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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同样,“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中国也是顺应时势变化而孕育产生的,在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曾激起巨大波澜。或许,用现代的观念来看,他还存在许多落后与缺陷,但我们更多的是要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它,认识它,理解它。在肯定其对中国近代化所做贡献的同时挖掘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有价值的东西,将经验教训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思想特色。
【关键词】:中体西用;中学;西学;思想观念;社会结构;时代特色
学术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研究在近三十年来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阶段主要是集中在⒛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该思想的起源问题和肯定其对洋务运动的指导作用;第二阶段从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学术界逐渐扩大了视野,转换了角度,突出其基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新趋向,突破了以往“中体西用”不变论的束缚,并取得重大进展。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中往往陷入“中体西用”中“中体”没有触动封建统治根基,阻碍近代化的桎梏,多少有些消极态度。我的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探究“中体西用”思想的由来,由此引出针对“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化价值方面的探讨,尽量减少对其不足方面的批判,并结合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其作出新的理解、解释与运用。
一、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看“中体西用”思想的由来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元气已经大伤,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国力衰颓一发不可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缠绕,不得不让沉睡中的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
1.国内变局引发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陷入真正的全面危机,首次面临生存的抉择。如何既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使西方文化为我所用成为摆在中国有识之士面前的重要问题。“中体西用”思想便由此产生了。
2.西方国家崛起的刺激
中西对比之悬殊是显而易见,更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差距由于在几次中西交战中积聚而更加凸显出来,不得不引起中国统治阶级的重视。于是,一些处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开明人士开始承认西洋军备之优势,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如要图存,必当自强。”这就是“中体西用”之最初体现。
改良派先驱冯桂芬首倡:“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与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谋而合,共同成为后来将“中体西用”思想付诸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主要价值
“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之一大变”,但“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作为当时“中体西用”的亲历者,较为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中西融会贯通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化主要还是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
1.中国近代工业起步
“西人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之理,多为中人所不及,应取其之长,辅我所有。”西方的工业文明对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来说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其精良的武器装备。鸦片战争后,一批清政府的改良派官僚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并结合当时社会条件将“中体西用”思想作为他们从事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
2.社会结构变化发展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行,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疪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这是《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中学和西学的解释。作为以封建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和家庭本位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道为本,向西方学习的工艺器械甚至经济体制是末,中学固不可丢,西学仍需采纳。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措施应紧随其后。
3.思想观念的革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虽然它不是理想的救国方案,但我们仍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了解之同情”充分认识其对于推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引发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
从根源论起“中体西用”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作为封建保守势力的典型代表——顽固派,他们是坚决反对西学的,他们将西器视为“奇技淫巧”,甚至完全排斥西学的概念;另一方面,作为较为开明的改良派,他们看到了中西各有其领域,继而积极寻找一种方法力图使中西学融会贯通。
黄遵宪有诗云:“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为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这不正说明“中体西用”对中国人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吗?而且,这种影响是由物质而逐渐深入到思想观念层次的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许,在我们现在看来,“中体西用”并未冲破封建束缚,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然而这些不足,我们固然是必须承认的,但完全不必把它作为重点来批判,而是应该用一种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去客观地评价它。毕竟,在当时充斥着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还是有 很多很大的压力的。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坚强的依托与后盾,“西用”是不可能真正踏足中国社会领域的。
三、现代社会从“中体西用”思想中获得的启示
1.“中体西用”与体用合一
在近代中国,由“中体西用”而设想的变革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借以效法西方,以求富国强兵之利。其本质目的仍是——务中学以固本。中学是体,西学为末,作为社会最根本的体制是中式的,作为发展的方式是西式的,因而二者之间的结合有时不是那么顺畅的。严复对此曾做过富有逻辑思维的推论:“故中学有中学的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俱之。议者必欲合之为一物,且一体而用之,斯其文义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可行乎!”它的高明之處正在于将体用合二为一,紧密结合,既與现在我们普遍认同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2.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式
我们提倡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我看来“中体西用”仍具现实意义,只不过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全新的理解与解释,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的前提下,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果,中西相互交流,融会贯通以促进共同发展。在这种全球社会体系中不但保持住中国的特色,而且还可以灵活处理各种机遇与挑战。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一切事物固然各有“体用”,不能强分为二,而任何健全的“体”又是不会拒绝一切有益的养料的。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在那个时代,中国传统礼俗思想仍占社会主流地位,而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中体西用”或许是最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毕竟新生事物的出现与发展是要经历一个螺旋式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渡阶段的,学西艺而不失中学本体,不会让处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感到不适应,从而更易于去接受它。总之,“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主要还是积极向上的。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现状,我认为只有坚定地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之后,认识、分析并阐明“体用”的一致性和内在矛盾,才有可能把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引向繁荣复兴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作者简介:时婷(1991-),女,汉族,山东威海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史。
【关键词】:中体西用;中学;西学;思想观念;社会结构;时代特色
学术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研究在近三十年来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阶段主要是集中在⒛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该思想的起源问题和肯定其对洋务运动的指导作用;第二阶段从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学术界逐渐扩大了视野,转换了角度,突出其基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新趋向,突破了以往“中体西用”不变论的束缚,并取得重大进展。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中往往陷入“中体西用”中“中体”没有触动封建统治根基,阻碍近代化的桎梏,多少有些消极态度。我的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探究“中体西用”思想的由来,由此引出针对“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化价值方面的探讨,尽量减少对其不足方面的批判,并结合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其作出新的理解、解释与运用。
一、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看“中体西用”思想的由来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元气已经大伤,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国力衰颓一发不可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缠绕,不得不让沉睡中的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
1.国内变局引发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陷入真正的全面危机,首次面临生存的抉择。如何既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使西方文化为我所用成为摆在中国有识之士面前的重要问题。“中体西用”思想便由此产生了。
2.西方国家崛起的刺激
中西对比之悬殊是显而易见,更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差距由于在几次中西交战中积聚而更加凸显出来,不得不引起中国统治阶级的重视。于是,一些处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开明人士开始承认西洋军备之优势,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如要图存,必当自强。”这就是“中体西用”之最初体现。
改良派先驱冯桂芬首倡:“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与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谋而合,共同成为后来将“中体西用”思想付诸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主要价值
“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之一大变”,但“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作为当时“中体西用”的亲历者,较为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中西融会贯通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化主要还是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
1.中国近代工业起步
“西人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之理,多为中人所不及,应取其之长,辅我所有。”西方的工业文明对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来说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其精良的武器装备。鸦片战争后,一批清政府的改良派官僚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并结合当时社会条件将“中体西用”思想作为他们从事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
2.社会结构变化发展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行,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疪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这是《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中学和西学的解释。作为以封建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和家庭本位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道为本,向西方学习的工艺器械甚至经济体制是末,中学固不可丢,西学仍需采纳。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措施应紧随其后。
3.思想观念的革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虽然它不是理想的救国方案,但我们仍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了解之同情”充分认识其对于推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引发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
从根源论起“中体西用”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作为封建保守势力的典型代表——顽固派,他们是坚决反对西学的,他们将西器视为“奇技淫巧”,甚至完全排斥西学的概念;另一方面,作为较为开明的改良派,他们看到了中西各有其领域,继而积极寻找一种方法力图使中西学融会贯通。
黄遵宪有诗云:“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为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这不正说明“中体西用”对中国人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吗?而且,这种影响是由物质而逐渐深入到思想观念层次的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许,在我们现在看来,“中体西用”并未冲破封建束缚,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然而这些不足,我们固然是必须承认的,但完全不必把它作为重点来批判,而是应该用一种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去客观地评价它。毕竟,在当时充斥着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还是有 很多很大的压力的。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坚强的依托与后盾,“西用”是不可能真正踏足中国社会领域的。
三、现代社会从“中体西用”思想中获得的启示
1.“中体西用”与体用合一
在近代中国,由“中体西用”而设想的变革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借以效法西方,以求富国强兵之利。其本质目的仍是——务中学以固本。中学是体,西学为末,作为社会最根本的体制是中式的,作为发展的方式是西式的,因而二者之间的结合有时不是那么顺畅的。严复对此曾做过富有逻辑思维的推论:“故中学有中学的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俱之。议者必欲合之为一物,且一体而用之,斯其文义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可行乎!”它的高明之處正在于将体用合二为一,紧密结合,既與现在我们普遍认同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2.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式
我们提倡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我看来“中体西用”仍具现实意义,只不过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全新的理解与解释,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的前提下,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果,中西相互交流,融会贯通以促进共同发展。在这种全球社会体系中不但保持住中国的特色,而且还可以灵活处理各种机遇与挑战。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一切事物固然各有“体用”,不能强分为二,而任何健全的“体”又是不会拒绝一切有益的养料的。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在那个时代,中国传统礼俗思想仍占社会主流地位,而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中体西用”或许是最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毕竟新生事物的出现与发展是要经历一个螺旋式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渡阶段的,学西艺而不失中学本体,不会让处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感到不适应,从而更易于去接受它。总之,“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主要还是积极向上的。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现状,我认为只有坚定地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之后,认识、分析并阐明“体用”的一致性和内在矛盾,才有可能把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引向繁荣复兴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作者简介:时婷(1991-),女,汉族,山东威海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