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的一天，接到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开设专栏的邀请，没有细想便答应下来，一写就是四年。这是我开过的数个专栏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我写作活动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经常有刚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同行对我说，这个专栏为他们“码出长篇大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还有一次，某国驻华大使告诉我，每次都会将我的小文用Google翻译器翻成英文来阅读。这些反馈为我增添了研究和写作的动力，也让我感受到《世界知识》的独特影响力。
　　短小精悍的时政评论写作，给了我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番天地。我的理解是，评论写作不是很需要细致的数据，也不需要繁冗的历史叙述。它更重视的似乎是对国际地区形势的敏感性、前瞻性和洞见性。同样，它的文字讲究可读性，“说人话”，尽量不要使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在这里，尽管不要求学术用词的“专业性”和“深刻性”，但却要求对大势的“深刻”洞见。一篇好的评论文章，对作者研究功力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写长篇大论。
　　我喜欢将自己观察思考的星点火花形成文字发表在《世界知识》的专栏中。有时，学术文章的“边角料”就足以形成一篇评论。这种写作的最大好处是，为学术论文的生產提供了先行思考，也有助于作者理顺自己对问题的思考路径。不过，长期写评论带来的问题是知识和思考的积累容易“碎片化”，也就需要通过坚持系统化的专业写作来进行矫正，而后者才是我的主业。
　　每月一次向《世界知识》提供专栏文章给了我追踪国际地区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动力。人是有惰性的，如果没有写专栏的压力，我不大可能坚持自己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时养成的习惯，每天都花时间关注和思考国际形势的动态发展。由于《世界知识》在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影响力，我对自己写下的每篇专栏文章无论在文字、架构还是观点、思路上都不敢懈怠，基本是每写完一篇就开始琢磨下一篇了。要感谢安刚的专业修改和细心编辑。没有他的认真，我可能保证不了每篇评论的专业水准，尽管有时我也会抱怨他把我文字中的“锋芒”给抹掉了。
　　在专栏写作过程中，我形成了不少分析的经验和感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国际地区形势的分析要注意把握时间节点，比如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大国的国内选举。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存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很多重要的时点正是这些规律发挥作用的节点。以近年中印关系的发展为例，2017年的“洞朗对峙”无疑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抓住时间节点来观察国际形势，能更容易地把握住形势变化的规律性和曲折性。
　　另一个感悟是，在关注“势”的同时，也要关注“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大概是最喜欢分析“势”的，比如对未来中印关系可能“变好”或“变坏”的判断。对“势”的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把握住了“势”，才能更好地判断和解释很多“事”的发生。中印关系曲曲折折时好时坏，但还是存在基本规律：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对“势”的判断要求研究者、观察家能超越双边层面的因素，把视野放到全球和地区的层面上看问题。
　　“事”是“势”的具体表现，所以也要对“事”的具体细节有所把握，“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中”。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议程都是公开的，加上媒体的开放度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很多外交事件的细节都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尽可能地了解外交事件的互动细节，是培养对国际地区形势变化敏感性和“政策感”的基本要求。
　　再者，国际地区形势分析的理论水平很重要。很多研究者认为晦涩的理论在具体国别和区域研究中无足轻重，甚至排斥相关学习。在我看来，理论提供了组织复杂经验现实的工具。现实如此复杂多样，如果没有理论的简化，我们如何能够从一团乱麻中抽取最重要的线索？国际关系理论学习为我理解南亚地区形势提供了最朴素的直觉。比如，与印巴边境形势常起激烈摩擦形成对照，中印边境地区总体上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尽管有时也会发生对峙，战略稳定理论提供的攻守平衡因素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同样，权力转移理论和结构现实主义也能为解释中印两个崛起大国的外交战略提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