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是一个变化中的概念
　　“周边外交”当然是指以“周边”为对象开展的外交。那么，什么是“周边”呢？严格来说，中心之外都是“周边”，并且其范围是根据时代、科技、利益及力量所及等要素来界定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周边”并不是既定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另一方面，“周边”是相互定义的，你是我的周边，我是你的周边。它是在给定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前提之下，就该国的战略纵深地区而言的其他区域。“周边”的范畴可以是与该国利益相关、“力之所及”的区域，与周围国家或边境相邻的包括陆海空天（甚至还有网络）的多维空间。
　　但实际上，中国对于“周边国家”是有约定俗成的范畴的。最通常的说法是，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和八个海上邻国（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印度尼西亚），其中朝鲜和越南既是陆上邻国又是海上邻国。这就是所谓的“小周边”的概念。但近年来，“大周边”的概念更为流行，其涵盖在小周边之外、是虽未与中国直接相邻但对华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欧盟国家及美国等。显然，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周边”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
　　历史上，“周边”一词在古代语境中蕴涵了相对于华夏帝国中央而言的边远地区的含义。在现代中文语境中，“周边”一词的含义亦囊括了复杂而深刻的内容，除了地理空间要素，还包含着战略、外交、经济甚至文化的意义。
　　耐人寻味的是，除了中国之外，较少有国家产生专门的“周边”及周边外交的理念和外交实践，也很少有国家将中国作为其“周边国家”去界定和交往。显然，这与中国的“中央之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古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语出《诗经·小雅·北山》）可以看作是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最高级的周边形态。从英文翻译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关于“周边”及“周边外交”的翻译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但仔细琢磨，“periphery”“marginal”“neighboring”“Neighborhood”都无法准确地表达其丰富内涵，因而都不能令人满意。按笔者的理解，用“邻国外交”（Neighbor diplomacy）来解读“周边外交”的理念可能更为准确和中性，更能减少“周边”隐隐约约的“中心主义”的色彩，也更容易为“周边国家”接受。
　　与之相关并且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这种表述也颇具中国特色。实际上，几乎没有国人能说得清楚“关键”和“首要”的区别。如此说来，外国人对此表述表示“懵圈”，不单情有可原，并且几乎是必然的。抛开中文的玄妙不说，“大国”与“周边”的交织，既是我国面临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现象，也是我国在从地区国家向世界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战略视野、利益相关和重视程度的调整而产生的结果，体现了某种有机统一和外交智慧。
　　“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一体
　　最近笔者在进行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探索的思考，初步形成了一个周边外交理论的框架。这个框架是以“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为一体的。简言之，利益是周边乃至所有国际关系的基础，没有坚实利益基础的关系，是不牢靠的关系。但责任的层次比利益的层次更高，没有责任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旦别的方向有更大的利益时，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一方，有可能弃之而去、另攀高枝。规范体现的则是游戏规则、制度建设等层面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如我们所知，在个人层面上，这种规范通常表现为平等、自由和公正，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规范主要表现为主权平等、和平交往和不干涉内政等公认的国际规范。这三个维度的关系状态，大致是某种层进、升级的关系。如果用来投射到国际政治语境，可以看作是核心国—边缘国关系、平等互利和守望相助的睦邻（Neighborhood）关系，以及理想状态中的命运共同体式的天下一家关系。当前我国的周边外交，应该继续夯实利益基础，拓展共同责任和睦邻意识，塑造周边关系中的共同价值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