来了，似乎不想就这么回去，想找个人撒气。可我又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年轻姑娘，不像卖挂钱姐儿俩那样的泼辣户。他浑身力气使不出去，猛然抬眼看到我身后靠在电线杆旁的自行车，认出了打他的铁支架就是我的自行车的铁支架，便理直气壮地指着铁支架，怒气冲冲地骂我：“还他妈不是一伙的，这不是打我那铁支架吗？”我也动了气：“你找不到正主就赖我？你问问附近卖货的，别瞎冤枉好人！”我气得掉下了眼泪。
　　瘦猴子没料到我哭，有点儿措手不及。跟他来的那伙人里有个高个子说：“算了，一个小姑娘，看着也不像能动手把你打成这样的人。”
　　瘦猴子却要推我的自行车：“车子没收，明天卖挂钱儿的那两个女的还有瘸子来，让他们去大安北找我！我叫高老六！”
　　我拼命地拽着自行车的后座，哭着喊：“自行车是我的，凭啥抢我的自行车？”
　　男人劲儿大，眼看我就要拽不住自行车了，旁边忽然伸出两只手，死死地帮我拽住自行车。我一看，竟然是小个子妹妹，大个子姐姐也跑来了，手里举着一把铁锹。原来她们家就在附近，看见瘦猴子带人来找后账，原本想躲起来，但看见我的自行车要被抢走，妹妹忍不住跑出来，姐姐也只好举着铁锹来拼命。
　　瘦猴子一见姐儿俩，便推倒我的自行车，对他的朋友们喊：“就这俩女的，给我打！”一场大战在即，我吓呆了。妹妹也吓得用手抱住脑袋，只有姐姐举着铁锹无声地迎向一大群男人！
　　人群外忽然走进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穿着貂皮大衣，脚蹬高靿皮靴，披肩发甩在肩膀上，高声喊：“别他妈打了，都给我住手！大过年的，不晦气呀？”
　　瘦猴子见被一个女人骂了，想冲过去。女人又说话了：“东江的石彪是我哥，老坎子柳三胖是我姐夫，我是谁知道吗？我叫石小燕！”
　　瘦猴子一伙人里有人窃窃私语：“妈呀，飞刀石的老妹儿！”
　　石小燕又骂了：“都啥意思？还想打我？我一个电话过去，就你们这几头烂蒜，来一伙人能给你们罢园，信不信？”她顺兜里掏出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柳三胖和石彪是当时社会上最出名的两个混子，打架都是不要命的主儿，石小燕我倒没听说过。瘦猴子带来的一伙人里，那个高个子过来打圆场，说：“石姐，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哎呀，不知道是你，知道不能打起来。那啥，我们走了，一家人，不打不相识，走了，不找茬了！”
　　一伙人就这么提着棍子砖头走了。有的走几步把砖头扔到路旁的壕沟里，棍子则藏进袖筒里，或者藏进裤腰顺在裤管里。走出老远，还觉得这群人走路的姿势五花八门，特别好笑。
　　石小燕把大哥大向跟着她来的男人一扬：“记得给我打电话。”转身会入人群里，不见了。我们这才把眼光落在跟石小燕来的那个男人身上。
　　男人瘸着一条腿，竟然是卖皮张的瘸子！

三 等待买鞋的大叔

　　腊月二十九，我只卖出一双鞋，还卖出事儿了。卖了顺撇，一双三十八号的鞋和一双三十九号的鞋。买鞋的大叔给儿子挑鞋时，不停地试穿，结果把三十八号的左脚和三十九号的左脚拿走了，给我剩下三十八号和三十九号的右脚。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了，我不想去卖鞋，三十儿还有谁上街？再说手里的鞋缺号断码，就剩四双了。父亲说：“人家买走顺撇鞋没法儿穿，这年咋过？二姑娘你想想，要搁你买了顺撇鞋，能不着急换？”父亲说得有道理。
　　大年三十儿的市场冷清了很多，但也有人出来摆摊卖货。姐儿俩来了，挂钱儿摆了满地。瘸子昨天没来，说他媳妇病了，今天早早地来出摊。
　　瘸子又跟我商量用皮子换我的鞋。三十四号的棉鞋一直没人买，小脚女人少，当时做鞋的时候就准备卖缺儿。瘸子要用皮子跟我换三十四号鞋，说他老婆小脚，一直买不到合脚的鞋。可我的鞋不换东西，只换钱。瘸子后来不说换鞋了，说了许多他的家事。
　　瘸子的媳妇有病，生的孩子都死了，最后不能生了。瘸子年少时一直在街面上混，偷鸡摸狗打群架，啥损事儿都干，后来娶了媳妇就收心了，跟媳妇养貉子养貂养狐狸维持生计。他说可能年少作孽太多，注定这辈子没后吧。瘸子卖的皮张就是貂皮貉子皮和狐狸皮。他已经用皮子跟附近卖鞭炮的卖冻梨的甚至卖猪肉的都换了货，姐俩儿的挂钱儿没用他换，小个子妹妹卷起一捆，送给瘸子了。
　　我问瘸子，那天来解围的石小燕是咋回事？瘸子云淡风轻地说：“过去的相好。那天我走了之后担心他们来报复，就找了她来。”瘸子似乎不愿多说，我也不好多问。陈年旧事里许多都是伤疤，一揭会疼。
　　瘸子还跟我讲卖挂钱儿姐儿俩的故事：她们的妈得病死了，爸娶了后妈。小个子妹妹被后妈虐待，姐姐就退学租了房子，跟妹妹做小买卖……
　　小个子妹妹总害怕别人欺负她们姐儿俩，便虚张声势，摆出一副很厉害的样子，其实是内心脆弱，没有安全感，可又不想被人看出来。我有点儿佩服地望向卖挂钱儿的姐儿俩，要是换作我，我肯定不如她们。
　　我还是被瘸子的故事打动了，我用三十四号棉鞋跟瘸子换了一张最大的狐狸皮。父亲有关节炎，给父亲做一对护膝肯定够用，父亲的膝盖冬天就不会再凉，肯定暖乎乎的。瘸子很仗义，还把一块小皮子送我了，说：“做别的不行，做毛手套还可以。”这下母亲的棉手套也有了。
　　瘸子得了鞋，也不卖皮子了，要收摊回家过年。临走前，他蹲在我自行车后座那，吭哧吭哧拧了半天，然后对我说：“老妹儿你看看，中不？”他竟然用手把支自行车的铁支架拧好，自行车稳稳地立住了。
　　午后，大街上的人少得能数过来，都是买了东西匆匆往家走的。可买了顺撇鞋的大叔还没来换鞋，怎么办呢？回家吧，担心大叔的孩子初一早晨穿新鞋发现顺撇时难过；不回家吧，街上都快没人了，大叔还不来！
　　大个子姐姐知道我在等人，就过来问了两句，说：“昨天买你鞋的那人我认识，他是东大坝搭炕的杨叔。你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不如给他送去吧。”
　　大个子姐姐的声音很清脆，很甜。她说话的时候往下拉了拉围脖，露出一双毛嘟嘟的大眼睛。我原以为她是个泼辣倔强的假小子呢，没想到是个年龄跟我相仿的温柔小姑娘。她一个人带着妹妹生活，可真了不起。
　　我问她怎么找杨叔，她说：“你到了东大坝，打听搭炕的杨叔，没有不知道的。他搭炕可有名了，我家的炕就是找他搭的，可好烧了！”
　　我骑着自行车要走时，小个子妹妹在后面用尖细的嗓子喊我：“哎——”我停下，回头看她。她追上来，把一卷捆好的挂钱儿和福字插進我自行车后座的夹子里。

四 红彤彤的鞭炮炸响在空中

　　东大坝距离市场要走很远。我到东大坝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性急的人家年夜饭就要开始了，鞭炮时不时地在空中炸响。我快要冻僵了，看见转角一家小铺里亮着昏黄的灯光，我急忙钻进去。店里地当中安着一只铁炉子，烧得红红的，一只炉筒子横穿小店儿从窗口伸出去。我一边伸手在炉筒子边上烤火，一边打听搭炕的杨叔。店主披着大衣撩开门帘，用手指着告诉我怎么走才能到杨叔家。
　　东大坝的住房都是泥土房，属于大安的贫民区，道路也不是水泥路，而是坑洼不平的土路。天黑，看不清，我推着自行车找了很久，终于在一扇木门前停下了。一个少年正拿着一挂鲜红的鞭炮要出门放鞭，看见我就回头冲房里喊：“爸，爸，来客人了！”
　　杨叔推门出来，得知我是来送鞋的。他热情地把我往屋里让，敞开的门里迎面扑来散发着猪肉炖粉条的诱人香味。但天已经黑了，我担心父母惦记我，着急回家，就站在大门口，把那只三十八号右脚给他，等他回屋取三十九号的左脚。没想到他出来时手里没拿鞋，而是拿着两张五元的钞票，递到我手里，并把三十九号的右脚也拿走了。他说：“大过年的你来给我送鞋，我不能让你白送。这样吧，两双鞋我都留下，十块钱，不讲价了。”我很高兴，没想到送鞋又卖出一双鞋。但我又担心三十九号鞋少年穿着大。杨叔说：“没事儿，垫上一双厚鞋垫，穿着更暖和。”
　　杨叔送我出胡同。此时胡同口有几个小孩子在放鞭炮，门里走出两个女人，叮嘱孩子放鞭炮别炸了手。一只二踢脚被点燃了，“咚”地一声蹿到天空，又“啪”地一声在半空炸响，特别带劲儿。
　　杨叔对那个年纪跟他相仿的女人说：“彪子他妈，还没吃呢？”
　　女人说：“这不等彪子吗。都两年没回来过年了，今年该回来了吧！我再等等。再等半个小时，熊孩子不回来，我就开饭，不等了！”女人看见我，问：“他杨叔，送客呀？“
　　杨叔说：“人家给我送鞋的。你说我老糊涂了，昨天给三子买鞋买顺撇了。卖鞋这姑娘心眼儿好，大老远地给送来了。”
　　女人说：“啥鞋呀？”
　　我着急往家赶，就要骑上自行车了，但女人拽着我夹在后车座的提包看。
　　杨叔说：“棉鞋，可暖和了。有四十三号的，你们家彪子能穿，留一双吧。”
　　女人说：“我看看。”
　　我从提包里拿出最后两双鞋，女人翻看着我手里的鞋。“真有四十三号的，给送到家门口，那就买一双吧。这双多大号？三十六号，小燕，三十六号你能穿！”
　　女人回头冲门口站着的年轻女人说。年轻女人向我走来。天哪，竟然是前天在市场上拔刀相助的石小燕。我忽然想起当时她说过她是东江石彪的妹妹，东江就是东大坝，我怎么忘记了。刚才女人说的彪子，就是石彪吧。原来我走到了石彪家的门口。
　　石小燕的长头发盘在脑后，踩了一双棉拖鞋，裹着一件花棉袄，夜色下显得比那天在市场上好看。她没认出我，扭脸对女人说：“妈，我不穿这大棉鞋，又傻又蠢，多磕碜！”
　　女人说：“这可比你的皮靴暖和多了。妈给你买了，你在家穿，出去愿意穿你那皮靴冻掉脚丫子没人管你！”
　　女人回屋取钱。杨大叔问石小燕：“彪子还没信儿？”石小燕摆弄着那双四十三号的棉鞋，低声说：“被警察逮回来蹲笆篱子呢，没告诉我妈，怕她难受，杨叔你可别说漏嘴。等大年初七我去看他，正好带着这双棉鞋！”
　　女人再出来，手里攥着一把零钞。我收了十元，又找给女人两元。
　　走出胡同，夜色更浓了，街道两侧的住家门口都挂上了灯笼。红彤彤的灯笼照得路面像铺了一层红地毯，踩上去又轻柔又暖和。我骑上自行车，向家的方向飞快地蹬着。
　　鞭炮声此起彼伏，声声悦耳。一束烟花忽然腾空而起，在漆黑的夜幕上“哗啦”一声绽开，无比璀璨。新年已经张开巨大的翅膀，向我渐渐地合拢……
　　实习编辑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