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诊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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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本科生上《异常心理学》课,要组织他们去精神专科医院的病房做访谈。学生们既期待又紧张,纷纷猜想精神病人会有哪些表现。
  我告诉他们,很多病人不像常人以为的那么疯狂,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虽然有一些症状,坚信一些不合常理的妄想,但除此之外,他们逻辑清晰、情绪稳定,甚至彬彬有礼,相处起来几乎感觉不到他们有问题。
  有学生提问:“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没问题呢?”我请她把她的意思详细说一下。
  她说:“比如,您在课上讲过,有的病人会说自己遭人陷害才被关进医院,这可能是他们的被害妄想,是一种症状。但是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他们说的是真话。由于陷入了家产之类的纠纷,被人陷害了,他们没有病——当然我知道,误诊的可能性很小,但这种可能是不是仍然存在?”
  课堂气氛一下变得活跃起来,学生们窃窃私语:“是啊,万一呢?”“会不会连医生也骗过了?”“如果真遇到没病的人,我们该怎么办?”
  要知道,在精神分裂症的诊断里,有一条第22条军规式的判断指标,叫作“自知力障碍”,意思是说,患者往往觉察不到自己有病。反过来,一个被认定是患者的人,越是认为自己没病,越是表明他的病情可能更嚴重。这条悖论式的指标给影视文学作品带来了许多有趣的想象,甚至有过这样的实验:把正常人伪装成精神分裂症患者送进医院接受治疗,当他们想要出院的时候,发现求救无门,几乎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让课堂稍微安静下来。我说:“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遇到一个病人,医生诊断为有病,而你们的判断是没有病,对不对?”刚刚发言的同学说:“不是我们判断没病,假设他是真的没病。”
  我问:“你们凭什么知道这个假设?”大家愣了一下。
  “这里只有不同的判断,”我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写:“医生的诊断是他有病,你们的判断是没病,病人也认为自己没病,家属判断他有病……”
  我们一起看着黑板,好像看着一组投票结果。
  
  “谁的判断是对的呢?”我说,“我们就只能假设存在一个正确答案。根据这个答案,有人正确,有人错误,但是这个答案握在谁的手里?”大家都不说话,显然,他们不是很适应这种“对错谁说了算”的说法。过了一会儿,发言的学生说:“总有办法……判断是不是真的有病吧?”他们仍然愿意相信,有一个至高的真相存在。
  “如果这个病有实实在在的体征,比如有一个肿瘤,我们能看得到,就比较容易找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我说,“但这是脑子里面的病,我们没办法直接观察它,所以把判断的权力交给医生。如果你怀疑医生的判断,可以让病人申请复诊、会诊,去请更多更有经验的医生一起提供判断。”
  “但是,更多医生的判断也未必是绝对正确的吧?”学生有点明白了。
  “没错,假如我们请100个医生来判断,也许有70个医生判断有病,有30个医生判断没病,也许他们分成了好几派,得出了好几种不同的猜想。最终他们协调一致了,会给你一个结论,但问题还是一样,你信不信呢?”“我明白了,”有学生说,“医生就像法庭上的陪审团,下诊断就像是判决。判决无所谓正确或者错误,你可以不服,如果不服你可以上诉。”
  “没错,”我问,“可是谁才有正确答案呢?”大家都笑了。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答案,没有正确答案。
  我常常被问到这类问题:这是一种病吗?我算不算不正常?我这样算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的抑郁症好了吗?我的孩子是自闭症吗?……我会建议他们去医院诊断。他们去过医院以后,又来找我,说医生做了一些检查,最后的结论是没问题。“但是,”他们说,“想请您看一下,我是真的没问题吗?”仿佛我手里握有正确答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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