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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对青海的巨大影响；青海人民掀起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青海各族人民在生活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慷慨解囊，从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抗战；青海籍将士纵马中原，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中，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等四个方面，来表达青海抗战的全过程，作为对全民族抗战的光辉一页，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昭示来今，天人共鉴。
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青海的巨大影响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青海有轰动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红军长征过果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二是红西路军将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青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
红军长征过果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赢得各民族拥护
早在1936年7月3日，李先念率领左纵队先遣军进入果洛班玛县知钦乡之唐摇沟，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首次进入青海境内，非同凡响。同日，先遣军到达四川阿坝壤塘县境内的西倾寺。随后，先遣军复入青海班玛县境内的柞木沟（今佐木构）。红军曾在唐摇沟口、古德寺、班前寺、灯塔寺、纳达村、子木村等处驻扎休整，并在班前寺的子合山，扎洛村后的扎洛山等地修建哨所。至今遗迹尚可辨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在很多地方写了北上抗日的标语，虽然已大多不存，唯有亚尔堂乡子木达沟的石壁上书写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的标语，经多年风吹雨打，其字迹仍清晰可辨。历历在目。子木达沟，也称“红军沟”，至今这里还有“红军泉”、“红军路”、“红军墓”等。这些标识在青海藏族同胞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抗日主张深得各族人民群众拥护，当地悄然流传着一首歌颂红军的民谣“红军走了，庄子空了，庄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西路军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首先，争取“二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路军同马步青部队在锁罕堡、一条山地区进行多次谈判，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的主张。马步青愿意接受红军方面提出的停火协议，愿意向红军提供部分粮食。他的代表张毅生两次与红军接触，红军的热情接待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他大为感动，表示愿为红军与马军之间的停战谈判铺平道路。其次西路军在西征途中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优待被俘人员。三十军在古浪县土门子包围了守敌骑兵师工兵营，红军向他们宣传抗日统战主张，迫使敌营长马有明以下官兵350余人携枪280余支投诚。经过教育，马有明等160余人参加了红军。红九军在古浪县干柴洼、横梁山战斗中，俘获了罗承训医生为首的“青海战地医疗队”一行数十人。九军敌工部部长吴仲廉负责对他们的管训工作。她向被俘人员进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以民族大局为重的宣传教育，并鼓励他们为抗战救国民族解放服务。随后将这些人资遣释放。后来，罗承训在西宁同气连枝，做了很多营救被俘红军人员的工作。再次，西路军组建了对敌先遣工作团，负责对马家军的统战工作。先遣工作团携带总指挥徐向前、五军军长董振堂联名签署的给马步青的信，与马步青正式建立联系。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前后，西路军加强了对二马的统战工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昌城内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确定西路军应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为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稳固的西北后方发挥自身的战略作用。蒋介石也口头上应允西路军驻凉州以西。在西征途中，西路军曾两次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革命政权。不断宣传“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汉、回、蒙、藏联合抗日”、“联共、联苏，抗日救国”等口号不胫而走。青海各族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一致拥护西路军的抗日主张，胆粗气壮，深得民心。
西路军失败后，有6500余将士因病因伤被俘。他们被押解到西宁后，不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对服苦役的被俘红军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们要坚持斗争，党会营救你们的。”被俘的妇女独立团副营长胡秀英，在万人坑边痛斥敌人说：“放着日本强盗不敢去打，却在妇女面前逞疯狂”。被编入剧团的被俘女红军，不断把联合抗日的内容编成歌曲，使敌官兵发聋振聩，深受教育。各族群众通过不同的方式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掩护西路军官兵一直到青海解放。耳闻目睹，这些都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远影响的结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西北大联合”
两次打通国际路线，都是在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出现的。所谓“西北大联合”，是指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的联合，这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红军长征奠基西北后，蒋介石歼灭红军之心不死。中国共产党为在西北立足，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在西北实现抗日救国的方针。西北三股力量的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逼蒋抗日，赫然在目，令人惊叹。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将领大展经纶，吐胆倾心，发出给东北军将士的公开信，“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后来东北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威召下，即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抗日大计，起步见绩，风靡一时。
早在1935年以前，西北军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友好合作往来，《八一宣言》发表后，毛泽东曾派汪峰向杨虎城宣传中共联合抗日主张。随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和准备抗日四项协定。为此，十七路军在陕北宜川和富田一线，与红军休战。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党派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杨虎城也委任张文彬为少校秘书。为对十七路军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举办步兵训练班，由赵寿山（青海解放后首任省政府主席）负责，王炳南任政治教官。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是成功的。由于实现了“两北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风雨同舟，同声共气，共赴国难，对青海抗日产生了惊天动地的轰动的影响。 青海各族各界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青海宣传抗日特别热烈。所有的地方报刊都宣传世界反法西斯和全国抗日主张，表达“抵抗！抵抗！抵抗！前进！前进！前进！”的正义呼声。《青海国民日报》还在围边栏内刊登一些抗日警句，“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人人负起救国的责任！”“战死沙场，死有荣光！”不仅散发了宣传钢领，而且还进行了国民公约宣誓；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不参加汉奸组织；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不买敌人的货物；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青海百姓用这样的誓言，表达着与民族存亡的决心。
西宁地区各学校师生纷纷通过召开研讨会、讲演会、出墙报、写大幅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日。提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血债要用血来还”。讲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人们为祖国的命运而战，抗议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野蛮行径。强烈要求到东北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民和、乐都、互助、大通、贵德、湟源、化隆、循化等县的47所学校也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据统计当时全省的中小学生共组成抗日组织53个。各校学生还举办抗日演讲竞赛会，走上街头，奔赴乡村宣传抗日救国。各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军事常识讲座和操场训练及野外实地演习。在国难当头时青海各校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妇孺皆知，这是难能可贵，值得赞扬的。
“七·七”抗战爆发后，青海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赝。西宁回中的一部分师生立即创办了《星月半月刊》，其宗旨是：爱国、爱教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还登载了有关抗日言论和文艺作品，激发了回族群众的爱国热情。此刊还寄送到西安、兰州、宁夏等地，青海回族师抗日爱国的行动，享誉四方。
1939年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前往蒙藏地区及各大寺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利用青海湖“祭海”时机对蒙藏王公、千百户宣传抗日。他还选出几名宗教界代表人士，赴青海蒙古族29个旗，进行抗日宣传。
抗战暴发后，国内知名人士来青海宣传抗日。尤其是文艺界人士则以宣传抗日和培养文艺人才为己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音乐家王云阶、陈大铮、王海天，舞蹈家吴晓邦，歌唱家吴樾萌，戏剧家李朴园、崔超等均来青海宣传抗日。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宁后，公演了《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突击》宣传抗日的进步话剧。他还组织了“青海抗战剧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等进步剧目宣传抗日。画家兼戏剧家、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园率领西北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八队在西宁公演抗日剧目，1939年和1940年春节期间，演出了《绣荷包》唱出：“一绣八路军，人民的子弟兵；二绣朱司令，人民的大救星；三绣山海关，日本兵太凶残；四绣毛泽东，天降文曲星；五绣周恩来，绣花人笑开颜”。给青海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著名文艺工作者的影响下，西宁街头宣传抗日的气氛十分热烈。《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长城谣》《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响彻西宁上空，经久不息，笔者当时年幼，但《义勇军进行曲》于耳萦绕，也能哼几句。
抗日战争期间青海各族人民的巨大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在全国范围曾先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青海虽然地处遍远，地广人稀，远离抗日前线，经济又比较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困苦，但青海人民仍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不分民族、不分老幼，纷纷以实际行动从人力、物力、财力积极支援在前线抗日的同胞。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青年学生组织抗日义勇军、远征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首先发起组织成立了一支抗日义勇队，在义勇队“成立宣言”中，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人们关心祖国命运，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青海省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均派出“指导员”，参加了学生抗日义勇队的成立仪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内，学生的抗日热情，方兴未艾，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成了学生抗日义勇队。这些组织成立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于10月28日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并将各学校的抗日组织统一定名为“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迫于形势，同意了联合处的成立，并派员出任联合会委员，还给于微薄的经费支持（每月补助30元）。
1931年11月3日，西宁各校抗日义勇军在西宁小教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发出通电，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义呼声，还散发了告全省人民和青年书。11月6日，西宁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又在小校场举行请愿大会，要求青海省政府和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发给他们枪械，并要求派代表赴南京请愿，会后，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44年在贵阳失守、重庆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在全国各地征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组编“远征军”。10月，青海省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成立，主要征集18岁到25岁的知识青年，名额为1000名。自11月10日到28日，半个多月，全省应征者为抗日救国，以“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的响亮口号，踊跃报名，超过共1150名，其中青年学生约占80%。笔者记得刚刚新婚燕尔的姐夫杨文茂就响应号召，报名参军，12月，各县应征知识青年在西宁集中，编成3个营，由省教育厅厅长刘呈德任临时团长，1945年1月4日从西宁出发，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定地点汉中集中，被编入青年远征军第二O六师受训。青年学子的爱国行动，在青海历史上史无前例，独树一帜。不久，抗战胜利，参加远征军的青年有的先后光荣复员回省。 组建军马场为骑兵部队抗战提供有力的支撑
青海当局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骑兵部队对军马的极大需求，在贵德县鲁仓（今属贵南县）建起军牧场。两年后场部迁至过马营。1939年该场归国民政府军政部管理，牧场为师级建制。1942年，该场曾先后购进澳大利亚种公马，美国产的夸特种公马，与当地骒马杂交改良。还曾从陕西购来关中驴20余匹，繁殖骡子。紧接着又办起了门源军马场，据统计，军马达1万多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骑兵部队，使其灵活机动，突然袭击，沉重打击了日寇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彰显了骑兵战无不胜威武师的英雄气概。
付出了巨大代价修筑青藏高原国防大道
青藏公路宁玉段全长833公里，线路大都在海拔3000～4000米的高原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兴修的第一条高原公路。1937年，青海当局以玉树地位重要，向国民政府建议修筑西宁至玉树结古的公路，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和鼎立支持，蒋介石电令：“事关国防，赶筑竣工”。当局当即征调民工6600余人开始修筑西宁至大河坝的便道。
1942年，由于滇缅国际公路被日军截断，国民政府准备修建中印公路，以备作国际大通道。次年，国民政府决定，青康、青藏公路同时勘测定线，加紧修筑。经有关专家实地勘测并论证，决定青藏公路经湟源、共和、黄河沿、竹节寺、歇武达玉树的西线，打通西宁至黄河沿500公里的路面。
1944年6月7日开工，继续修筑黄河沿至玉树段。这次征调军队和民工共17996人，新建黄玉段工程334公里。那时笔者7岁，还跟过压路用的石碾机，目睹公路的修建。
青藏公路因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工程十分艰巨，器材、给养供应极为困难，加之高原筑路，2万多名施工军民尽心尽力，风餐露宿，以前方流血后方流汗，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牺牲，终于为抗日战争打通备用国际通道，谱写了青海人民坚持抗战的铁血篇章。
青海人民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自1938年起，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前夕，青海不足百十万人口，但多次发起献金、献机、捐寒衣、寄慰问信等活动，积极声援抗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三年时光供应军粮600万石（每石约1千斤计60亿斤），捐献银元21万元。1938年2月，全省各界在西宁小校场发起慰问抗战将士献金竞赛，西宁共募集4889.56元，互助等六县共募集献金1973.54元。4月，青海省各学校响应“中国儿童号飞机”募集总会发起的募捐活动，陆续捐款3643.48元。各级学校还号召师生赶织毛袜、毛裤等，捐送前方抗日将士。省东塔院道众将东塔院变卖，捐献所得部分款项，慰劳前方将士。各级政府公务员也为“公务员号飞机”捐款。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青海省各族各界群众又在省恒献金三日，我听父老们说，献金那日，有许多妇女将耳环、戒指拿来，捐献给抗日，家乡的李耀庭（人称李老爷）端来白洋2千大洋。全省共献金6000余元。9月，为响应武汉各界征信活动，全省各界同胞、各个团体，不分男女老幼，一致动员，纷纷写信慰问抗日将士，最后将所征慰问信统一收齐后转交前线。10月，在全省发起为出征将士征募寒衣活动，征得大量冬衣材料及羊皮10万张，为前线将士送去了温暖，送去了青海人民的一片心意。年底，又征集寒衣代金14.48万元，交驻西宁中央银行汇寄前方。1942年8月，蒋介石到青海视察时，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及塔尔寺僧众，为支援抗战，捐献军马3000匹。1943年，青海省认购胜利公债100万元和青海省救国公债50万元，以舍小家救国家的爱国精神，全力以赴支持抗战，功莫大焉。
青海籍将士英勇抗战的辉煌战绩
抗日战争期间，青海除正式派出抗日军队外，共同抗日部队中也有不少的青海籍的将士，他们英勇杀敌，战功卓著，一腔民族的热心，被誉为抗日英雄。有诗赞道：“曾师长，青海人，杀倭寇、立勋功”。
出生于互助县的曾国佐将军（1890～1945年），这是一位满怀爱国热忱为抵抗日寇做出突出贡献的抗日战将。曾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某团团长，率部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虎口拔牙，夹枪带棒，勇武好功，一举夺取铁门关等。曾夜袭日军军营，带领士兵用大刀与敌军血战两天两夜，刀光剑影，短兵相接，勇猛异常，迫使日军溃退，稳定了长城一线战局，给当时抗日军民以极大的精神鼓励。民谣曰：“大刀磨了三四天，专砍鬼子的猪脖板”。曾国佐以功晋升第一一O旅副旅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与旅长何基沣一起率领士兵迎头痛击日军，打响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枪，而后苦守卢沟桥、宛平城，坚守不懈，固若金汤，多次击退日寇的猖狂进攻，曾击毙日寇少将松游、迫使中将田仪剖腹自杀。如此战功，贯穿古今。北平陷落后，任第七十七军第一七九师副师长，与师长何基沣率部在河北、河南等地继续与日寇战斗。在河北大名城之战中，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壮勇果毅，孤军以步枪、大刀英勇抵抗，直到城墙数处被炸平，日军坦克进入城中后，才率残部撤出阵地。1943年，升任第八十一军参谋长，后任第十七集团军高级参谋。
曾将军广结良缘，在延安受到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他“卢沟桥上的抗日英雄，那一枪打的好，打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病逝于宁夏。终年55岁。遗体由家人护送回家乡青海安葬。
曾国将军平民出身，投身军界，戎马倥偬，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喜峰口战役、“七·七”卢沟桥之变，浴血奋战，功绩卓著，为河湟增荣，无愧为中华好男儿。他生性耿直，奉公廉洁，在浑浊之世能洁身自好，犹自铮然，其风范为其部下和家乡人民所敬慕，额手称庆。
抗日英雄马登云。青海省民和县人。青年时夙兴昧旦，投笔从戎，在部队上任书记（文书）。他胸怀报国大志，不愿埋首书案，渴望能疆场杀敌，建功立业。终于有机会被选送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后来又受训于国民党陆军步校校官班。毕业后分配到陆军第七十九军，活动在江西等地，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37年，积功升任九十八师二九三团上校团长。 1938年5月，在南京的侵华日寇主力沿长江而上，横冲直撞，攻城略地，企图夺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地，进而攻占武汉，从而揭开了武汉保卫战的序幕。马登云团被编入陈诚的第九战区，奉命防守马当要塞，险情环生，然马登云，共为唇齿，死守严防。之后，马登云又参加了江西修水、湖北通城等战役，均以勇敢善战著称。1941年12月下旬，至次年元月的反击战中，马登云奉命指挥炮兵协助二九二团向浏阳河东岸日军占领的侯家冲发起猛攻。日军疯狂反扑，我军顽强冲杀，战斗十分激烈，二九二团团长、副团长均身负重伤，不能督战。师长王甲本遂命令马登云代理其团长职务，并指挥本团和炮兵继续进攻。马登云年轻气盛，当即部署战斗，向日军发起攻击。战斗中，马登云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身受多伤，不能站立，但是他坚持不下火线，坐着担架指挥作战，参战将士为之振奋，奋勇而上，终于突破日军中央阵地，攻克了侯家冲、黎家坪等日寇据点。紧接着又指挥先头部队渡过浏阳河，攻占了郎梨市，俘虏日军少尉队长森木等数十人。第二天，出奇制胜，又攻占了高桥。日军在马登云部的打击下，苟延残息，鬼哭狼号，以飞机作掩护，仓皇撤退。马登云率部，跟踪追击，穷追不舍，势不可遏，直到捞刀河南岸，俘获甚多。国民党官方称马登云在这次战役中“创辉煌战果，建不朽功业”。战后，军部为他记大功一次。
1942年的赣东常桃以及后来的湘桂等惨酷激烈的战役中，赴汤蹈火，敢打敢冲，马登云均有战功。1944年8月，湖南衡阳激战以中国守军第十军军长方觉得投降而失败，其他各部败退。间不容发，马登云率所部从衡阳向东安（亦在湖南境内，靠近广西）方向转移。途中，得知新宁（东安西南）友军被日军包围，情况危急的消息，马登云立即率部日夜驰援解围。第二天早上黎明时到达白河渡。此时晨曦初上，朝雾甚浓，部队正在摸索前进，突然遭到日寇的袭击，马登云不幸饮弹阵亡。年仅38岁，令人扼腕。
马登云转战鄂赣湘，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英勇杀敌，以身殉国，死得其所，勋绩昭昭，虽死犹生。国民政府国防部曾为其立传，炳彪史册，并感叹道：“出师未捷，竟以身殉，泉下有知，并引为憾。痛哉！”一名抗日团长，其功绩和精神永垂不朽，光彩四溢。
此外，曾历任国民政府军空军轰炸队第八队大队长之职的湟源人朱祥（1916～1944年），是笔者家乡著名青海爱国人士朱绣之侄子，抗战期间，多次率队赴前线轰炸日军舰艇、兵工厂等，多次光荣负伤，最后以身殉国。
青海骑兵师纵马中原御日寇
早在1936年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之电文中，就提到了和马步芳实行妥协争取合作的可能性。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朱德等46名红军著名将领共同致书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时，又提到青海马步芳，表示我党我军“愿与西北数十万健儿，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为保卫全中国而战！”1937年4月下旬，周恩来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会谈，马当即表示团结抗日，从不二心。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蒋介石被迫抗日，国民党军队开始陆续开赴前线。1937年8月，蒋介石命令青海当局出兵参加抗战。马步芳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的感召下，改弦易辙，调兵遣将，组成了一支约有8000人的骑兵师，笔者的家乡湟源就组建了600人的骑兵团。士兵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族子弟，尤以回族为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颁令该师为暂编骑兵第一师，任命马彪为师长。
1937年9月1日，西宁各族各界群众食箪浆壶，热烈欢送下，马彪师由西宁出发，后经兰州、平凉，到达陕西乾县。千里迢迢，沿途人民群众也对抗日将士的出征表示了热烈的欢送，使部队官兵精神抖擞，振奋军威。从此，8000名青海健儿开始了千里转战中原的抗日生涯，金戈铁马，出师有名，辉映古今。
暂编骑一师进入陕西后，该师派出部分骑兵小队，由潼关、凤陵渡北渡黄河到达晋南的苪城一带，奇袭运城的日军，确保了潼关的安全。当时由日本浪人和汉奸组成的白莲教匪徒时常出没于西荆公路沿线，肆无忌惮，拦劫车辆、抢夺物质，致使公路无法畅通，严重影响了华中抗日战略物资的运输供应。骑兵师奉命很快将这千余名匪徒全部消灭，剪恶除奸，除暴安良，使公路线畅通无阻，因而受到了西安行辕的传令嘉奖。
1939年，骑兵师各旅先后渡过颍河，经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在万寨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以土炮击沉日军汽船20余只，击毙日军100余名，后以二旅马秉忠部直接渡河进驻宝塔孔庄，围困淮阳城，捷足先登，并占领淮阳城西关。日军不甘失败，从开封调来100辆大卡车的援兵，与驻淮阳日军配合，剑拔弩张，接踵而来，大举进犯马秉忠旅。马部官兵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英勇作战，旅长马秉忠（回族）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不幸中弹身亡，为国捐躯。同时牺牲的还有营长李国勋、连长赵清心等。师长马彪当机立断，决断如流，以轻骑迂回敌后进行奇袭，致使日军腹背受敌，终于溃退。此役消灭日军1000余人，生俘数十人，骑兵师伤亡2000余人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淮阳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部和青海当局均发来唁电。当时西宁地区各族各界也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抗日阵亡将士。暂编骑一师全体将士在抗日烈士的精神激励下，鉴机识变，在此后的几次战斗中愈战愈勇，其中一次战斗打死敌骑兵50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还挑选了其中20匹送回青海报捷，青海父老大快人心，扬眉吐气，交口称誉。
1940年7月，全师调赴皖北的临泉及豫皖边界的沈丘两县，并被整编为骑兵第八师，这年8月，该师又调赴皖北涡阳、蒙城、怀远一带，负责牵制津浦铁路的日军。骑八师经常突袭日伪敌军，破坏敌占区铁路、公路、桥梁等以断敌交通，给日军物资运输造成极大的困难，捷报频传，金印紫绶，蜚声中外。当时日伪军称该师为“马回子军”或“马胡子军”。9月，骑八师工兵连和一个步兵大连进驻怀远县境涡河北岸的重镇龙岗镇，修筑公路，埋设地雷，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终使日军损兵折将，仓皇撤退。丢盔卸甲，数百名日军陈尸阵前，因来不及运走，日军仓皇中只割走各尸体一只胳膊而狼狈溃逃。龙岗战役，使得皖北一带的日伪军如惊弓之鸟，大惊失色，胆战心惊，丢魂失魄，闻风丧胆，遁迹销声，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此，“马胡子军”的威名远扬传遍皖北。
骑兵师初到皖北时，新四军彭雪枫部曾给骑兵师送来100匹军衣布料，骑兵师也给彭部送去战马10匹和20支步枪，双方还互通情报，患难相扶，共同对付日军。因与新四军过从甚密，马彪曾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战区的来电责备。人皆仰之，天何言哉！
抗战八年，骑兵师官兵在师长马彪的率领下，不畏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善战，骁勇刚毅，频频与日寇作战，使得豫皖地区日伪军潢池弄兵，回天乏力，马彪在给马步芳的信函中表示“恨不得马踏倭鬼，给我已死先烈雪仇，与后辈争光”。其言佼佼，铁中铮铮。他与全师官兵协同一心，努力抗战，给豫皖地区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日军有生力量，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赞许，国民政府也多次通令嘉奖，青海骑兵师，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英誉显耀，扬名立万。
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青海的巨大影响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青海有轰动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红军长征过果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二是红西路军将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青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
红军长征过果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赢得各民族拥护
早在1936年7月3日，李先念率领左纵队先遣军进入果洛班玛县知钦乡之唐摇沟，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首次进入青海境内，非同凡响。同日，先遣军到达四川阿坝壤塘县境内的西倾寺。随后，先遣军复入青海班玛县境内的柞木沟（今佐木构）。红军曾在唐摇沟口、古德寺、班前寺、灯塔寺、纳达村、子木村等处驻扎休整，并在班前寺的子合山，扎洛村后的扎洛山等地修建哨所。至今遗迹尚可辨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在很多地方写了北上抗日的标语，虽然已大多不存，唯有亚尔堂乡子木达沟的石壁上书写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的标语，经多年风吹雨打，其字迹仍清晰可辨。历历在目。子木达沟，也称“红军沟”，至今这里还有“红军泉”、“红军路”、“红军墓”等。这些标识在青海藏族同胞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抗日主张深得各族人民群众拥护，当地悄然流传着一首歌颂红军的民谣“红军走了，庄子空了，庄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西路军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首先，争取“二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路军同马步青部队在锁罕堡、一条山地区进行多次谈判，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的主张。马步青愿意接受红军方面提出的停火协议，愿意向红军提供部分粮食。他的代表张毅生两次与红军接触，红军的热情接待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他大为感动，表示愿为红军与马军之间的停战谈判铺平道路。其次西路军在西征途中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优待被俘人员。三十军在古浪县土门子包围了守敌骑兵师工兵营，红军向他们宣传抗日统战主张，迫使敌营长马有明以下官兵350余人携枪280余支投诚。经过教育，马有明等160余人参加了红军。红九军在古浪县干柴洼、横梁山战斗中，俘获了罗承训医生为首的“青海战地医疗队”一行数十人。九军敌工部部长吴仲廉负责对他们的管训工作。她向被俘人员进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以民族大局为重的宣传教育，并鼓励他们为抗战救国民族解放服务。随后将这些人资遣释放。后来，罗承训在西宁同气连枝，做了很多营救被俘红军人员的工作。再次，西路军组建了对敌先遣工作团，负责对马家军的统战工作。先遣工作团携带总指挥徐向前、五军军长董振堂联名签署的给马步青的信，与马步青正式建立联系。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前后，西路军加强了对二马的统战工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昌城内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确定西路军应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为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稳固的西北后方发挥自身的战略作用。蒋介石也口头上应允西路军驻凉州以西。在西征途中，西路军曾两次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革命政权。不断宣传“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汉、回、蒙、藏联合抗日”、“联共、联苏，抗日救国”等口号不胫而走。青海各族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一致拥护西路军的抗日主张，胆粗气壮，深得民心。
西路军失败后，有6500余将士因病因伤被俘。他们被押解到西宁后，不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对服苦役的被俘红军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们要坚持斗争，党会营救你们的。”被俘的妇女独立团副营长胡秀英，在万人坑边痛斥敌人说：“放着日本强盗不敢去打，却在妇女面前逞疯狂”。被编入剧团的被俘女红军，不断把联合抗日的内容编成歌曲，使敌官兵发聋振聩，深受教育。各族群众通过不同的方式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掩护西路军官兵一直到青海解放。耳闻目睹，这些都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远影响的结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西北大联合”
两次打通国际路线，都是在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出现的。所谓“西北大联合”，是指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的联合，这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红军长征奠基西北后，蒋介石歼灭红军之心不死。中国共产党为在西北立足，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在西北实现抗日救国的方针。西北三股力量的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逼蒋抗日，赫然在目，令人惊叹。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将领大展经纶，吐胆倾心，发出给东北军将士的公开信，“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后来东北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威召下，即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抗日大计，起步见绩，风靡一时。
早在1935年以前，西北军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友好合作往来，《八一宣言》发表后，毛泽东曾派汪峰向杨虎城宣传中共联合抗日主张。随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和准备抗日四项协定。为此，十七路军在陕北宜川和富田一线，与红军休战。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党派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杨虎城也委任张文彬为少校秘书。为对十七路军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举办步兵训练班，由赵寿山（青海解放后首任省政府主席）负责，王炳南任政治教官。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是成功的。由于实现了“两北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风雨同舟，同声共气，共赴国难，对青海抗日产生了惊天动地的轰动的影响。 青海各族各界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青海宣传抗日特别热烈。所有的地方报刊都宣传世界反法西斯和全国抗日主张，表达“抵抗！抵抗！抵抗！前进！前进！前进！”的正义呼声。《青海国民日报》还在围边栏内刊登一些抗日警句，“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人人负起救国的责任！”“战死沙场，死有荣光！”不仅散发了宣传钢领，而且还进行了国民公约宣誓；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不参加汉奸组织；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不买敌人的货物；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青海百姓用这样的誓言，表达着与民族存亡的决心。
西宁地区各学校师生纷纷通过召开研讨会、讲演会、出墙报、写大幅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日。提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血债要用血来还”。讲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人们为祖国的命运而战，抗议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野蛮行径。强烈要求到东北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民和、乐都、互助、大通、贵德、湟源、化隆、循化等县的47所学校也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据统计当时全省的中小学生共组成抗日组织53个。各校学生还举办抗日演讲竞赛会，走上街头，奔赴乡村宣传抗日救国。各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军事常识讲座和操场训练及野外实地演习。在国难当头时青海各校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妇孺皆知，这是难能可贵，值得赞扬的。
“七·七”抗战爆发后，青海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赝。西宁回中的一部分师生立即创办了《星月半月刊》，其宗旨是：爱国、爱教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还登载了有关抗日言论和文艺作品，激发了回族群众的爱国热情。此刊还寄送到西安、兰州、宁夏等地，青海回族师抗日爱国的行动，享誉四方。
1939年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前往蒙藏地区及各大寺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利用青海湖“祭海”时机对蒙藏王公、千百户宣传抗日。他还选出几名宗教界代表人士，赴青海蒙古族29个旗，进行抗日宣传。
抗战暴发后，国内知名人士来青海宣传抗日。尤其是文艺界人士则以宣传抗日和培养文艺人才为己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音乐家王云阶、陈大铮、王海天，舞蹈家吴晓邦，歌唱家吴樾萌，戏剧家李朴园、崔超等均来青海宣传抗日。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宁后，公演了《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突击》宣传抗日的进步话剧。他还组织了“青海抗战剧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等进步剧目宣传抗日。画家兼戏剧家、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园率领西北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八队在西宁公演抗日剧目，1939年和1940年春节期间，演出了《绣荷包》唱出：“一绣八路军，人民的子弟兵；二绣朱司令，人民的大救星；三绣山海关，日本兵太凶残；四绣毛泽东，天降文曲星；五绣周恩来，绣花人笑开颜”。给青海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著名文艺工作者的影响下，西宁街头宣传抗日的气氛十分热烈。《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长城谣》《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响彻西宁上空，经久不息，笔者当时年幼，但《义勇军进行曲》于耳萦绕，也能哼几句。
抗日战争期间青海各族人民的巨大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在全国范围曾先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青海虽然地处遍远，地广人稀，远离抗日前线，经济又比较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困苦，但青海人民仍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不分民族、不分老幼，纷纷以实际行动从人力、物力、财力积极支援在前线抗日的同胞。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青年学生组织抗日义勇军、远征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首先发起组织成立了一支抗日义勇队，在义勇队“成立宣言”中，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人们关心祖国命运，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青海省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均派出“指导员”，参加了学生抗日义勇队的成立仪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内，学生的抗日热情，方兴未艾，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成了学生抗日义勇队。这些组织成立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于10月28日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并将各学校的抗日组织统一定名为“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迫于形势，同意了联合处的成立，并派员出任联合会委员，还给于微薄的经费支持（每月补助30元）。
1931年11月3日，西宁各校抗日义勇军在西宁小教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发出通电，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义呼声，还散发了告全省人民和青年书。11月6日，西宁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又在小校场举行请愿大会，要求青海省政府和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发给他们枪械，并要求派代表赴南京请愿，会后，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44年在贵阳失守、重庆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在全国各地征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组编“远征军”。10月，青海省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成立，主要征集18岁到25岁的知识青年，名额为1000名。自11月10日到28日，半个多月，全省应征者为抗日救国，以“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的响亮口号，踊跃报名，超过共1150名，其中青年学生约占80%。笔者记得刚刚新婚燕尔的姐夫杨文茂就响应号召，报名参军，12月，各县应征知识青年在西宁集中，编成3个营，由省教育厅厅长刘呈德任临时团长，1945年1月4日从西宁出发，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定地点汉中集中，被编入青年远征军第二O六师受训。青年学子的爱国行动，在青海历史上史无前例，独树一帜。不久，抗战胜利，参加远征军的青年有的先后光荣复员回省。 组建军马场为骑兵部队抗战提供有力的支撑
青海当局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骑兵部队对军马的极大需求，在贵德县鲁仓（今属贵南县）建起军牧场。两年后场部迁至过马营。1939年该场归国民政府军政部管理，牧场为师级建制。1942年，该场曾先后购进澳大利亚种公马，美国产的夸特种公马，与当地骒马杂交改良。还曾从陕西购来关中驴20余匹，繁殖骡子。紧接着又办起了门源军马场，据统计，军马达1万多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骑兵部队，使其灵活机动，突然袭击，沉重打击了日寇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彰显了骑兵战无不胜威武师的英雄气概。
付出了巨大代价修筑青藏高原国防大道
青藏公路宁玉段全长833公里，线路大都在海拔3000～4000米的高原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兴修的第一条高原公路。1937年，青海当局以玉树地位重要，向国民政府建议修筑西宁至玉树结古的公路，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和鼎立支持，蒋介石电令：“事关国防，赶筑竣工”。当局当即征调民工6600余人开始修筑西宁至大河坝的便道。
1942年，由于滇缅国际公路被日军截断，国民政府准备修建中印公路，以备作国际大通道。次年，国民政府决定，青康、青藏公路同时勘测定线，加紧修筑。经有关专家实地勘测并论证，决定青藏公路经湟源、共和、黄河沿、竹节寺、歇武达玉树的西线，打通西宁至黄河沿500公里的路面。
1944年6月7日开工，继续修筑黄河沿至玉树段。这次征调军队和民工共17996人，新建黄玉段工程334公里。那时笔者7岁，还跟过压路用的石碾机，目睹公路的修建。
青藏公路因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工程十分艰巨，器材、给养供应极为困难，加之高原筑路，2万多名施工军民尽心尽力，风餐露宿，以前方流血后方流汗，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牺牲，终于为抗日战争打通备用国际通道，谱写了青海人民坚持抗战的铁血篇章。
青海人民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自1938年起，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前夕，青海不足百十万人口，但多次发起献金、献机、捐寒衣、寄慰问信等活动，积极声援抗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三年时光供应军粮600万石（每石约1千斤计60亿斤），捐献银元21万元。1938年2月，全省各界在西宁小校场发起慰问抗战将士献金竞赛，西宁共募集4889.56元，互助等六县共募集献金1973.54元。4月，青海省各学校响应“中国儿童号飞机”募集总会发起的募捐活动，陆续捐款3643.48元。各级学校还号召师生赶织毛袜、毛裤等，捐送前方抗日将士。省东塔院道众将东塔院变卖，捐献所得部分款项，慰劳前方将士。各级政府公务员也为“公务员号飞机”捐款。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青海省各族各界群众又在省恒献金三日，我听父老们说，献金那日，有许多妇女将耳环、戒指拿来，捐献给抗日，家乡的李耀庭（人称李老爷）端来白洋2千大洋。全省共献金6000余元。9月，为响应武汉各界征信活动，全省各界同胞、各个团体，不分男女老幼，一致动员，纷纷写信慰问抗日将士，最后将所征慰问信统一收齐后转交前线。10月，在全省发起为出征将士征募寒衣活动，征得大量冬衣材料及羊皮10万张，为前线将士送去了温暖，送去了青海人民的一片心意。年底，又征集寒衣代金14.48万元，交驻西宁中央银行汇寄前方。1942年8月，蒋介石到青海视察时，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及塔尔寺僧众，为支援抗战，捐献军马3000匹。1943年，青海省认购胜利公债100万元和青海省救国公债50万元，以舍小家救国家的爱国精神，全力以赴支持抗战，功莫大焉。
青海籍将士英勇抗战的辉煌战绩
抗日战争期间，青海除正式派出抗日军队外，共同抗日部队中也有不少的青海籍的将士，他们英勇杀敌，战功卓著，一腔民族的热心，被誉为抗日英雄。有诗赞道：“曾师长，青海人，杀倭寇、立勋功”。
出生于互助县的曾国佐将军（1890～1945年），这是一位满怀爱国热忱为抵抗日寇做出突出贡献的抗日战将。曾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某团团长，率部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虎口拔牙，夹枪带棒，勇武好功，一举夺取铁门关等。曾夜袭日军军营，带领士兵用大刀与敌军血战两天两夜，刀光剑影，短兵相接，勇猛异常，迫使日军溃退，稳定了长城一线战局，给当时抗日军民以极大的精神鼓励。民谣曰：“大刀磨了三四天，专砍鬼子的猪脖板”。曾国佐以功晋升第一一O旅副旅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与旅长何基沣一起率领士兵迎头痛击日军，打响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枪，而后苦守卢沟桥、宛平城，坚守不懈，固若金汤，多次击退日寇的猖狂进攻，曾击毙日寇少将松游、迫使中将田仪剖腹自杀。如此战功，贯穿古今。北平陷落后，任第七十七军第一七九师副师长，与师长何基沣率部在河北、河南等地继续与日寇战斗。在河北大名城之战中，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壮勇果毅，孤军以步枪、大刀英勇抵抗，直到城墙数处被炸平，日军坦克进入城中后，才率残部撤出阵地。1943年，升任第八十一军参谋长，后任第十七集团军高级参谋。
曾将军广结良缘，在延安受到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他“卢沟桥上的抗日英雄，那一枪打的好，打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病逝于宁夏。终年55岁。遗体由家人护送回家乡青海安葬。
曾国将军平民出身，投身军界，戎马倥偬，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喜峰口战役、“七·七”卢沟桥之变，浴血奋战，功绩卓著，为河湟增荣，无愧为中华好男儿。他生性耿直，奉公廉洁，在浑浊之世能洁身自好，犹自铮然，其风范为其部下和家乡人民所敬慕，额手称庆。
抗日英雄马登云。青海省民和县人。青年时夙兴昧旦，投笔从戎，在部队上任书记（文书）。他胸怀报国大志，不愿埋首书案，渴望能疆场杀敌，建功立业。终于有机会被选送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后来又受训于国民党陆军步校校官班。毕业后分配到陆军第七十九军，活动在江西等地，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37年，积功升任九十八师二九三团上校团长。 1938年5月，在南京的侵华日寇主力沿长江而上，横冲直撞，攻城略地，企图夺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地，进而攻占武汉，从而揭开了武汉保卫战的序幕。马登云团被编入陈诚的第九战区，奉命防守马当要塞，险情环生，然马登云，共为唇齿，死守严防。之后，马登云又参加了江西修水、湖北通城等战役，均以勇敢善战著称。1941年12月下旬，至次年元月的反击战中，马登云奉命指挥炮兵协助二九二团向浏阳河东岸日军占领的侯家冲发起猛攻。日军疯狂反扑，我军顽强冲杀，战斗十分激烈，二九二团团长、副团长均身负重伤，不能督战。师长王甲本遂命令马登云代理其团长职务，并指挥本团和炮兵继续进攻。马登云年轻气盛，当即部署战斗，向日军发起攻击。战斗中，马登云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身受多伤，不能站立，但是他坚持不下火线，坐着担架指挥作战，参战将士为之振奋，奋勇而上，终于突破日军中央阵地，攻克了侯家冲、黎家坪等日寇据点。紧接着又指挥先头部队渡过浏阳河，攻占了郎梨市，俘虏日军少尉队长森木等数十人。第二天，出奇制胜，又攻占了高桥。日军在马登云部的打击下，苟延残息，鬼哭狼号，以飞机作掩护，仓皇撤退。马登云率部，跟踪追击，穷追不舍，势不可遏，直到捞刀河南岸，俘获甚多。国民党官方称马登云在这次战役中“创辉煌战果，建不朽功业”。战后，军部为他记大功一次。
1942年的赣东常桃以及后来的湘桂等惨酷激烈的战役中，赴汤蹈火，敢打敢冲，马登云均有战功。1944年8月，湖南衡阳激战以中国守军第十军军长方觉得投降而失败，其他各部败退。间不容发，马登云率所部从衡阳向东安（亦在湖南境内，靠近广西）方向转移。途中，得知新宁（东安西南）友军被日军包围，情况危急的消息，马登云立即率部日夜驰援解围。第二天早上黎明时到达白河渡。此时晨曦初上，朝雾甚浓，部队正在摸索前进，突然遭到日寇的袭击，马登云不幸饮弹阵亡。年仅38岁，令人扼腕。
马登云转战鄂赣湘，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英勇杀敌，以身殉国，死得其所，勋绩昭昭，虽死犹生。国民政府国防部曾为其立传，炳彪史册，并感叹道：“出师未捷，竟以身殉，泉下有知，并引为憾。痛哉！”一名抗日团长，其功绩和精神永垂不朽，光彩四溢。
此外，曾历任国民政府军空军轰炸队第八队大队长之职的湟源人朱祥（1916～1944年），是笔者家乡著名青海爱国人士朱绣之侄子，抗战期间，多次率队赴前线轰炸日军舰艇、兵工厂等，多次光荣负伤，最后以身殉国。
青海骑兵师纵马中原御日寇
早在1936年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之电文中，就提到了和马步芳实行妥协争取合作的可能性。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朱德等46名红军著名将领共同致书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时，又提到青海马步芳，表示我党我军“愿与西北数十万健儿，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为保卫全中国而战！”1937年4月下旬，周恩来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会谈，马当即表示团结抗日，从不二心。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蒋介石被迫抗日，国民党军队开始陆续开赴前线。1937年8月，蒋介石命令青海当局出兵参加抗战。马步芳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的感召下，改弦易辙，调兵遣将，组成了一支约有8000人的骑兵师，笔者的家乡湟源就组建了600人的骑兵团。士兵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族子弟，尤以回族为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颁令该师为暂编骑兵第一师，任命马彪为师长。
1937年9月1日，西宁各族各界群众食箪浆壶，热烈欢送下，马彪师由西宁出发，后经兰州、平凉，到达陕西乾县。千里迢迢，沿途人民群众也对抗日将士的出征表示了热烈的欢送，使部队官兵精神抖擞，振奋军威。从此，8000名青海健儿开始了千里转战中原的抗日生涯，金戈铁马，出师有名，辉映古今。
暂编骑一师进入陕西后，该师派出部分骑兵小队，由潼关、凤陵渡北渡黄河到达晋南的苪城一带，奇袭运城的日军，确保了潼关的安全。当时由日本浪人和汉奸组成的白莲教匪徒时常出没于西荆公路沿线，肆无忌惮，拦劫车辆、抢夺物质，致使公路无法畅通，严重影响了华中抗日战略物资的运输供应。骑兵师奉命很快将这千余名匪徒全部消灭，剪恶除奸，除暴安良，使公路线畅通无阻，因而受到了西安行辕的传令嘉奖。
1939年，骑兵师各旅先后渡过颍河，经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在万寨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以土炮击沉日军汽船20余只，击毙日军100余名，后以二旅马秉忠部直接渡河进驻宝塔孔庄，围困淮阳城，捷足先登，并占领淮阳城西关。日军不甘失败，从开封调来100辆大卡车的援兵，与驻淮阳日军配合，剑拔弩张，接踵而来，大举进犯马秉忠旅。马部官兵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英勇作战，旅长马秉忠（回族）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不幸中弹身亡，为国捐躯。同时牺牲的还有营长李国勋、连长赵清心等。师长马彪当机立断，决断如流，以轻骑迂回敌后进行奇袭，致使日军腹背受敌，终于溃退。此役消灭日军1000余人，生俘数十人，骑兵师伤亡2000余人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淮阳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部和青海当局均发来唁电。当时西宁地区各族各界也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抗日阵亡将士。暂编骑一师全体将士在抗日烈士的精神激励下，鉴机识变，在此后的几次战斗中愈战愈勇，其中一次战斗打死敌骑兵50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还挑选了其中20匹送回青海报捷，青海父老大快人心，扬眉吐气，交口称誉。
1940年7月，全师调赴皖北的临泉及豫皖边界的沈丘两县，并被整编为骑兵第八师，这年8月，该师又调赴皖北涡阳、蒙城、怀远一带，负责牵制津浦铁路的日军。骑八师经常突袭日伪敌军，破坏敌占区铁路、公路、桥梁等以断敌交通，给日军物资运输造成极大的困难，捷报频传，金印紫绶，蜚声中外。当时日伪军称该师为“马回子军”或“马胡子军”。9月，骑八师工兵连和一个步兵大连进驻怀远县境涡河北岸的重镇龙岗镇，修筑公路，埋设地雷，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终使日军损兵折将，仓皇撤退。丢盔卸甲，数百名日军陈尸阵前，因来不及运走，日军仓皇中只割走各尸体一只胳膊而狼狈溃逃。龙岗战役，使得皖北一带的日伪军如惊弓之鸟，大惊失色，胆战心惊，丢魂失魄，闻风丧胆，遁迹销声，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此，“马胡子军”的威名远扬传遍皖北。
骑兵师初到皖北时，新四军彭雪枫部曾给骑兵师送来100匹军衣布料，骑兵师也给彭部送去战马10匹和20支步枪，双方还互通情报，患难相扶，共同对付日军。因与新四军过从甚密，马彪曾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战区的来电责备。人皆仰之，天何言哉！
抗战八年，骑兵师官兵在师长马彪的率领下，不畏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善战，骁勇刚毅，频频与日寇作战，使得豫皖地区日伪军潢池弄兵，回天乏力，马彪在给马步芳的信函中表示“恨不得马踏倭鬼，给我已死先烈雪仇，与后辈争光”。其言佼佼，铁中铮铮。他与全师官兵协同一心，努力抗战，给豫皖地区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日军有生力量，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赞许，国民政府也多次通令嘉奖，青海骑兵师，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英誉显耀，扬名立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