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两种边缘群体。虽然农民工和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都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内部依然存在自我歧视的问题。提高其就业能力并最终实现“弱+弱＝强”，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就业能力；农民工；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
[中图分类号]F32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33-04
劳动力歧视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在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能力比较为例研究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
一、中国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能力概况
(一)劳动者技能较弱，工作条件恶劣
笔者对浙江的调查，“旋转门现象”使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信心受阻。所谓的“旋转门现象”指求职者处在临时劣质工作和重复失业的循环交替中。在调查中发现，多数人的工作岗位稳定性较差，其中合同工占37．8％，临时工占34．8％，18．4％为个体经营者，正式工仅占8％。他们中44．1％的人认为收入低，22．1％的人觉得工作太辛苦，21.2％认为工作不稳定，9．2％认为社会地位低。
(二)受国家政策影响大
胡鞍钢认为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灯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严禁农村人口进城；第二阶段是黄灯阶段，限制农民进城或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第三阶段是绿灯阶段，“十五”计划纲要指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就目前而言城郊农民面对的是政府征地时的失地失业问题。城市自形成之日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要扩大规模、扩展空间。其除了表现在城市建成区的垂直方向的增厚外，更主要表现在城市地域水平方向的蔓延。根据十六大规划，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间将有近3亿农民实现身份的转变，这其中有近1／3是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
(三)职业技能培训面临重大问题
参加培训是要付出成本的，该成本包括培训的费用和培训所花费的时间，后者构成了培训的机会成本。即使在城市打工的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不会很长，也就是说在培训后工作的时间不会长。
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歧视的表现
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取决于所有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但是在经济因素相同的劳动者之间，某些劳动者因受非经济的个人特征的影响，只能接受较差的经济待遇，这便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虽然农民工和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都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内部依然存在自我歧视的问题。
(一)就业引入机制的歧视
农民工受制于其市场引入制度。而这个制度并非是劳动力市场的中介制度，而是一种亲缘和地缘介绍制度。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中介制度具有组织配型功能。按照青木昌彦的理论，人力资本和组织结构类型之间必须存在耦合关系。在他看来，拥有个人型技能的劳动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两个产业中流动，而拥有背景型取向型技能的劳动者只适合在特定的产业组织环境中流动，由此决定了个人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相比之下，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的就业引入机制主要是靠自己。根据对杭州市滨江区的调查(董华英，城市化进程农转非人员就业问题初探——杭州滨江区的调查研究)，大多数人认为找到一个好工作主要是靠自己能力，而人际关系比例少。
(二)就业待遇上的歧视
1．工种的歧视。目前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的行业和职业岗位。而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哪个地方，最苦、最累、最脏、最差、最危险的劳动几乎都是农民工在干。相比之下，工人身份对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却缺乏吸引力。根据林民书等对厦门市禾山镇农民非农化问题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该城市外资企业众多，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当地的农民并不十分热心到此类企业工作。因为在城郊结合部，农民靠种植蔬菜、经营养殖业就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民务农收入甚至超过到城市打工所得。较高的农业边际收益，增加了该城市劳动力非农化的边际成本。
2．工资的歧视。所谓工资歧视是指相同生产能力的工人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具体体现为同工不同酬以及企业主故意克扣、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按通常的假定，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遵守效用最大化的假定，效用函数为U=U(x，y)。x为货币方面的决定因子，y为非货币方面的决定因子，如工作环境，U与x，y成正比。在农民工劳动力的买方垄断市场情况下，难以衡量并补偿该能力。然而在相同的工作环境下，激进式市民却可以以津贴的形式对恶劣工作环境加以补偿，因为激进式市民已经是城市户口。
(三)代际歧视，主要是教育歧视
城市人口的增加及教育资源的短缺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放弃和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虽然许多打工子弟学校解决了一些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其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外，因此它本身就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仍然较高外(流动儿童中一直未上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二者合计达9．3％)，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表现得也尤为突出。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相比之下，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条件和城市市民相比，尽管有所差距，但仍有属于该县和镇的学校，并且政府也比较重视中间地带的教育。
三、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歧视的原因分析
(一)从劳动者自身看：市场观念、技能不同
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之后，除了年龄优势外，原有的优势在新的环境中成了相对劣势；据朱启臻等对367户农民的抽样调查，农业劳力高中以上文化为6．1％，初中文化为18．9％，小学文化占41％，文盲半文盲占33．8％；有些尽管不是文盲，但却是科盲，在367个样本中，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只占3．8％，多少掌握一些农业技术的占20％，基本上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的占57％，连传统技术都不懂的占23％。可见，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总体水平都比较低。即使没有制度上的歧视，这就会限制他们的工作种类。而城郊结合部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城郊结合部紧紧连接城市，既接近消费市场又拥有广阔的农村腹地，劳动力丰富，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这 些区位优势吸引着外资、民营企业前来投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比在腹地的农民要高。
(二)从劳动者与市场角度看：搜寻信息成本不同
对于农民工而言，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而根据余秀江等人对广东电白三角墟激进式农村城镇化就业影响因素的调查可知：他们求职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技术，占29．62％，其次是文凭不高，占17．54％，相比获得就业信息的困难(8．63％)和外来民工的冲击(12．40％)并不是主要因素。
图1是在搜寻成本不同的情况下的就业量和工资水平。(左图为低搜寻成本，劳动力供给曲线比较平缓，价格的微小变动会引起劳动力供给的较大变动，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力的边际费用曲线也比较平缓。右图为高搜寻成本，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和边际费用曲线比较陡峭)表示在两个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工人群体(即他们拥有相同的边际收益产品MRP'，因为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可以假设为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垄断市场)。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其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搜寻成本较低，所以只要企业稍微降低工资，那么工人的离职率就较高。利润最大化的雇主将会雇佣L1个工人，并支付W1的工资。农民工由于信息的不畅通，搜寻成本高，这就意味着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比较陡和一个更为陡峭的劳动力边际费用曲线。在这个群体中有14个工人被雇佣，得到的工资率为W2，低于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的工资率W1。因此在实践中，如果两类工人同时被同一个企业雇佣，那么那些具有较高搜寻成本的人很可能被安排到工资率较低的岗位上去，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就业待遇歧视。
(三)从劳动者与政府的角度看：面临的制度不同
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是因为政府征地而被纳入城镇化的。在城镇强大辐射的作用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比较高。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第二第三产业及土地收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农民工面临着户籍歧视，户籍歧视是对当前户籍属于外地的劳动者的歧视，而一旦拥有城市当地户籍，户籍歧视便随即消失。与一般的劳动力歧视相比，户籍歧视带有非常明显的制度特征。在这里，政府不仅不是歧视的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歧视的制造者，如配额、征税、附加条件、关闭市场等制度。
四、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的后果
(一)导致了该群体的恶性竞争
假设城镇居民处于第一劳动力市场，在二级市场上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与农民工并存。在图2中，横轴L为劳动力数量，纵轴W为工资(率)，S1为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的劳动力供给曲线，S2为农民工进入后的总劳动力供给曲线，D为二类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
当农民工未加入时，市场均衡时的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受雇佣的数量仅为N1。随着农民工的进入，农民工较平缓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加入，使总供给曲线更加平缓，供给曲线向右移与需求曲线交于C，工资为W2，农民工的进入直接造成城郊结合部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下降和就业水平的下降。这样，城郊结合部劳动力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由于嫌工资低而离开劳动力市场，而留下来的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率。
(二)整个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看和总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的减少
此时把二级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一级劳动力市场形成竞争。二级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的后果是带给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雇主和总效用的下降(如图3所示)。
S2S'2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S0AS'0为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歧视前的总供给曲线，S1BS'1为低技能劳动力市场自我歧视后的总供给曲线。在假设劳动力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总劳动量从L0减少到L1，均衡的工资由W0上升为W1，此时一级劳动力市场雇佣量增加了(L3-L2)个岗位，而二级劳动力市场雇佣量从(L0-L3)减少到(L1-L2)。社会总就业岗位减少了(L0—L1)个。也就是说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不仅仅让自己损失了(L2—L3)+(L0—L1)个就业岗位，还浪费了社会(L0—L1)个就业岗位。
(三)导致低就业能力的人群的人力资本及文化特征陷于恶性循环
由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恶性循环竞争的结果只是让双方都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本群体整体谈判能力、整体素质的提高上，最后的剩余是由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获得，从图3可知，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的结果只能是尚未造成另一个群体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使城乡差距加大。
五、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就业能力的提升探讨
(一)发展经济，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提高就业水平
农民工在替代—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图4)：由进城农民工所导致的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需求曲线由D右移动到D'，与S2相交于E'2点，此时就业量提高，劳动力工资也上升。产生此效应的重要举措就是扩大发展企业尤其是新企业的规模。因为低技能劳动力进入的企业一般是新创办的企业。
(二)建立“弱+弱＝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
1．建立“集体发言机制”。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工资水平一般会被固定在某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供过于求的局面使他们丧失了提出签订完备合同要求的资格，基于“进入和退出机制”(即不满意就业条件，可以选择离开)与“单个工人的发言机制”(即工人就雇主能够就反应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的失灵，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发言机制”，即通过诸如工会之类的组织与雇主就各种就业条件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
2．增强培训，加强他们自身的素质。一是培训内容市场化：要以市场需求为导民向；二是培训层次多元化：要针对失地农民的年龄、性别、文化、技能等类别的差异和市场进行有的放矢的培训；三是培训形式灵活化：采取单元式和模块式结合、单一式和复合式结合、函授式和面授式结合等培训形式，灵活多样地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
3．激进式市民观念的改变。加强对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教育。客观公正地评价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降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偏好”。许多文献表明，歧视者往往也会从自己制造的歧视中受损。事实上，他们也被城市市民所歧视。
(三)从政府的角度看：加强制度建设
1．改革户籍制度。笔者认为在心态上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是准市民在身份上是市民。他们与农民工劳动力就业的歧视，说到底还是户籍的歧视，尽管这种歧视会小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2．建立平等的就学制度。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他们才能充分的武装自己，使其能更好的适应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农民工子女、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城市政府应努力创造一种平等的就学制度。在入学条件上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扶持，不得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流人地政府要安排经费。
(四)从市场的角度看：构造连贯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
使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从事不同的工作，并使之前后衔接；同时也要尽量保证整个就业体系的—致性，使就业能力成为保持职业连贯的有效措施。
责任编辑：关华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就业能力；农民工；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
[中图分类号]F32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33-04
劳动力歧视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在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能力比较为例研究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
一、中国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能力概况
(一)劳动者技能较弱，工作条件恶劣
笔者对浙江的调查，“旋转门现象”使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信心受阻。所谓的“旋转门现象”指求职者处在临时劣质工作和重复失业的循环交替中。在调查中发现，多数人的工作岗位稳定性较差，其中合同工占37．8％，临时工占34．8％，18．4％为个体经营者，正式工仅占8％。他们中44．1％的人认为收入低，22．1％的人觉得工作太辛苦，21.2％认为工作不稳定，9．2％认为社会地位低。
(二)受国家政策影响大
胡鞍钢认为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灯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严禁农村人口进城；第二阶段是黄灯阶段，限制农民进城或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第三阶段是绿灯阶段，“十五”计划纲要指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就目前而言城郊农民面对的是政府征地时的失地失业问题。城市自形成之日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要扩大规模、扩展空间。其除了表现在城市建成区的垂直方向的增厚外，更主要表现在城市地域水平方向的蔓延。根据十六大规划，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间将有近3亿农民实现身份的转变，这其中有近1／3是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
(三)职业技能培训面临重大问题
参加培训是要付出成本的，该成本包括培训的费用和培训所花费的时间，后者构成了培训的机会成本。即使在城市打工的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不会很长，也就是说在培训后工作的时间不会长。
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歧视的表现
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取决于所有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但是在经济因素相同的劳动者之间，某些劳动者因受非经济的个人特征的影响，只能接受较差的经济待遇，这便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虽然农民工和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都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内部依然存在自我歧视的问题。
(一)就业引入机制的歧视
农民工受制于其市场引入制度。而这个制度并非是劳动力市场的中介制度，而是一种亲缘和地缘介绍制度。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中介制度具有组织配型功能。按照青木昌彦的理论，人力资本和组织结构类型之间必须存在耦合关系。在他看来，拥有个人型技能的劳动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两个产业中流动，而拥有背景型取向型技能的劳动者只适合在特定的产业组织环境中流动，由此决定了个人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相比之下，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的就业引入机制主要是靠自己。根据对杭州市滨江区的调查(董华英，城市化进程农转非人员就业问题初探——杭州滨江区的调查研究)，大多数人认为找到一个好工作主要是靠自己能力，而人际关系比例少。
(二)就业待遇上的歧视
1．工种的歧视。目前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的行业和职业岗位。而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哪个地方，最苦、最累、最脏、最差、最危险的劳动几乎都是农民工在干。相比之下，工人身份对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却缺乏吸引力。根据林民书等对厦门市禾山镇农民非农化问题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该城市外资企业众多，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当地的农民并不十分热心到此类企业工作。因为在城郊结合部，农民靠种植蔬菜、经营养殖业就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民务农收入甚至超过到城市打工所得。较高的农业边际收益，增加了该城市劳动力非农化的边际成本。
2．工资的歧视。所谓工资歧视是指相同生产能力的工人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具体体现为同工不同酬以及企业主故意克扣、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按通常的假定，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遵守效用最大化的假定，效用函数为U=U(x，y)。x为货币方面的决定因子，y为非货币方面的决定因子，如工作环境，U与x，y成正比。在农民工劳动力的买方垄断市场情况下，难以衡量并补偿该能力。然而在相同的工作环境下，激进式市民却可以以津贴的形式对恶劣工作环境加以补偿，因为激进式市民已经是城市户口。
(三)代际歧视，主要是教育歧视
城市人口的增加及教育资源的短缺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放弃和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虽然许多打工子弟学校解决了一些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其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外，因此它本身就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仍然较高外(流动儿童中一直未上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二者合计达9．3％)，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表现得也尤为突出。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相比之下，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条件和城市市民相比，尽管有所差距，但仍有属于该县和镇的学校，并且政府也比较重视中间地带的教育。
三、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歧视的原因分析
(一)从劳动者自身看：市场观念、技能不同
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之后，除了年龄优势外，原有的优势在新的环境中成了相对劣势；据朱启臻等对367户农民的抽样调查，农业劳力高中以上文化为6．1％，初中文化为18．9％，小学文化占41％，文盲半文盲占33．8％；有些尽管不是文盲，但却是科盲，在367个样本中，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只占3．8％，多少掌握一些农业技术的占20％，基本上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的占57％，连传统技术都不懂的占23％。可见，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总体水平都比较低。即使没有制度上的歧视，这就会限制他们的工作种类。而城郊结合部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城郊结合部紧紧连接城市，既接近消费市场又拥有广阔的农村腹地，劳动力丰富，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这 些区位优势吸引着外资、民营企业前来投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比在腹地的农民要高。
(二)从劳动者与市场角度看：搜寻信息成本不同
对于农民工而言，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而根据余秀江等人对广东电白三角墟激进式农村城镇化就业影响因素的调查可知：他们求职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技术，占29．62％，其次是文凭不高，占17．54％，相比获得就业信息的困难(8．63％)和外来民工的冲击(12．40％)并不是主要因素。
图1是在搜寻成本不同的情况下的就业量和工资水平。(左图为低搜寻成本，劳动力供给曲线比较平缓，价格的微小变动会引起劳动力供给的较大变动，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力的边际费用曲线也比较平缓。右图为高搜寻成本，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和边际费用曲线比较陡峭)表示在两个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工人群体(即他们拥有相同的边际收益产品MRP'，因为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可以假设为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垄断市场)。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其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搜寻成本较低，所以只要企业稍微降低工资，那么工人的离职率就较高。利润最大化的雇主将会雇佣L1个工人，并支付W1的工资。农民工由于信息的不畅通，搜寻成本高，这就意味着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比较陡和一个更为陡峭的劳动力边际费用曲线。在这个群体中有14个工人被雇佣，得到的工资率为W2，低于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的工资率W1。因此在实践中，如果两类工人同时被同一个企业雇佣，那么那些具有较高搜寻成本的人很可能被安排到工资率较低的岗位上去，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就业待遇歧视。
(三)从劳动者与政府的角度看：面临的制度不同
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是因为政府征地而被纳入城镇化的。在城镇强大辐射的作用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比较高。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第二第三产业及土地收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农民工面临着户籍歧视，户籍歧视是对当前户籍属于外地的劳动者的歧视，而一旦拥有城市当地户籍，户籍歧视便随即消失。与一般的劳动力歧视相比，户籍歧视带有非常明显的制度特征。在这里，政府不仅不是歧视的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歧视的制造者，如配额、征税、附加条件、关闭市场等制度。
四、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的后果
(一)导致了该群体的恶性竞争
假设城镇居民处于第一劳动力市场，在二级市场上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与农民工并存。在图2中，横轴L为劳动力数量，纵轴W为工资(率)，S1为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的劳动力供给曲线，S2为农民工进入后的总劳动力供给曲线，D为二类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
当农民工未加入时，市场均衡时的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受雇佣的数量仅为N1。随着农民工的进入，农民工较平缓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加入，使总供给曲线更加平缓，供给曲线向右移与需求曲线交于C，工资为W2，农民工的进入直接造成城郊结合部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下降和就业水平的下降。这样，城郊结合部劳动力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由于嫌工资低而离开劳动力市场，而留下来的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率。
(二)整个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看和总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的减少
此时把二级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一级劳动力市场形成竞争。二级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的后果是带给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雇主和总效用的下降(如图3所示)。
S2S'2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S0AS'0为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歧视前的总供给曲线，S1BS'1为低技能劳动力市场自我歧视后的总供给曲线。在假设劳动力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总劳动量从L0减少到L1，均衡的工资由W0上升为W1，此时一级劳动力市场雇佣量增加了(L3-L2)个岗位，而二级劳动力市场雇佣量从(L0-L3)减少到(L1-L2)。社会总就业岗位减少了(L0—L1)个。也就是说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不仅仅让自己损失了(L2—L3)+(L0—L1)个就业岗位，还浪费了社会(L0—L1)个就业岗位。
(三)导致低就业能力的人群的人力资本及文化特征陷于恶性循环
由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恶性循环竞争的结果只是让双方都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本群体整体谈判能力、整体素质的提高上，最后的剩余是由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获得，从图3可知，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自我歧视的结果只能是尚未造成另一个群体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使城乡差距加大。
五、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就业能力的提升探讨
(一)发展经济，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提高就业水平
农民工在替代—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图4)：由进城农民工所导致的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需求曲线由D右移动到D'，与S2相交于E'2点，此时就业量提高，劳动力工资也上升。产生此效应的重要举措就是扩大发展企业尤其是新企业的规模。因为低技能劳动力进入的企业一般是新创办的企业。
(二)建立“弱+弱＝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
1．建立“集体发言机制”。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工资水平一般会被固定在某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供过于求的局面使他们丧失了提出签订完备合同要求的资格，基于“进入和退出机制”(即不满意就业条件，可以选择离开)与“单个工人的发言机制”(即工人就雇主能够就反应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的失灵，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发言机制”，即通过诸如工会之类的组织与雇主就各种就业条件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
2．增强培训，加强他们自身的素质。一是培训内容市场化：要以市场需求为导民向；二是培训层次多元化：要针对失地农民的年龄、性别、文化、技能等类别的差异和市场进行有的放矢的培训；三是培训形式灵活化：采取单元式和模块式结合、单一式和复合式结合、函授式和面授式结合等培训形式，灵活多样地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
3．激进式市民观念的改变。加强对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教育。客观公正地评价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降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偏好”。许多文献表明，歧视者往往也会从自己制造的歧视中受损。事实上，他们也被城市市民所歧视。
(三)从政府的角度看：加强制度建设
1．改革户籍制度。笔者认为在心态上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是准市民在身份上是市民。他们与农民工劳动力就业的歧视，说到底还是户籍的歧视，尽管这种歧视会小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2．建立平等的就学制度。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他们才能充分的武装自己，使其能更好的适应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农民工子女、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城市政府应努力创造一种平等的就学制度。在入学条件上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扶持，不得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流人地政府要安排经费。
(四)从市场的角度看：构造连贯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
使每个人都可以在一生中从事不同的工作，并使之前后衔接；同时也要尽量保证整个就业体系的—致性，使就业能力成为保持职业连贯的有效措施。
责任编辑：关华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