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锡《百种牡丹谱》曾在清末皇家倾颓之际一度流于宫外，得有心之人珍藏多年，侥存于乱世。“文革”查抄文物时此册幸收归于故宫博物院。待“文革”结束故宫文物退赔，此册才再次回归到藏家手中流传于今日。
　　著录于《石渠宝笈》的《百种牡丹谱》是蒋廷锡在内廷儤值时所画进呈雍正睿赏的作品。全套牡丹谱两百开整，以“元、亨、利、贞”为名分列四册，皆得乾隆、嘉庆、宣统三帝鉴藏预览，并有“石渠宝笈、御书房鉴藏宝”等诸方鉴藏之印以证源流。诸如此套《百种牡丹谱》一般尺幅之大，品种之多的两百开煌煌巨制，则完全可以称得上二十年拍场之仅见。
　　蒋廷锡（1669年至1732年），字扬孙，又字酉君，江苏常熟人。少有学行，由举人供奉内廷。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特赐进士一体，殿试选庶吉士，次年未散馆，特授编修，历迁赞善、侍讲、侍读、庶子、少詹事，五十六年擢内阁学士。雍正元年（1723年）迁礼部侍郎，明年调户部侍郎；八年（1730年）充会试正总裁，命总理三库事务，特谕“赞画忠勤”，赐一等轻车都尉；十年（1732年）闰五月薨于位，年六十有四。
　　聂崇正先生在《谈清代的“臣字款”绘画》一文中，曾经将清代的“臣字款”绘画的作者分为四种类型，即宗室画家、词臣画家、宫廷画家和民间画家，而蒋廷锡就属于第二类“词臣画家”。蒋廷锡善画花卉，得恽寿平余韵，多用逸笔，写生兰石小品独饶风致，点缀坡石无不超绝，圣祖康熙尝临视之。
　　张庚《国朝画征录》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其中卷下有关于蒋廷锡绘画特点的记载：“以逸笔写生，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赋色，或晕墨，一幅中恒间出之，而自然洽和，风神生动，意度堂堂，点缀坡石水口，无不超脱，拟其所至，直夺元人之席矣，士大夫雅尚笔墨者，多奉为模楷焉。”
　　《清初翰林画家初探》一文中说以《石渠宝笈·初编》初编收入的绘画作品为例，占前三位的分别是王原祁、蒋廷锡和赫奕，作品数各为55幅、31幅、25幅，可见蒋廷锡画作所受重视。
　　此前市场中所见著录于《石渠宝笈》的蒋廷锡画作仅有三件：分别为香港佳士得拍出的水墨绢本立轴《菜根香》与在中国嘉德上拍的两套十二开《花卉册》。除《石渠宝笈》以外，蒋廷锡所著的《牡丹百咏》亦成为此套册页的重要考证资料。
　　蒋廷锡善诗，存世诗集有《青桐轩诗集》、《片云集》、《秋风集》、《西山爽气集》以及《牡丹百咏》。《牡丹百咏》有御史王家相嘉庆十五年（1810年）所作序言一篇，据王序言可知《百种牡丹谱》是蒋廷锡在内廷儤值时所画进呈雍正睿赏的作品。在正式绘制之前，蒋廷锡先写好《牡丹百咏》，每种牡丹又分别标明主要颜色的特点，然后再正式作画。而翁同龢在序二中对《牡丹百咏》的评价最是中肯：“（蒋廷锡）尝著《牡丹百咏》，依谱绘图，缀句绮艳而不歉于骨，刻露而不掩其华盖，运际升平，一卉一木之微得雨露涵濡，无不启华吐秀以发抒其奇而生其间者，又以吁谟密勿之才，作为歌诗铺张盛事，后之览者，有余慕焉。”
　　《百种牡丹谱》每开都由戴临对题。戴临曾参与过《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的校对，北京存有多块由他正书的石碑。《百种牡丹谱》中的行书戴临题于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上旬，这个时候蒋廷锡已经去世十二年了，而乾隆帝特命他补题蒋廷锡《牡丹百咏》诗，可见乾隆两全之思。只过了一年，《石渠宝笈·初编》编成，此四册便被收录其中，贮御书房，《百种牡丹谱》也终于实现了书画合璧。北京匡时十周年春拍将于6月3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届时《百种牡丹谱》会首次亮相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