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诗人，却不符合大众印象中的诗人形象，用一个作家评论他的话来说：他不是一般的诗人，低头，反手，看见水往东流，便说逝者如斯夫；或者抬头，叹气，望到明月在天，便但愿人长久。孔夫子的把戏，苏东坡的把戏，皆被他狠狠颠覆。这么多年来，他写诗，开香积厨，做出版……忽然玩起了消失，常常有人问李亚伟在哪里，他答：在路上。叛逆的人骨子里的脾性是消失不了的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据说一个花盆从楼上掉下来都能砸中3个诗人。20岁的李亚伟留着长长的头发，写出《中文系》这样令整个诗歌圈为之震撼的诗篇。这首诗从未正式发表，但为众人传抄，甚至很多人张口就能连篇累牍地背出其中精彩的句子：“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当儿童们的故事大王，然后，再去撒网……”20岁的李亚伟常常觉得自己写的不是诗，却一不小心凭这首诗成了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人物，用他“自谦”的话说是：“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
　　现在的李亚伟常常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告诉别人：“以前我的头发可能是全四川男人里最长的，长到后背心以下了，散着，只在夏天才捆一下。后来发现‘假先锋’纷纷开始留长发，我就只有改剃光头了。”他对记者承认：“叛逆的人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也许在为人处世上表现得狡猾了、圆滑了，但骨子里的脾性是消失不了的。”
　　有趣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写诗的那一帮人，到了90年代，前赴后继地扑通扑通跳下海，操盘的内容居然也不约而同：要么做出版，要么做餐饮。李亚伟说：“我碰到了好时候，下海也算干脆果断，然后，还碰到了挣大把银子的机会，我曾经不无感慨地作过自我总结，结论是：我并不是一个道行高深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个赶时髦的家伙，你看，该上大学时我上大学，文学热时我写作，时兴下海时，我哗地下了个浑身湿，买车买房一下子变了小暴发户似的。我周边的朋友大都经历跟我雷同，互相看着对方像流行玩具，在一起谈论投资其实是一大堆挣了些小钱的傻瓜开会琢磨投资，个个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通，结果发现只会买房产和开餐馆。”
　　李亚伟在重庆酉阳老县城里开过火锅店，在成都给书商当过“枪手”写《世界尖端武器排行龙虎榜》之类的速朽畅销书。1994年，李亚伟怀揣3万元“巨款”到北京发展，准备继续当“枪手”挣稿费。“当时的消费水平还很低，我在北京租了一个院子，一个月房租才不到1000元。还没开始写书，就碰到东北一帮写诗的朋友。他们已经在做书商了，让我赶紧加入进来，说当书商比当枪手挣钱。那时他们曾问我究竟想挣多少钱，我说10万。结果，这句话被他们当成了一个大笑话。”李亚伟很快发现自己当时“太没追求”了。
　　李亚伟在北京做文史类和励志类图书，成为北京小有名气的一位民营书商。10万元的“发财梦”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就轻飘飘实现了。资本积累成功，2000年，李亚伟在成都开起了酒楼，名字极雅：香积厨。从此，李亚伟成都和北京两头跑，出版和美食两手抓，钞票赚得不亦乐乎。做生意才是彻底投入了生活
　　在北京，李亚伟作为书商，一呆就是10多年，一起做出版赚钱的还有诗人万夏、张小波、马松等。有一天李亚伟突然问自己：“呆在这里干什么?”他随即自嘲地回答自己：“李白在长安也呆了10年。10年够了。也许我这10年都在等着一个重要的电话，一个要委以我重任的电话，电话没来，那我就走了。”
　　玩笑归玩笑，李亚伟正经的解释是：“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被金钱套了这么多年，我突然醒过来了。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在北京，生活和自由是虚假的，整天都在饭局上打滚，每天都有很多扯淡的事要谈，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很多人可能会由此干到死。”
　　毕竟，李亚伟不是那种唯钱是命的人。2005年，李亚伟结束了北京的出版公司，离开了首都，一张机票飞到云南香格里拉。离开之前，朋友询问其打算，他说：“转到哪里是哪里，看到美女就停下来，看到美食就停下来，看到美景就停下来。”
　　在香格里拉，李亚伟和诗人默默、赵野一起做了一个叫做上游俱乐部的旅店兼工作室，那里接待的几乎全是作家、诗人、艺术家，除了在一起玩，还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和读书。
　　在下海经商的10年间，李亚伟停笔没有写诗，他对诗歌写作失去兴趣。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是“发现生意里面有更加浓烈的生活的气息。我认为这段时朗的做生意对于写作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彻底投入了生活”。
　　如今，李亚伟重新提笔，就好像人生转了一个大圈，不知不觉又回到原点。重新开始写作的李亚伟认识到写作是一件郑重的事，需要有计划地进行，他给自己定好了几个目标，准备一个一个慢慢去实现。现在，他发现云南的热带雨林很适合喝酒和写作，如今，简简单单花间一壶酒的生活不是不可能。于是他置身深山老林，他静下心来，专注于一件事：写诗。
　　问他
　　我不认为天天写诗是好事
　　Q=《成都女报》A=李亚伟
　　Q：云南、北京、成都、重庆，你现在在哪个城市最多?
　　A：全国天南海北都在跑。每个地方顶多呆个七八天，超过10天就发疯地想走，想离开。这4个城市目前呆得多一点，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
　　Q：走了这么多城市，为什么还是会常常回成都?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A：在成都我的朋友最多，成都老百姓心态好，悠闲舒适。生活在成都感觉天天都在放假。这个城市适合定居。气候也蛮好，几十公里外，驱车一二小时便是大山，炎夏可纳凉，冬日可观雪，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要地。
　　Q：诗人和商人，哪一个是更真实的你?
　　A：诗歌是精神方面的事，经商是物质方面的事。我不认为天天写诗是好事。我也不相信在当代社会存在职业性的好诗人，因为诗歌并不能供给诗人各种费用，经商(或说工作)是我们生存的手段，运气好，你可以喝好酒，吃遍天下佳肴，能实现更多的梦想、能经历更多姿的生活，运气不怎么的，你也能养活妻儿老小，一份职业是很重要的，它能使你贴近生活，其中一些实在的事情或事物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能提醒诗人不要为赋新诗强说愁，不要无病呻吟。诗人是种身份，但不是职业。
　　Q：放弃北京的出版事业，没有一点遗憾吗?真的就不想再赚钱了?
　　A：当然还是想钱，想大钱，但是不想太累，除非天上掉下来。
　　Q：平时还有些什么爱好呢?
　　A：写诗就是一种爱好。就像农村的老头儿以前闲时要听戏，写诗也差不多，都是精神层面的需要。我现在的生意几乎全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就睡懒觉、喝茶、发呆，和朋友一起喝酒，虚度光阴。这样的人生其实是相当好耍的人生。
　　Q：这样好耍的人生有没有烦恼呢?
　　A：我现在就是觉得好多事干不过来，麻烦的是我喝酒把身体喝坏了，往往喝得第二天没精神，没劲。我现在尽量少喝酒，但每次说戒酒戒酒，最多戒3天。朋友一个电话来。自己买张机票就飞过去又喝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