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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岁以后,以成人的身份、带着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来到中国,挣扎着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故事,会是英文出版界将来关注的一大话题
这些年来,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经历的书出版了不少,其中更多的,又是年纪轻轻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故事。我一直觉得,另一种同样有趣的经验——在30岁以后,以成人的身份、带着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来到中国,挣扎着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铺陈。
我觉得,这会是英文出版界将来关注的另一大话题,因为现在每年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来到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更加谦卑,也更加乐观和充满活力。
我的一位朋友黛博拉最近以英文出版了一本关于在中国生活经历的书《用中文做梦:关于生活、爱和语言的中文课》。她是我的同行、一位前驻中国记者的夫人。在这本书中,她用平实而生动的语言记录了在上海和北京生活的三年间,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的过程。最为与众不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是,每一章均以一个中文词或短语为标题,引出相关的学习中文和在中国生活的一段故事。
她这样写道:“我在中国遇见和认识的外国人,都用他们各自不同的兴趣点来解读中国:艺术家研究中国艺术世界,其他有人通过学做中国菜、钴研中医、在中国做生意等等方式。我使用的方式是语言,更确切地说,是学习中文。”
我问她,为什么想要选择中文,这个她自己并不擅长的语言作为
书的主题?这听上去像是个艰难的任务。
她回答说,尽管中文是一门艰难的外语,一开始“听上去人人说的好像都一样,而且人人听上去似乎都很愤怒”,直到现在她的听说和理解也都是在“挣扎”,但她一直觉得这门语言有“与众不同之处”,这是她最想弄清楚的问题。
在书中,她写到了汶川地震改变了她在中国生活两年后对中国人和中文的看法,因为她一下子发现了中国“柔软的一面”。
“从一个国家层面看到中国人集体‘柔软的一面’,让我有了关于中国的一点不同的认识:我意识到,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并不如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多。地震之前,我会很自信地把中国人描述为坚强、能吃苦,能生存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超人;地震之后,我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做关于中国人的自信的描述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告诉我们别对自己了解的东西太过自以为是。”
她目前已经回到了美国生活。此时再回想在中国的岁月,黛博拉最大的感触是,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过程已经“侵蚀入骨,永远地改变了我”。只是,“把我的中国生活和美国生活结合在一起很困难。”
“如果你去的是欧洲,很容易就可以把那里的一些东西带回美国,比如在自家厨房里可以做出巴黎街边咖啡馆的咖啡和牛角面包。但中国,我却不能把它太多地带回美国——它们两者目前并不相容。”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行为方式、建立友谊、生活习惯、生活享受、礼仪、耐心和期望值等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分裂的双重人格。以这种方式,我又轻而易举地重建了我的‘中国’,并常常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回到那里。”
汶川地震改变了她在中国生活两年后对中国人和中文的看法因为她一下子发现了中国“柔软的一面”
艾明德(作者为美国《大西洋月刊》驻沪记者)
这些年来,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经历的书出版了不少,其中更多的,又是年纪轻轻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故事。我一直觉得,另一种同样有趣的经验——在30岁以后,以成人的身份、带着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来到中国,挣扎着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铺陈。
我觉得,这会是英文出版界将来关注的另一大话题,因为现在每年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来到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更加谦卑,也更加乐观和充满活力。
我的一位朋友黛博拉最近以英文出版了一本关于在中国生活经历的书《用中文做梦:关于生活、爱和语言的中文课》。她是我的同行、一位前驻中国记者的夫人。在这本书中,她用平实而生动的语言记录了在上海和北京生活的三年间,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的过程。最为与众不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是,每一章均以一个中文词或短语为标题,引出相关的学习中文和在中国生活的一段故事。
她这样写道:“我在中国遇见和认识的外国人,都用他们各自不同的兴趣点来解读中国:艺术家研究中国艺术世界,其他有人通过学做中国菜、钴研中医、在中国做生意等等方式。我使用的方式是语言,更确切地说,是学习中文。”
我问她,为什么想要选择中文,这个她自己并不擅长的语言作为
书的主题?这听上去像是个艰难的任务。
她回答说,尽管中文是一门艰难的外语,一开始“听上去人人说的好像都一样,而且人人听上去似乎都很愤怒”,直到现在她的听说和理解也都是在“挣扎”,但她一直觉得这门语言有“与众不同之处”,这是她最想弄清楚的问题。
在书中,她写到了汶川地震改变了她在中国生活两年后对中国人和中文的看法,因为她一下子发现了中国“柔软的一面”。
“从一个国家层面看到中国人集体‘柔软的一面’,让我有了关于中国的一点不同的认识:我意识到,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并不如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多。地震之前,我会很自信地把中国人描述为坚强、能吃苦,能生存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超人;地震之后,我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做关于中国人的自信的描述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告诉我们别对自己了解的东西太过自以为是。”
她目前已经回到了美国生活。此时再回想在中国的岁月,黛博拉最大的感触是,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过程已经“侵蚀入骨,永远地改变了我”。只是,“把我的中国生活和美国生活结合在一起很困难。”
“如果你去的是欧洲,很容易就可以把那里的一些东西带回美国,比如在自家厨房里可以做出巴黎街边咖啡馆的咖啡和牛角面包。但中国,我却不能把它太多地带回美国——它们两者目前并不相容。”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行为方式、建立友谊、生活习惯、生活享受、礼仪、耐心和期望值等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分裂的双重人格。以这种方式,我又轻而易举地重建了我的‘中国’,并常常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回到那里。”
汶川地震改变了她在中国生活两年后对中国人和中文的看法因为她一下子发现了中国“柔软的一面”
艾明德(作者为美国《大西洋月刊》驻沪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