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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锺书所著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群像，如方鸿渐、褚慎明、高松年等，为了营造讽刺效果，钱锺书运用了很多逻辑方面的技巧。本文主要从概念、判断的角度来对此做出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围城》 讽刺 逻辑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群像，如方鸿渐、褚慎明、高松年等。所谓讽刺通常指的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用艺术的手法对某些错误（包含逻辑错误）、弱点进行揭露、批评、攻击，以使大家对这些错误、弱点有更鲜明、深刻、清楚的认识。为了营造讽刺效果，钱锺书一方面用艺术的手法暴露《围城》中人物所犯的逻辑谬误，另一方面运用了一些逻辑技巧来嘲讽文中的人物。下面笔者主要从概念、判断方面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概念方面
众所周知，“概念要明确”，是运用概念必须遵守的逻辑要求。当然，要求概念明确，是相对于语言环境以及使用过程而言的，离开某个特定的使用过程及其语言环境，就无所谓明确不明确。概念不明确，通常会犯概念模糊（概念不清）、混淆概念、偷换概念等逻辑错误，但要注意不要把“概念模糊”与“模糊概念”混为一谈。“模糊概念”是相对于“精确概念”的，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并非概念越精确越好，这要视当时交际的场合、目的而定，因为模糊概念可以使语言表达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伸缩余地，使话语更加得体。
例如，在朋友的日常闲谈中，对概念过于精确，刻意对概念做出严格的学术上界定和区分，就不恰当，不利于交际的展开。在《围城》第三章有几段褚慎明和方鸿渐的对话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慎明把夹鼻眼镜按一下，咳声嗽，说：“方先生，你那时候问我什么一句话？”
鸿渐糊涂道：“什么时候？”
“苏小姐还没来的时候，”——鸿渐记不起——“你好像问我研究什么哲学问题，对不对？”对这个照例的问题，褚慎明有个刻板的回答，那时候因为苏小姐还没来，所以他留到现在表演。
“对，对。”
“这句话严格分析起来，有点毛病。哲学家碰见问题，第一步研究问题：这成不成问题，不成问题的是假问题pseudoquestion，不用解决，也不可解决。假使成问题呢，第二步研究解决：相传的解决正确不正确，要不要修正。你的意思恐怕不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而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的解决。”
[分析]“研究什么问题”在日常语言中的含义一般主要指“如何解决某某问题”，至于“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及“该问题是否成问题”往往隐含在其中，作为预设也即交际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不必特意指出来，除非该预设是虚假的，不和事实一致。而褚慎明为了卖弄自己作为“青年哲学家”的对语言的分析技能，毫无必要地刻意把这两种含义（“研究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的解决”）加以细分，违反了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说话者准则（最小极限化准则——“尽量少说”，即只提供最小极限的语言信息，只要能达到交际目的就够了），这样做其实并不利于交际，褚慎明这样说的结果是：方鸿渐惊奇，董斜川厌倦，苏小姐迷惑，只有赵辛楣大声道：“妙，妙……”
鸿渐经不起辛楣苦劝，勉强喝了两口，说：“辛楣兄，我只在哲学系混了一年，看了几本指定参考书。在褚先生面前只能虚心领教做学生。”
褚慎明道：“岂敢，岂敢！听方先生的话好像把一個个哲学家为单位，来看他们的著作。这只算研究哲学家，至多是研究哲学史，算不得研究哲学。充乎其量，不过做个哲学教授，不能成为哲学家。我喜欢用自己的头脑，不喜欢用人家的头脑来思想。科学文学的书我都看，可是非万不得已决不看哲学书。现在许多号称哲学家的人，并非真研究哲学，只研究些哲学上的人物文献。严格讲起来，他们不该叫哲学家philosophers，该叫‘哲学家学家’philophilosophers。”
[分析]褚慎明在这里首先对哲学教授和哲学家加以区分，进而又对哲学家与“哲学家学家”加以严格区分，这些区分在这个场合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方鸿渐自己都已经承认“我只在哲学系混了一年，看了几本指定参考书。在褚先生面前只能虚心领教做学生”，根本谈不上什么哲学教授、哲学家，褚慎明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卖弄自己作为“青年哲学家”的对语言的分析技能，同样违反了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说话者准则（最小极限化准则——“尽量少说”）。《围城》的作者通过如此描写讽刺了褚慎明的不学无术，以及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而刻意卖弄的丑态和滑稽嘴脸。
“方先生，你对数理逻辑用过功没有？”
“我知道这东西太难了，从没学过。”
“这话有语病，你没学过，怎会‘知道’它难呢？你的意思是：‘听说这东西太难了。’”
辛楣正要说“鸿渐兄输了，罚一杯”，苏小姐为鸿渐不服气道：“褚先生可真精明厉害哪！吓得我口都不敢开了。”
慎明说：“不开口没有用，心里的思想照样的混乱不合逻辑，这病根还没有去掉。”
苏小姐噘嘴道：“你太可怕了！我们心里的自由你都要剥夺了。我瞧你就没本领钻到人心里去。”
[分析]“知道”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有两
种：直接知道和间接知道。例如，我看到一个红苹果，闻到了茉莉花的香味。在这里，红苹果、茉莉花的香味都是我直接知道的对象，我能直接感知到它们的存在。我打开电视，电视上说某地发生了矿难，这就是我间接知道的，我之所以知道这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听说的。在这段对话中，褚慎明为了寻出方鸿渐所说的“我知道这东西太难了，从没学过”这句话的语病，故意对“知道”一词的含义作狭义化理解（仅理解为“直接知道”），从而发现这句话蕴含的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学过数理逻辑，就不可能直接知道它太难了。这在逻辑上通常被称为“稻草人谬误”，《围城》作者通过这段对话生动地讽刺了褚慎明为了卖弄自己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技巧而不惜玩弄诡辩的可笑与可悲。
关键词：《围城》 讽刺 逻辑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群像，如方鸿渐、褚慎明、高松年等。所谓讽刺通常指的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用艺术的手法对某些错误（包含逻辑错误）、弱点进行揭露、批评、攻击，以使大家对这些错误、弱点有更鲜明、深刻、清楚的认识。为了营造讽刺效果，钱锺书一方面用艺术的手法暴露《围城》中人物所犯的逻辑谬误，另一方面运用了一些逻辑技巧来嘲讽文中的人物。下面笔者主要从概念、判断方面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概念方面
众所周知，“概念要明确”，是运用概念必须遵守的逻辑要求。当然，要求概念明确，是相对于语言环境以及使用过程而言的，离开某个特定的使用过程及其语言环境，就无所谓明确不明确。概念不明确，通常会犯概念模糊（概念不清）、混淆概念、偷换概念等逻辑错误，但要注意不要把“概念模糊”与“模糊概念”混为一谈。“模糊概念”是相对于“精确概念”的，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并非概念越精确越好，这要视当时交际的场合、目的而定，因为模糊概念可以使语言表达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伸缩余地，使话语更加得体。
例如，在朋友的日常闲谈中，对概念过于精确，刻意对概念做出严格的学术上界定和区分，就不恰当，不利于交际的展开。在《围城》第三章有几段褚慎明和方鸿渐的对话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慎明把夹鼻眼镜按一下，咳声嗽，说：“方先生，你那时候问我什么一句话？”
鸿渐糊涂道：“什么时候？”
“苏小姐还没来的时候，”——鸿渐记不起——“你好像问我研究什么哲学问题，对不对？”对这个照例的问题，褚慎明有个刻板的回答，那时候因为苏小姐还没来，所以他留到现在表演。
“对，对。”
“这句话严格分析起来，有点毛病。哲学家碰见问题，第一步研究问题：这成不成问题，不成问题的是假问题pseudoquestion，不用解决，也不可解决。假使成问题呢，第二步研究解决：相传的解决正确不正确，要不要修正。你的意思恐怕不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而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的解决。”
[分析]“研究什么问题”在日常语言中的含义一般主要指“如何解决某某问题”，至于“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及“该问题是否成问题”往往隐含在其中，作为预设也即交际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不必特意指出来，除非该预设是虚假的，不和事实一致。而褚慎明为了卖弄自己作为“青年哲学家”的对语言的分析技能，毫无必要地刻意把这两种含义（“研究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的解决”）加以细分，违反了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说话者准则（最小极限化准则——“尽量少说”，即只提供最小极限的语言信息，只要能达到交际目的就够了），这样做其实并不利于交际，褚慎明这样说的结果是：方鸿渐惊奇，董斜川厌倦，苏小姐迷惑，只有赵辛楣大声道：“妙，妙……”
鸿渐经不起辛楣苦劝，勉强喝了两口，说：“辛楣兄，我只在哲学系混了一年，看了几本指定参考书。在褚先生面前只能虚心领教做学生。”
褚慎明道：“岂敢，岂敢！听方先生的话好像把一個个哲学家为单位，来看他们的著作。这只算研究哲学家，至多是研究哲学史，算不得研究哲学。充乎其量，不过做个哲学教授，不能成为哲学家。我喜欢用自己的头脑，不喜欢用人家的头脑来思想。科学文学的书我都看，可是非万不得已决不看哲学书。现在许多号称哲学家的人，并非真研究哲学，只研究些哲学上的人物文献。严格讲起来，他们不该叫哲学家philosophers，该叫‘哲学家学家’philophilosophers。”
[分析]褚慎明在这里首先对哲学教授和哲学家加以区分，进而又对哲学家与“哲学家学家”加以严格区分，这些区分在这个场合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方鸿渐自己都已经承认“我只在哲学系混了一年，看了几本指定参考书。在褚先生面前只能虚心领教做学生”，根本谈不上什么哲学教授、哲学家，褚慎明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卖弄自己作为“青年哲学家”的对语言的分析技能，同样违反了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说话者准则（最小极限化准则——“尽量少说”）。《围城》的作者通过如此描写讽刺了褚慎明的不学无术，以及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而刻意卖弄的丑态和滑稽嘴脸。
“方先生，你对数理逻辑用过功没有？”
“我知道这东西太难了，从没学过。”
“这话有语病，你没学过，怎会‘知道’它难呢？你的意思是：‘听说这东西太难了。’”
辛楣正要说“鸿渐兄输了，罚一杯”，苏小姐为鸿渐不服气道：“褚先生可真精明厉害哪！吓得我口都不敢开了。”
慎明说：“不开口没有用，心里的思想照样的混乱不合逻辑，这病根还没有去掉。”
苏小姐噘嘴道：“你太可怕了！我们心里的自由你都要剥夺了。我瞧你就没本领钻到人心里去。”
[分析]“知道”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有两
种：直接知道和间接知道。例如，我看到一个红苹果，闻到了茉莉花的香味。在这里，红苹果、茉莉花的香味都是我直接知道的对象，我能直接感知到它们的存在。我打开电视，电视上说某地发生了矿难，这就是我间接知道的，我之所以知道这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听说的。在这段对话中，褚慎明为了寻出方鸿渐所说的“我知道这东西太难了，从没学过”这句话的语病，故意对“知道”一词的含义作狭义化理解（仅理解为“直接知道”），从而发现这句话蕴含的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学过数理逻辑，就不可能直接知道它太难了。这在逻辑上通常被称为“稻草人谬误”，《围城》作者通过这段对话生动地讽刺了褚慎明为了卖弄自己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技巧而不惜玩弄诡辩的可笑与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