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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革时期的舞蹈历史，是新中国舞蹈史上发展最为畸形的一个阶段，但是，它却以独特的历史面貌和具有特色的艺术样式，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对中国当代的舞蹈艺术推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文革；舞蹈；左倾
文革时期的舞蹈历史，是新中国舞蹈史上发展最为畸形的一个阶段，但是，它却以独特的历史面貌和具有特色的艺术样式，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对中国当代的舞蹈艺术推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笔者将这段历史反复翻阅并集中思考之后，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舞蹈那不可忽视的前进动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新时代的视角来看，不管那段时期舞蹈艺术的风格在传衍上有着怎样的历史惯性，也不管那十年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和迂回，舞蹈艺术竟以独特的姿态在那纷繁错乱的更迭中竟显着自身的魅力。
一、芭蕾舞剧普及全国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之风迅猛的刮向文艺界，舞蹈领域当然难逃厄运。在这股劲风之下，民族风格的舞蹈遭到冷遇，继而被彻底的排斥在创作之外，大批作家、艺术家被打成“黑线人物”、“反革命”。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源自西方的芭蕾舞却被抬至所谓革命样板戏的位置。
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是1966-1976年间文化艺术在“四人帮”统治的左倾思想文艺理论把持着文艺界时期意外发展的舞蹈样品。虽说这两个舞剧被江青一伙窃为己有，定成“革命样板戏”，但是也正因为这一趋势，将芭蕾舞普及全国。这样一场借助于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的大普及运动，将芭蕾舞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迅速的推广到全国的各个地区，让中国人民认识、接受并熟悉芭蕾舞的过程大大加快。
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停产的时候，舞蹈仍然活跃在人民大众的日常活动当中，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并广为流传。可见，舞蹈艺术在任何时期都被需要，都不会停止。这也源自人们最本能的行为和情感的抒发莫过于舞蹈。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风雨交加”的时期是舞蹈走向畸形并被政治上的极左路线所扭曲的时代，并不愿去讨论这段非常时期舞蹈對于中国当代舞蹈历史是否重要。但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时代，“造反舞”“忠字舞”流行于街头，深入于民众，让热血赤诚的一代人深深受着芭蕾舞的传染，使得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身体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培养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的舞蹈兴趣和舞蹈意识，更是在中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舞蹈社会风气。
二、艺术工具论
“阶级斗争为纲”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深深影响了舞蹈的创作。
《铁路哨兵》，上海歌剧院舞蹈团创作演出。这是一个三人舞形式的戏剧性小型舞蹈剧，讲述了一个铁路工人在巡路的过程中，发现阶级敌人在铁轨上放置的障碍物并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保障了列车的安全通行。当时的评论认为，该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动作语言易懂而使人感到真实、亲切。
虽说当时舞蹈创作深深受着整个左倾思想趋势的影响和制约，编导在艺术创作方面也逃脱不掉硬性主题、情节、人物雷同的局面，但是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倾向，丰富了人民大众的文娱生活，体现了舞蹈在文化艺术中所独有的特色。
《金色的种子》，吉林市歌舞团的三人舞作品。刻画了两名红小兵在秋收看护场院时，发现地主分子企图在粮草中掺上坏品种的破坏活动，红小兵机警发现后，斗智斗勇，最终在地主阴谋暴漏时勇敢地将其抓获。
类似以上的作品是当时舞蹈创作的主要题材。如：宁夏文工团的《边疆红小兵》，二炮文工团的《光荣的岗位》，沈阳部队文工团的《风雨之夜》等等。
文革时期的舞蹈文化并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当今社会有着持续深远的影响。多数史家将“文革”视为中国舞蹈史甚至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沉寂最黑暗的时期，但是，“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许多重要舞蹈现象表明，在“左倾”的大众艺术和艺术工具论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文革舞蹈中涌现出一些显著的文化因素和艺术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并且对中国当代艺术乃至舞蹈艺术的推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文革”舞蹈特色产物
1972年7月，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文艺界的问题提出批评说：“现在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太少了。”面对批评，随后成立了文化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这个文艺作品必须为政治服务，高喊阶级斗争口号的政治空气里，人民群众对于新作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97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两次谈话中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文艺团体的一些艺术工作者被重新召回了文艺队伍，重新思考创作问题。
1.芭蕾舞剧再结果实
在中国舞剧史上，《沂蒙颂》和《草原儿女》的出现代表着那一特定年代里人们对于舞剧审美观念的探索与追求，更显现出舞蹈艺术那不可消亡的前进动力和独特魅力，它不断吸引着、推进着、鼓动着人们去追求舞蹈美所传递的愉悦。
1974年5月，中国舞剧团根据京剧《红嫂》改编上演了舞剧《沂蒙颂》。《沂蒙颂》以革命斗争的历史题材为艺术表现对象，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朴实、善良、勇敢的山东老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形象。
《沂蒙颂》的创作也受到了左倾文艺思想的一定影响。在舞剧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上与其他舞剧相似，缺乏独立创新精神，但是，在舞蹈语言上的创新是值得注意的。编导在创编过程中坚持“从生活出发，选取经典动作”的同时，恰当的吸取了民间舞与戏曲表演身段中极具风格的动律、动作，并将之于芭蕾舞的舞姿、技巧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沂蒙颂》一面市就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和一致好评。
此外，《草原儿女》的“兼容韵律”也使得其在当时格式化的舞剧中令人眼前一亮。《草原儿女》把草原上牧人放牧的动作与芭蕾舞自然的糅合在一起，并在芭蕾舞中融入了古典舞和蒙族舞的动律，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更使得观众感到新鲜、亲切。 在笔者看来，“文革”舞蹈是不正常的艺术状态下产生的“怪物”，独一无二的大众芭蕾运动与中西杂糅略具民族风格的艺术倾向，使“文革”舞蹈在形式上不同于文革前新中国十七年的艺术面貌，在外的特征上不同于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面貌。“文革”舞蹈改写了中国以往的舞蹈艺术形态，并对以后中国舞蹈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精神“先导”和推动作用。
2.文艺舞台新风向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了歌颂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也为了更好地活跃文艺舞台，一部分编导被先期“解冻”，有限度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创作风潮悄然兴起，一些新的舞蹈作品走向舞台。
《草原女兵》的问世为舞蹈艺术的舞台吹进了一股春风，其舞蹈语言和舞蹈情节在艺术创作上很有突破。草原上，女民兵们踢腿扬腕，英豪无比，一出场就个性十足。生动形象的展示了女民兵们骑马而行的情形，也刻画了草原女儿的典型形象。该作品不仅表现了女民兵的英武之气，更是在情节上比较深入的刻画了女民兵连长对小战士的关怀，以身示范，帮助小战士度过训马的难关，较为恰当的刻画了官兵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
舞蹈中通过肢体动作去突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将舞蹈艺术的身体语言之美再次展现在众人眼前，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唤醒人们心中深藏已久的舞蹈美感。而情感因素也融入了英雄主义的大主题，突破了以往的情节模式，大大加深了军事舞蹈创作的思想力度，对于后来的军事题材舞蹈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著名舞蹈艺术家贾作光的《鸿雁高飞》是在那个极左年代里难得一见的高水平舞蹈，而这个舞蹈的创作背景正式其经受逼迫，深陷困境时，听到过往大雁的鸣叫，并由中想到：如果有一天重获自由，一定要编一个有关于大雁的舞蹈，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在《鸿雁高飞》的舞蹈中，雪路迷蒙，身体到达极限的邮递员在困境时突然想到那任何风雨前都不会退缩的鸿雁，竟不由自主的模仿着，在大雪中舞起来，仿佛乘风而去，顽强的向前方走去。很多人看了这个舞蹈后，激动地热泪盈眶。人们在作品中不仅感受到舞蹈艺术的魅力，更感受到黑暗必将过去，黎明就在前方的美好愿望。
通过这一时期的舞蹈作品，不难发现人性的执着和朴实以及对舞蹈的喜爱和追求。例数着种种融注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舞蹈形象，“情寄予舞，舞表于情，情舞交融，形神兼备”。贾作光曾说过：“当舞蹈呼唤时代的最强音，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时，就会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穿透力，舞蹈的形体动作就会化为浓重的情感语言！”
四、十年的“洗礼”
在中国历史上，舞蹈艺术有过辉煌的时代，也有过低落沉寂的时候，就在这辉煌与沉潜中形成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风雨交加”的时期是舞蹈走向畸形并被政治上的极左路线所扭曲的时代，并不愿去讨论这段非常时期舞蹈对于中国当代舞蹈历史是否重要。但是从1966年至今，中国舞蹈几乎一直在运动演进，从波澜壮阔的十年浩劫，到“拨乱反正”经典复兴的三载复苏；从空前繁盛的舞剧奇观到舞蹈學科构建的律动大潮。这些轨迹几乎主导了中国舞蹈面貌的每一次自我刷新和置换。舞蹈艺术经历了文革十年磨难，也是接受了一次重大的洗礼。在十年的痛苦中思索、磨练，逐步跨越了模式、形式的羁绊，使舞蹈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中国人民执着、朴实的民族精神和震撼的时代精神。
舞蹈，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或许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会兴、会衰、会变化，但是，它作为“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所留下的轨迹，同样向人类证明了只有舞蹈，能够攻无不克，能以不同的样式和风格去博得男女老少的欢心；只有舞蹈，能够脱颖而出，赢得上至政府高层，下至黎民百姓的尊重，只有舞蹈，能够百折不挠，屡屡从刀光剑影中崛起，也只有舞蹈，始终作为人类生命最直接、最亲密的载体，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王克芬、隆荫培著，《中国近代当代现代舞蹈发展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9
[2]冯双白著，《新中国舞蹈史》，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2
[3]于平著，《中外舞蹈思想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
作者简介：李婉真，女（1988.09—），汉，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舞蹈表演与教学理论研究。
关键词：文革；舞蹈；左倾
文革时期的舞蹈历史，是新中国舞蹈史上发展最为畸形的一个阶段，但是，它却以独特的历史面貌和具有特色的艺术样式，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对中国当代的舞蹈艺术推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笔者将这段历史反复翻阅并集中思考之后，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舞蹈那不可忽视的前进动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新时代的视角来看，不管那段时期舞蹈艺术的风格在传衍上有着怎样的历史惯性，也不管那十年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和迂回，舞蹈艺术竟以独特的姿态在那纷繁错乱的更迭中竟显着自身的魅力。
一、芭蕾舞剧普及全国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之风迅猛的刮向文艺界，舞蹈领域当然难逃厄运。在这股劲风之下，民族风格的舞蹈遭到冷遇，继而被彻底的排斥在创作之外，大批作家、艺术家被打成“黑线人物”、“反革命”。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源自西方的芭蕾舞却被抬至所谓革命样板戏的位置。
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是1966-1976年间文化艺术在“四人帮”统治的左倾思想文艺理论把持着文艺界时期意外发展的舞蹈样品。虽说这两个舞剧被江青一伙窃为己有，定成“革命样板戏”，但是也正因为这一趋势，将芭蕾舞普及全国。这样一场借助于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的大普及运动，将芭蕾舞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迅速的推广到全国的各个地区，让中国人民认识、接受并熟悉芭蕾舞的过程大大加快。
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停产的时候，舞蹈仍然活跃在人民大众的日常活动当中，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并广为流传。可见，舞蹈艺术在任何时期都被需要，都不会停止。这也源自人们最本能的行为和情感的抒发莫过于舞蹈。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风雨交加”的时期是舞蹈走向畸形并被政治上的极左路线所扭曲的时代，并不愿去讨论这段非常时期舞蹈對于中国当代舞蹈历史是否重要。但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时代，“造反舞”“忠字舞”流行于街头，深入于民众，让热血赤诚的一代人深深受着芭蕾舞的传染，使得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身体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培养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的舞蹈兴趣和舞蹈意识，更是在中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舞蹈社会风气。
二、艺术工具论
“阶级斗争为纲”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深深影响了舞蹈的创作。
《铁路哨兵》，上海歌剧院舞蹈团创作演出。这是一个三人舞形式的戏剧性小型舞蹈剧，讲述了一个铁路工人在巡路的过程中，发现阶级敌人在铁轨上放置的障碍物并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保障了列车的安全通行。当时的评论认为，该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动作语言易懂而使人感到真实、亲切。
虽说当时舞蹈创作深深受着整个左倾思想趋势的影响和制约，编导在艺术创作方面也逃脱不掉硬性主题、情节、人物雷同的局面，但是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倾向，丰富了人民大众的文娱生活，体现了舞蹈在文化艺术中所独有的特色。
《金色的种子》，吉林市歌舞团的三人舞作品。刻画了两名红小兵在秋收看护场院时，发现地主分子企图在粮草中掺上坏品种的破坏活动，红小兵机警发现后，斗智斗勇，最终在地主阴谋暴漏时勇敢地将其抓获。
类似以上的作品是当时舞蹈创作的主要题材。如：宁夏文工团的《边疆红小兵》，二炮文工团的《光荣的岗位》，沈阳部队文工团的《风雨之夜》等等。
文革时期的舞蹈文化并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当今社会有着持续深远的影响。多数史家将“文革”视为中国舞蹈史甚至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沉寂最黑暗的时期，但是，“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许多重要舞蹈现象表明，在“左倾”的大众艺术和艺术工具论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文革舞蹈中涌现出一些显著的文化因素和艺术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并且对中国当代艺术乃至舞蹈艺术的推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文革”舞蹈特色产物
1972年7月，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文艺界的问题提出批评说：“现在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太少了。”面对批评，随后成立了文化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这个文艺作品必须为政治服务，高喊阶级斗争口号的政治空气里，人民群众对于新作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97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两次谈话中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文艺团体的一些艺术工作者被重新召回了文艺队伍，重新思考创作问题。
1.芭蕾舞剧再结果实
在中国舞剧史上，《沂蒙颂》和《草原儿女》的出现代表着那一特定年代里人们对于舞剧审美观念的探索与追求，更显现出舞蹈艺术那不可消亡的前进动力和独特魅力，它不断吸引着、推进着、鼓动着人们去追求舞蹈美所传递的愉悦。
1974年5月，中国舞剧团根据京剧《红嫂》改编上演了舞剧《沂蒙颂》。《沂蒙颂》以革命斗争的历史题材为艺术表现对象，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朴实、善良、勇敢的山东老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形象。
《沂蒙颂》的创作也受到了左倾文艺思想的一定影响。在舞剧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上与其他舞剧相似，缺乏独立创新精神，但是，在舞蹈语言上的创新是值得注意的。编导在创编过程中坚持“从生活出发，选取经典动作”的同时，恰当的吸取了民间舞与戏曲表演身段中极具风格的动律、动作，并将之于芭蕾舞的舞姿、技巧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沂蒙颂》一面市就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和一致好评。
此外，《草原儿女》的“兼容韵律”也使得其在当时格式化的舞剧中令人眼前一亮。《草原儿女》把草原上牧人放牧的动作与芭蕾舞自然的糅合在一起，并在芭蕾舞中融入了古典舞和蒙族舞的动律，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更使得观众感到新鲜、亲切。 在笔者看来，“文革”舞蹈是不正常的艺术状态下产生的“怪物”，独一无二的大众芭蕾运动与中西杂糅略具民族风格的艺术倾向，使“文革”舞蹈在形式上不同于文革前新中国十七年的艺术面貌，在外的特征上不同于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面貌。“文革”舞蹈改写了中国以往的舞蹈艺术形态，并对以后中国舞蹈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精神“先导”和推动作用。
2.文艺舞台新风向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了歌颂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也为了更好地活跃文艺舞台，一部分编导被先期“解冻”，有限度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创作风潮悄然兴起，一些新的舞蹈作品走向舞台。
《草原女兵》的问世为舞蹈艺术的舞台吹进了一股春风，其舞蹈语言和舞蹈情节在艺术创作上很有突破。草原上，女民兵们踢腿扬腕，英豪无比，一出场就个性十足。生动形象的展示了女民兵们骑马而行的情形，也刻画了草原女儿的典型形象。该作品不仅表现了女民兵的英武之气，更是在情节上比较深入的刻画了女民兵连长对小战士的关怀，以身示范，帮助小战士度过训马的难关，较为恰当的刻画了官兵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
舞蹈中通过肢体动作去突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将舞蹈艺术的身体语言之美再次展现在众人眼前，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唤醒人们心中深藏已久的舞蹈美感。而情感因素也融入了英雄主义的大主题，突破了以往的情节模式，大大加深了军事舞蹈创作的思想力度，对于后来的军事题材舞蹈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著名舞蹈艺术家贾作光的《鸿雁高飞》是在那个极左年代里难得一见的高水平舞蹈，而这个舞蹈的创作背景正式其经受逼迫，深陷困境时，听到过往大雁的鸣叫，并由中想到：如果有一天重获自由，一定要编一个有关于大雁的舞蹈，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在《鸿雁高飞》的舞蹈中，雪路迷蒙，身体到达极限的邮递员在困境时突然想到那任何风雨前都不会退缩的鸿雁，竟不由自主的模仿着，在大雪中舞起来，仿佛乘风而去，顽强的向前方走去。很多人看了这个舞蹈后，激动地热泪盈眶。人们在作品中不仅感受到舞蹈艺术的魅力，更感受到黑暗必将过去，黎明就在前方的美好愿望。
通过这一时期的舞蹈作品，不难发现人性的执着和朴实以及对舞蹈的喜爱和追求。例数着种种融注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舞蹈形象，“情寄予舞，舞表于情，情舞交融，形神兼备”。贾作光曾说过：“当舞蹈呼唤时代的最强音，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时，就会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穿透力，舞蹈的形体动作就会化为浓重的情感语言！”
四、十年的“洗礼”
在中国历史上，舞蹈艺术有过辉煌的时代，也有过低落沉寂的时候，就在这辉煌与沉潜中形成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风雨交加”的时期是舞蹈走向畸形并被政治上的极左路线所扭曲的时代，并不愿去讨论这段非常时期舞蹈对于中国当代舞蹈历史是否重要。但是从1966年至今，中国舞蹈几乎一直在运动演进，从波澜壮阔的十年浩劫，到“拨乱反正”经典复兴的三载复苏；从空前繁盛的舞剧奇观到舞蹈學科构建的律动大潮。这些轨迹几乎主导了中国舞蹈面貌的每一次自我刷新和置换。舞蹈艺术经历了文革十年磨难，也是接受了一次重大的洗礼。在十年的痛苦中思索、磨练，逐步跨越了模式、形式的羁绊，使舞蹈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中国人民执着、朴实的民族精神和震撼的时代精神。
舞蹈，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或许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会兴、会衰、会变化，但是，它作为“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所留下的轨迹，同样向人类证明了只有舞蹈，能够攻无不克，能以不同的样式和风格去博得男女老少的欢心；只有舞蹈，能够脱颖而出，赢得上至政府高层，下至黎民百姓的尊重，只有舞蹈，能够百折不挠，屡屡从刀光剑影中崛起，也只有舞蹈，始终作为人类生命最直接、最亲密的载体，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王克芬、隆荫培著，《中国近代当代现代舞蹈发展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9
[2]冯双白著，《新中国舞蹈史》，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2
[3]于平著，《中外舞蹈思想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
作者简介：李婉真，女（1988.09—），汉，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舞蹈表演与教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