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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世界对这个新的红色政权的认知，主要是来源于埃德加·斯诺记录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或参加过长征。也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这些与中国人民一起扛过枪的外籍友人，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不解之缘。这些“老朋友”就包括了埃德加·斯诺。
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最终达成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真相的目的。同时他也是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西方记者。
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埃德加·斯诺，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埃德加·斯诺即来远东采访，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助编，后又任英美各大报纸的常驻记者，前后七年，采访过当时经历天灾人祸的旧中国人民的苦难。
1936年，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6年6月，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只身冒险前往陕北苏区采访。
第一个报道苏区的西方记者
从1928年踏上中国土地到1941年离开，斯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才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位于中国版图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一项现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长征。这一历时长达两年多的征途接近尾声时，斯诺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红军。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只有斯诺如愿以偿。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其实早在1932年，他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
1934年，斯诺在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的执著终于迎来了机会！“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不过，“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斯诺要在这样的境况下做出详实的报道，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了这位登门造访的美国朋友，还赠送给他一套灰色红军军装。此后斯诺就一直穿着这套红军军装进行了四个月的采访，拍摄了三十卷照片，其中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在陕北》摄影作品，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
探索红色中国
斯诺以自己的“脑袋”为筹码，冒险为世界换来了一双看中国的眼睛。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俗称）日程表，并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在斯诺四个多月的苏区行程中， 记录了16本笔记，拍摄了30个胶卷的鲜活照片。除了采访众多的中国革命领袖，斯诺接触更多的是普通红军战士与苏区的大众生活。
那群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出的生机勃勃。斯诺这样写道：“虽然几乎都经历过人生的悲剧，但他们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
“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乐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一种自信的感觉。有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看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经在他们辖区的全体民众中造就了坚如磐石的团结，因为苏区的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为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战，当时斯诺就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念的基础。
在一般人认为荒芜贫瘠、犹如“中世纪”的苏区，斯诺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苏区的农民不用交税，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的动向报告给红军；苏区办起了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闭塞的村民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红军凯旋，姑娘妇女们送上了她们仅有的水果和点心———斯诺见证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
真实的毛泽东
如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所言，“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
当时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谣言，有人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更有甚者认为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真正的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样呢？
出于对斯诺的信任，毛泽东在他的住所——非常原始的两间窑洞里接见了斯诺。两人长谈了十几个夜晚，毛泽东不仅谈了他对革命形势的看法，而且还谈到了自己的身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平详细地讲给别人听，而且对方是一个外国记者。此后，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斯诺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红军的认识。 斯诺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斯诺在离开苏区到达西安时，恰逢蒋介石光临，“街上停止一切交通，沿路农民被赶出了家”，这时斯诺又不自觉地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对比：“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迄今从未停止印刷出版的著作
《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单行本1937年10月在伦敦面世，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个月间连续印行5版，发行10万册以上，获得了轰动性的传播，它让西方人首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真实形象。而且他的报道像一颗炸弹，震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并在国际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报道共产党，报道中国红军的旋风。
一年后，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努力，《红星照耀中国》有了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此后，《红星照耀中国》陆续被译成法、德、俄、西、意、葡、日、朝鲜、蒙等语种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英文版本有7种，累计再版37次，全世界收藏该书的图书馆数量超过了3500家。
斯诺传记作者、美国学者约翰·汉密尔顿说，他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学生时代就读了斯诺的书。斯诺去世之后，他开始对斯诺进行系统研究，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十年。八十年代，他的《埃德加·斯诺传》问世了。汉密尔顿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书籍，影响了很多中国人，也激励了很多美国人。
他说：“在三十年代，这本书是个爆炸性新闻，不光对美国人，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人当时也并不了解共产党人，这本书是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一个窗口，知道了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并不是所谓的‘红匪’。《红星照耀中国》点燃了人们对共产党人的兴趣，甚至引导很多人投身延安加入共产党。”
在《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传播的近80年里，斯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还包括大量的新闻照片、毛泽东的长征律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等文献史料。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孙华说：“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缘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地、全方位地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
永远留在中国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正如他临行前讲的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依然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势力和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斯诺不得不于1959年举家迁居瑞士。然而时空的变迁并没有减弱斯诺传播中国的激情，他仍然在为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忙碌着。
1962年初，斯诺出版了1961年访华后写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此书被称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斯诺第二部伟大‘特稿’”，此书发行了德、法、日、意、以色列、瑞士等多种文字版本，再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风”。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
如今，斯诺的墓静静地矗立在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这是斯诺的遗愿。斯诺遗孀露易丝·维勒·斯诺在《斯诺的中国》一书中写道，“斯诺给我留下遗嘱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样。我还希望有一部分留在哈德逊河边，在这里，哈德逊河汇入大西洋流向欧洲和其他人类的彼岸。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我结识了几乎每一片大陆上杰出的人们’”。
编辑/张玉荣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或参加过长征。也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这些与中国人民一起扛过枪的外籍友人，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不解之缘。这些“老朋友”就包括了埃德加·斯诺。
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最终达成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真相的目的。同时他也是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西方记者。
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埃德加·斯诺，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埃德加·斯诺即来远东采访，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助编，后又任英美各大报纸的常驻记者，前后七年，采访过当时经历天灾人祸的旧中国人民的苦难。
1936年，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6年6月，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只身冒险前往陕北苏区采访。
第一个报道苏区的西方记者
从1928年踏上中国土地到1941年离开，斯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才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位于中国版图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一项现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长征。这一历时长达两年多的征途接近尾声时，斯诺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红军。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只有斯诺如愿以偿。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其实早在1932年，他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
1934年，斯诺在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的执著终于迎来了机会！“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不过，“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斯诺要在这样的境况下做出详实的报道，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陕甘宁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了这位登门造访的美国朋友，还赠送给他一套灰色红军军装。此后斯诺就一直穿着这套红军军装进行了四个月的采访，拍摄了三十卷照片，其中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在陕北》摄影作品，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
探索红色中国
斯诺以自己的“脑袋”为筹码，冒险为世界换来了一双看中国的眼睛。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俗称）日程表，并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在斯诺四个多月的苏区行程中， 记录了16本笔记，拍摄了30个胶卷的鲜活照片。除了采访众多的中国革命领袖，斯诺接触更多的是普通红军战士与苏区的大众生活。
那群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出的生机勃勃。斯诺这样写道：“虽然几乎都经历过人生的悲剧，但他们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
“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乐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一种自信的感觉。有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看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经在他们辖区的全体民众中造就了坚如磐石的团结，因为苏区的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为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战，当时斯诺就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念的基础。
在一般人认为荒芜贫瘠、犹如“中世纪”的苏区，斯诺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苏区的农民不用交税，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的动向报告给红军；苏区办起了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闭塞的村民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红军凯旋，姑娘妇女们送上了她们仅有的水果和点心———斯诺见证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
真实的毛泽东
如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所言，“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
当时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谣言，有人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更有甚者认为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真正的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样呢？
出于对斯诺的信任，毛泽东在他的住所——非常原始的两间窑洞里接见了斯诺。两人长谈了十几个夜晚，毛泽东不仅谈了他对革命形势的看法，而且还谈到了自己的身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平详细地讲给别人听，而且对方是一个外国记者。此后，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斯诺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红军的认识。 斯诺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斯诺在离开苏区到达西安时，恰逢蒋介石光临，“街上停止一切交通，沿路农民被赶出了家”，这时斯诺又不自觉地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对比：“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迄今从未停止印刷出版的著作
《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单行本1937年10月在伦敦面世，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个月间连续印行5版，发行10万册以上，获得了轰动性的传播，它让西方人首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真实形象。而且他的报道像一颗炸弹，震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并在国际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报道共产党，报道中国红军的旋风。
一年后，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努力，《红星照耀中国》有了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此后，《红星照耀中国》陆续被译成法、德、俄、西、意、葡、日、朝鲜、蒙等语种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英文版本有7种，累计再版37次，全世界收藏该书的图书馆数量超过了3500家。
斯诺传记作者、美国学者约翰·汉密尔顿说，他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学生时代就读了斯诺的书。斯诺去世之后，他开始对斯诺进行系统研究，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十年。八十年代，他的《埃德加·斯诺传》问世了。汉密尔顿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书籍，影响了很多中国人，也激励了很多美国人。
他说：“在三十年代，这本书是个爆炸性新闻，不光对美国人，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人当时也并不了解共产党人，这本书是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一个窗口，知道了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并不是所谓的‘红匪’。《红星照耀中国》点燃了人们对共产党人的兴趣，甚至引导很多人投身延安加入共产党。”
在《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传播的近80年里，斯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还包括大量的新闻照片、毛泽东的长征律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等文献史料。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孙华说：“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缘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地、全方位地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
永远留在中国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正如他临行前讲的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依然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势力和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斯诺不得不于1959年举家迁居瑞士。然而时空的变迁并没有减弱斯诺传播中国的激情，他仍然在为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忙碌着。
1962年初，斯诺出版了1961年访华后写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此书被称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斯诺第二部伟大‘特稿’”，此书发行了德、法、日、意、以色列、瑞士等多种文字版本，再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风”。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
如今，斯诺的墓静静地矗立在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这是斯诺的遗愿。斯诺遗孀露易丝·维勒·斯诺在《斯诺的中国》一书中写道，“斯诺给我留下遗嘱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样。我还希望有一部分留在哈德逊河边，在这里，哈德逊河汇入大西洋流向欧洲和其他人类的彼岸。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我结识了几乎每一片大陆上杰出的人们’”。
编辑/张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