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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操纵派理论关注意识形态等对翻译的控制以及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而仪式口译的基本要求之一便是符合当前的意识形态和场合需求，因此，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翻译方法的选择具有很明显的操纵作用。译者应该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合适翻译方法，进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关键词】意识形态 仪式口译 操纵 译者主体
一、引言
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持续深入和探索，译界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不应当把翻译当作语言学的分支来进行研究，而是应当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1972年，美籍荷兰翻译家霍姆斯（James Holmes）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提出了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构想，从而为翻译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篇章。随后，形形色色的学者，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图里（Gideon Toury），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等，纷纷发表论著或者在其作品当中，把翻译研究当作独立学科来进行讨论。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展精彩纷呈、百花齐放，涌现出了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义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等”，而随着各种研究派系的涌现，翻译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有：操纵理论与译者主体性研究。
二、操纵学派与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跳出了语言学以源语和源语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禁锢，进而在文化的大背景下，以目标语和目标语文本为中心来研究翻译。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研究看似与语言学渐行渐远，但实际上，随着翻译学派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翻译研究学派所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操纵论”、“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等，都开始关注源语与译语之间权利对等与否的关系，尤其是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巴斯奈特、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等为代表的“操纵学派”，更是将翻译定义为“改写”，着重考察不同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影响。
赫尔曼斯提出：“从目的语文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译文都暗含着为了某一特定目的对源语文本的一定程度的操纵”，这为操纵派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安德烈·勒弗维尔系统地提出了操纵论，他认为：“凡是翻译都是改写，哪怕是最忠实的翻译，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写”，自此，操纵派理论正式形成。简而言之，操纵派认为翻译主要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操控：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因素，而三者当中又以意识形态的作用最为主要。但是，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那么，何为意识形态呢？它又如何作用于翻译的呢？
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起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出现的，起源于英国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而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却又是多面的，它有的时候扮演负面的角色，有的时候扮演积极的角色；有的时候在文学作品中以政治暴力的面目登台，有的时候又以温和可人的形象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生具有物质基础，由统治阶级（或者争取领导权的一定阶级的上层）通过知识分子传递到被统治的阶级；温和的意识形态操纵维护了国家机器权力的施行，并确保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文学史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以温和的、甜蜜的方式操纵大众，从而呼应和维护主流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意识形态也有林林总总的形式，如：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正是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才保证了国家的正常管理与运作。
从以上的定义来看，意识形态的定义似乎和翻译没有任何关系，但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从操纵派的领军人物勒弗维尔的定义来看，便可见一斑：意识形态是“左右我们行为的形式，成规与信仰”，具体来说便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对翻译活动的限制和促进作用，如：翻译必须符合政治取向；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等等。因此，在操纵派理论的视角下，意识形态不仅会对翻译造成影响，其影响程度更是不容小觑。
三、意识形态与仪式口译
20世纪70年代之后，翻译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中的主体问题，因为任何翻译过程都离不开翻译主体的作用。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从形式上看，翻译可以分成笔译和口译两大类，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在中西方翻译研究上，对于何为翻译主体，并没有达成一致。
主体性和主体这两个概念最初是在哲学范畴上提出来的。“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而不是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称之为人性，而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是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这段话分析了主体性和主体的内涵，即主体是人，而且一定是要有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的人。主体性便是具有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的人进行实践时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主观能动性是主观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因此主体性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主体性只有在与客观对象的关联中才能得以体现。翻译的过程主要有以下三者进行完成：原文作者、原文译者和译文读者。那么，从翻译主体性的定义看，三者之中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呢？
许钧对翻译主体问题进行过概括总结，大致分为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之前我们强调，主体一定是人，并且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都是能够参与社会实践和创造，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因此我们就能说三者都是翻译主体了么？显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便能知道，虽然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和译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真正能够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只有譯者。因为原文作者在写出原文之后，并不会参与翻译过程，其主观能动性便得不到发挥；同理，翻译过程中，译文接受者也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其也不是翻译主体，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上文提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东风也曾撰文指出，“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能操纵译者对原著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而且还能左右译本的流行”。但是，有学者指出，操纵派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对于翻译的影响，忽视了译者主体性，因为操纵派只把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视为影响翻译的三大主要因素，但正如上文对翻译主体的分析中所列，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所以，意识形态固然会对译者造成客观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积极去迎合主流的意识形态，使其主体性得到发挥。“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译者一方面要受到主体文化权力话语的压抑和规约，另一方面又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必须得到张扬，其主体性具有反操纵性”。
因此，在操纵论的框架下，译者主体性是可以得到发挥的，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达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主体。这里的“客体”便是影响译者的客观因素，也就是意识形态等等；而“主体”便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做到主客观相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主体性，而不是随意的发挥能动性进行翻译。因此，在操纵理论下，译者主体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仪式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口译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陪同口译、会展口译、仪式口译等等。仪式口译是举行大型庆典、会议、宴会的时候，对于领导以及嘉宾的讲话进行的翻译，其特点之一便是：口译要符合整个政治氛围，体现出积极、向上的一面，可见，意识形态对于仪式口译的操纵作用非常强烈，译者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下，充分发挥主体性，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翻译是存在于两个文化背景之下的，因此，翻译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语言中意识形态的操纵。接下来，笔者便以江西师范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典礼上外教Constance Gibson的讲话口译为例，具体分析译者在仪式口译中，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进而选择翻译方法的。
例 1：I’ve seen the changes that President Fu has made， including his detailed concern for the safety of our students and our teachers， just through simple things like putting water mat on the floors on the teaching building so that no one would fall.
译文：我看到傅校长给学校带来的改变，包括他对全校师生安全问题无微不至的关切，如为防止雨天地面湿滑，在教学楼内铺了橡胶垫。
原文中“simple things”译成中文即“小事”，往往含有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意思，因此，译文中便省去了这个词组，因为该演讲发表于校庆典礼之上，外教的讲话虽然用的是“小事”，但实际上是对校长关心学生行为的称赞，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删去了“小事”，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选择了删译的翻译方法，从而达到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的统一。
例2：I’ve met amazingly talented individuals who come from the doors of this institution and have taken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them ahead on and turn them into opportunities， creating their own luck.
译文：我遇见过一些极为有才的同学，他们在江西师范大学深造，面对挑战时，迎难而上，化困难为机会。
原文中“who come from the doors of this institution”译成中文即“他们从这所学校的大门走进”，如果直译出来，会显得十分突兀，不符合现场的会议气氛。但是，将其改为“他们在江西师范大学深造”，便符合了仪式口译的要求。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之下选择了改译的翻译方法，从而达到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的统一。
例3：So our teachers and alumni will continue to be successful and contribute to the growing reputation of this great school， changing our community， our world once a time.
译文：我们的教师和校友将会继续高歌猛进，今天的学子也终将成为明天的栋梁，为学校增光添彩，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原文只提到了“教师和校友”，而譯文则增加了“学子”，这是因为校庆典礼的演说不仅仅是讲给在场的教师和杰出校友的，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当前的学子以这些教师和杰出校友为榜样，不断努力，取得成功，因此译文增加了“今天的学子也终将成为明天的栋梁”这句话，符合整个校庆的政治走向和氛围。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选择了增译的翻译方法，从而达到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的统一。
五、结语
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也要受到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正好是操纵派观点的体现，而在仪式口译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尤为突出，这对于译者主体的发挥、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与译者主体性事实上是两个相互作用的个体，而译者必须在客观条件，即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翻译策略进行选择，才能正确地发挥译者主体性，达到意思形态和译者主体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商务印书馆，2010.
[2]Hermans，Theo（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C].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5.
[3]杨柳.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M].科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意识形态 仪式口译 操纵 译者主体
一、引言
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持续深入和探索，译界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不应当把翻译当作语言学的分支来进行研究，而是应当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1972年，美籍荷兰翻译家霍姆斯（James Holmes）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提出了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构想，从而为翻译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篇章。随后，形形色色的学者，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图里（Gideon Toury），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等，纷纷发表论著或者在其作品当中，把翻译研究当作独立学科来进行讨论。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展精彩纷呈、百花齐放，涌现出了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义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等”，而随着各种研究派系的涌现，翻译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有：操纵理论与译者主体性研究。
二、操纵学派与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跳出了语言学以源语和源语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禁锢，进而在文化的大背景下，以目标语和目标语文本为中心来研究翻译。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研究看似与语言学渐行渐远，但实际上，随着翻译学派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翻译研究学派所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操纵论”、“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等，都开始关注源语与译语之间权利对等与否的关系，尤其是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巴斯奈特、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等为代表的“操纵学派”，更是将翻译定义为“改写”，着重考察不同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影响。
赫尔曼斯提出：“从目的语文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译文都暗含着为了某一特定目的对源语文本的一定程度的操纵”，这为操纵派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安德烈·勒弗维尔系统地提出了操纵论，他认为：“凡是翻译都是改写，哪怕是最忠实的翻译，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写”，自此，操纵派理论正式形成。简而言之，操纵派认为翻译主要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操控：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因素，而三者当中又以意识形态的作用最为主要。但是，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那么，何为意识形态呢？它又如何作用于翻译的呢？
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起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出现的，起源于英国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而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却又是多面的，它有的时候扮演负面的角色，有的时候扮演积极的角色；有的时候在文学作品中以政治暴力的面目登台，有的时候又以温和可人的形象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生具有物质基础，由统治阶级（或者争取领导权的一定阶级的上层）通过知识分子传递到被统治的阶级；温和的意识形态操纵维护了国家机器权力的施行，并确保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文学史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以温和的、甜蜜的方式操纵大众，从而呼应和维护主流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意识形态也有林林总总的形式，如：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正是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才保证了国家的正常管理与运作。
从以上的定义来看，意识形态的定义似乎和翻译没有任何关系，但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从操纵派的领军人物勒弗维尔的定义来看，便可见一斑：意识形态是“左右我们行为的形式，成规与信仰”，具体来说便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对翻译活动的限制和促进作用，如：翻译必须符合政治取向；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等等。因此，在操纵派理论的视角下，意识形态不仅会对翻译造成影响，其影响程度更是不容小觑。
三、意识形态与仪式口译
20世纪70年代之后，翻译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中的主体问题，因为任何翻译过程都离不开翻译主体的作用。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从形式上看，翻译可以分成笔译和口译两大类，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在中西方翻译研究上，对于何为翻译主体，并没有达成一致。
主体性和主体这两个概念最初是在哲学范畴上提出来的。“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而不是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称之为人性，而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是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这段话分析了主体性和主体的内涵，即主体是人，而且一定是要有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的人。主体性便是具有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的人进行实践时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主观能动性是主观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因此主体性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主体性只有在与客观对象的关联中才能得以体现。翻译的过程主要有以下三者进行完成：原文作者、原文译者和译文读者。那么，从翻译主体性的定义看，三者之中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呢？
许钧对翻译主体问题进行过概括总结，大致分为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之前我们强调，主体一定是人，并且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都是能够参与社会实践和创造，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因此我们就能说三者都是翻译主体了么？显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便能知道，虽然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和译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真正能够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只有譯者。因为原文作者在写出原文之后，并不会参与翻译过程，其主观能动性便得不到发挥；同理，翻译过程中，译文接受者也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其也不是翻译主体，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上文提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东风也曾撰文指出，“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能操纵译者对原著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而且还能左右译本的流行”。但是，有学者指出，操纵派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对于翻译的影响，忽视了译者主体性，因为操纵派只把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视为影响翻译的三大主要因素，但正如上文对翻译主体的分析中所列，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所以，意识形态固然会对译者造成客观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积极去迎合主流的意识形态，使其主体性得到发挥。“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译者一方面要受到主体文化权力话语的压抑和规约，另一方面又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必须得到张扬，其主体性具有反操纵性”。
因此，在操纵论的框架下，译者主体性是可以得到发挥的，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达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主体。这里的“客体”便是影响译者的客观因素，也就是意识形态等等；而“主体”便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做到主客观相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主体性，而不是随意的发挥能动性进行翻译。因此，在操纵理论下，译者主体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仪式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口译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陪同口译、会展口译、仪式口译等等。仪式口译是举行大型庆典、会议、宴会的时候，对于领导以及嘉宾的讲话进行的翻译，其特点之一便是：口译要符合整个政治氛围，体现出积极、向上的一面，可见，意识形态对于仪式口译的操纵作用非常强烈，译者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下，充分发挥主体性，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翻译是存在于两个文化背景之下的，因此，翻译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语言中意识形态的操纵。接下来，笔者便以江西师范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典礼上外教Constance Gibson的讲话口译为例，具体分析译者在仪式口译中，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进而选择翻译方法的。
例 1：I’ve seen the changes that President Fu has made， including his detailed concern for the safety of our students and our teachers， just through simple things like putting water mat on the floors on the teaching building so that no one would fall.
译文：我看到傅校长给学校带来的改变，包括他对全校师生安全问题无微不至的关切，如为防止雨天地面湿滑，在教学楼内铺了橡胶垫。
原文中“simple things”译成中文即“小事”，往往含有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意思，因此，译文中便省去了这个词组，因为该演讲发表于校庆典礼之上，外教的讲话虽然用的是“小事”，但实际上是对校长关心学生行为的称赞，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删去了“小事”，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选择了删译的翻译方法，从而达到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的统一。
例2：I’ve met amazingly talented individuals who come from the doors of this institution and have taken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them ahead on and turn them into opportunities， creating their own luck.
译文：我遇见过一些极为有才的同学，他们在江西师范大学深造，面对挑战时，迎难而上，化困难为机会。
原文中“who come from the doors of this institution”译成中文即“他们从这所学校的大门走进”，如果直译出来，会显得十分突兀，不符合现场的会议气氛。但是，将其改为“他们在江西师范大学深造”，便符合了仪式口译的要求。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之下选择了改译的翻译方法，从而达到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的统一。
例3：So our teachers and alumni will continue to be successful and contribute to the growing reputation of this great school， changing our community， our world once a time.
译文：我们的教师和校友将会继续高歌猛进，今天的学子也终将成为明天的栋梁，为学校增光添彩，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原文只提到了“教师和校友”，而譯文则增加了“学子”，这是因为校庆典礼的演说不仅仅是讲给在场的教师和杰出校友的，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当前的学子以这些教师和杰出校友为榜样，不断努力，取得成功，因此译文增加了“今天的学子也终将成为明天的栋梁”这句话，符合整个校庆的政治走向和氛围。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选择了增译的翻译方法，从而达到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主体的统一。
五、结语
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也要受到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正好是操纵派观点的体现，而在仪式口译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尤为突出，这对于译者主体的发挥、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与译者主体性事实上是两个相互作用的个体，而译者必须在客观条件，即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翻译策略进行选择，才能正确地发挥译者主体性，达到意思形态和译者主体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商务印书馆，2010.
[2]Hermans，Theo（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C].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5.
[3]杨柳.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M].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