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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活着的价值工具，它们照耀我们身体内的圣光，而年岁的成长正是让我们去更好的打造它的穩固与坚韧，甚至是它和自我的关系、自然的关系、世界的关系。哪怕是无神论者，他肯定也有每日值得坚持的事情。就算是乞丐，他也有乞讨的使命，时代自然也是。战争有和平的使命，成长有自律和德性的使命，爱一个人有平衡和经营的使命，工作有运转企业的使命，读书有吸收的使命。而这么多使命，它们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分为不同的重要等级，分别居住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当中。什么是信仰？它或许是一种意义支撑，又或许是一种无意义的支撑;或许是善、或许是恶;或许是不作为仅仅活着;或许是我们自己本身，身为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份子，来给无数后人验证各种生存真理的使命。我们谁也看不见它，但我相信——我们谁都知或不知地拥有过它，并跟它在内心疯狂较劲过。
——主持人田凌云语
胡丘陵
湖南衡南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诗《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论文《症候分析：文学增值批评》等。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获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胡丘陵长诗选》获首届“湖南省文学艺术奖”。
我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个诗人。你的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将诗人逐出他理想国的老问题。事实上，后来包括他自己的文本也证明，这种将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信仰”这个词源于唐译佛经《华严经》，也就是说我国唐以前的诗人未能言及信仰，这个词也似乎一直不太被国人践行，中华民族是个注重实用的民族，信仰和实用往往冲突。海德格尔说，语言是耗罄的诗，而一旦语言上升到形而上，就变成了信仰。
进入现代社会，人被自己创造的物统治了，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文化链条出现断裂，因此不得不给各种生物设立保护区，我国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样诗歌就成了布罗茨基所说的“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我赞同一位学者的说法，诗人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担当了，剩下的就是你担当多少，你个人尽到命数没有？可是，直至今天，诗与思的关系还困扰很多诗人。我非常固执的认为：诗歌属于心灵，信仰属于大脑。不是诗歌之驷，去追逐信仰之驷，而是智性的功能使词语意义化。
这种意义能否支撑起信仰，诗歌是否有信仰的力量，怎样才使诗歌本身变得神圣，我认为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纯和真诚。这个真诚首先应诚于真，诚于真就是诚于“道”，这里的“道”指“天道”，非“文以载道”之“道”;其次应诚于善，具有悲悯情怀;最重要的是应诚于美，诗人应仰视词语，对诗的艺术劲道保持忠诚。单纯诚于真至多是科学家，单纯诚于善至多是慈善家，只有诚于“道”、诚于善，进入“无我”状态后，“我”才有可能成为真诗人。
戴潍娜
毕业于牛津大学。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文论《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2016年自编自导戏剧《侵犯》。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每个人都活在无形的“限”中，活在自身、他人、时代的有限性里。只有“信”能破“限”。信仰不局限于宗教，还有宇宙观层面。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教堂，还是什么运动，使命，抑或某个具体的人……人永远需要一个大于自己的存在，以便活在某种意义当中。
杨森君
宁夏灵武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梦是唯一的行李》《上色的草图》《砂之塔》（中英文对照）《午后的镜子》《名不虚传》《西域诗篇》《沙漠玫瑰》等诗集多部。
信仰可以不同，信仰可以是具体的，可以是抽象的。信仰必定大于我们内心的尺度、高于我们平常的认知。对一块石头产生的敬畏之心，也可以形成信仰。比如在曼德拉山下巨大的石头阵前，我连撒泡尿都有所顾虑。上帝存在吗？没有人见过，但是，全世界却有那么多信仰者。如果上帝是抽象的，抽象也可以成为信仰。
信仰是一种要求，必须有信仰者自觉来完成。比如，信仰某个主义、某个真理，不是由信仰本身来实现信仰的意义，而是由信仰者自觉、自律、对称地来实现。一个有信仰的人，必须固执己见，排斥但不狭窄，拒他但一定宽容。信仰必定发生在一个成熟的人那里——他阅历人世，了然人性，信任规则，心知良序，他必定经过思考与鉴别，选择一个可以规范自己行为、安顿自己精神走势的“价值容器”。这样的信仰便获得了坚定。
从信仰的约束上说，支撑信仰的意义，在于信仰本身，或主义，或真理——它们契合普世价值观、经得起社会学的爱抚而不是诟病。比如，对金钱的崇拜，也可以作为一种信仰，虽然我们的文化对此谨小慎微，甚至以以往形成的关于金钱的各种不忠诚的定义来绑架它，让我们在谈及金钱时躲躲闪闪，故意失掉自己的判断。由此，拜金主义只能被作为对立面让我们失去对它正确确认的勇气。
写到此，就连我都一时心虚。我们故意抹掉了金钱的魅力。我们屈服于既往的定义，进而让我们把对金钱的信仰自贬为拜金主义——它常被批判而不予提倡。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活在世上，需要钱来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大于我们的能力与想象。至此，当我们谈及支撑信仰的意义时，不能把它高挂在理论的框架内，要把它放下来，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瓜葛中，用其锋利的一面。
陈巨飞
1982年生于安徽六安，现居北京。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诗歌专委会委员，安徽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参加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第34届青春诗会、第九届十月诗会。曾获李杜诗歌奖、安徽诗歌奖等。出版诗集《清风起》。
这几日，大家被钟南山院士再次圈粉。他是疫情中的逆行者，他是我们健康的守护者。他的事迹，恰好是这个问题最生动的回答。
“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2003年，很多人对非典避之不及，他却迎难而上。“没什么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2020年，他说完这句话，自己却义无反顾地去了疫区前线。 “信仰”一词，拆开二字，一曰“信”，一曰“仰”。“信”，是信任，要对自己的选择坚信不疑，把自己的选择当作真理、道路和生命，这是思想上的;是信念，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守和勇气，这是行动上的。“仰”，是仰望，是敬仰而有所期望，是仰首承受向上之痛苦;是仰赖，你所信赖的，必指引你的路，在你匮乏、软弱、无助之时，给予你丰盈、坚强、希望。
以上双重意义支撑的，就是信仰;其他意义支撑的，有三种情况：一是无信无仰，那就是大脑一热，一时兴起，再而衰，三而竭，最终贻笑大方;二是有信无仰，那就是虚无的利己主义，伪善的形式主义者，或者是拜偶像的心理安慰;三是无信有仰，那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通向地獄之路的行为，狂热地追求某种向下的事物，曾酿下多少害人害己的惨剧。
钟南山院士的言行，彰显了“信”和“仰”的双重意义。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尊重事实，尊重生命，愿意用专业的精神去探索，用一颗医者的仁心照亮他人的生命。这，既是良知，更是信仰。
程川
陕西汉中人，现居成都，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诗刊》《花城》《人民文学》等。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二届《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等。
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历次思想解放中，信仰以一种进化论方式维持着集体智慧生命力，而形式上的终极信仰（形而上的绝对真理）、中间信仰（世俗道德行为原则）、工具信仰（被定义过的事物），就像包含宗教、哲学、文化与政治的多神论，既能是宽阔的古希腊柏拉图主义，也能是狭隘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更多时候，则是阀门、堤坝，被人为地压缩成可供临摹、翻版的模具。宗教的信仰是神性，科学的信仰是真理，你无法判定那些持万物有灵论的巫祝对预言和占星的笃定，与坐在大数据前归纳总结的精英相比谁更虔诚，世俗的意义在于将自然的信仰转移到人类自身身上，当创造力超越想象力时，信仰成为一张维持体面的护身符，它是有用的，堪称精致利己，被一种精神上的物理力提携着沿着既定轨迹攀缘;当创造力力所不逮时，信仰像是印第安人嘴里咀嚼的古柯叶，被生存、困顿、幻觉、梦想稀释成最为原始迫切的感官崇拜。如果说人类的信仰是对真善美的笃定，那么植物的信仰可归纳为对雨露光的汲取，这种进程校正过一个时代的来临与毁灭，也衍化催生出一些新的变量参与其中，于坚在《在掌纹般的青藏高原上》谈道：“源头，当地人立的是一个神庙，而后来者立的是一个单位标志，这就是古代和现代的区别。”当然，这也可作为信仰与信仰的区别。
余真
1998年生于重庆。诗见于《诗刊》《花城》《长江文艺》等刊。曾获大江南北新青年诗人奖、陈子昂青年诗人奖。
其实我这个人随性惯了。写了那么几年。好像没有要想坚持下去什么的，就自然而然地写到了现在。说到信仰，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太高远了。写本身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我希望多年以后，我还是如此，视作玩乐，用它度过了百无聊赖的时日们。这也谈不上信仰。如果非要说什么支撑我写下去，在诗一事上我有什么非贯彻的东西，可能就是我将真诚地写下去，面对我心里的正直善良，偶发的丑陋贪欲，我不会去藻饰它们。也不会掩盖我想藻饰它们的那些念头。剖析我个人的个人体悟，将它展览出来，像博物馆里那些远古野兽的牙床，我暴躁的心，坏掉的龋齿，都在你们的眼前。
树弦
贵州石阡人，现居贵阳。诗作发表于《十月》《民族文学》《诗歌月刊》《创作评谭》，入选《2016江西诗歌年选》《一根线的早晨》（加拿大）《海外文摘·中国年度诗选2018》等选本，曾获淬剑诗歌奖（2016）、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新人奖”（2019）。
小时候在偏僻的山里，延绵起伏的群山只是在四季交替时变换不同的颜色，或苍翠，或落败，望着没有尽头的山峦，以及太阳每天落下的地方，好奇心驱使着去尝试想想山外的世界。去比山峦更远的地方看看，或许就是那时的信仰，不过那时我把它称为“理想”。多年后，我从镇上来到县城，从县城来到外省，继而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如愿以偿地在异域恰当地遇见幼年心心念念的事物，它们都潜移默化的成为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高地，成为白纸上粗粝且沉痛的诗行。这一路上，极少风平浪静，更多的是颠沛流离，一粒尘埃往往会令我不知所措，甚至忘记究竟在瞎乱坚持些什么。如果真有什么支撑，我想大概是“做自己”，唯有这三个字在脑海里虚构了一个理想中的“我”，让我总想去靠近。虽然越靠近，那个“我”就越远，我亦享受着这靠近又远离里的悲欢离合。书上说：“信仰不仅具有绝对真理性，而且具有群体共识性。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有某种信仰，是指这个人的信仰与一定的群体有共识。如果一个人单独信仰某个不具有群体共识性的理，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信仰，这个不是大众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作为独立的个体，或许只要是那些能不断让我们不断靠近虚构的自己的，便可以称之为信仰。
柳燕
1991年生于云南彝良，偶有作品发表。
克尔凯郭尔说：“How to believe decides how to live（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信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虚无缥缈，正如存在本身，没有任何人能用一句话向别人讲清楚存在之精义，但我及其赞同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信仰实在过于具体和丰富。因为信仰过于具体和丰富，它具有了可探讨性。应该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信仰指的是个体信仰，而非他人的信仰或者集体信仰。我们的生命存在方式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谈个体显得尤其重要。
自始至终，我们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孤独地存在着，无法被别人理解，也无法真正理解别人。信仰是支撑理性的，而不是相反。它是一种实体生活的指导准则，而非供奉在神龛之上无法触及的摆设品。你知道，那是你生活中阻止你失去自我的那条底线，也是引导你走完个体生命的某种支撑力量。
村上春树在三十岁时忽然意识到写小说和做英语文学翻译势在必行，他本可以靠自己经营得及其顺利的爵士音乐餐厅过着丰裕的物质生活，那也完全没问题，但他就认为自己应该关门写小说，翻译菲茨杰拉德，那种决心势不可挡，于是写出了第一部中篇《且听风吟》，并获得获得日本第22届群像新人文学奖、第81届芥川奖候选作品，之后的村上春树不需要我再赘述。
你知道，我说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势在必行的个人生活，这种势在必行就是信仰与支撑，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半点关系。很遗憾，大多数人并没有一种自己势在必行的支撑力，他们活在他人希望的人生中。
责任编辑：田凌云
——主持人田凌云语
胡丘陵
湖南衡南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诗《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论文《症候分析：文学增值批评》等。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获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胡丘陵长诗选》获首届“湖南省文学艺术奖”。
我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个诗人。你的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将诗人逐出他理想国的老问题。事实上，后来包括他自己的文本也证明，这种将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信仰”这个词源于唐译佛经《华严经》，也就是说我国唐以前的诗人未能言及信仰，这个词也似乎一直不太被国人践行，中华民族是个注重实用的民族，信仰和实用往往冲突。海德格尔说，语言是耗罄的诗，而一旦语言上升到形而上，就变成了信仰。
进入现代社会，人被自己创造的物统治了，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文化链条出现断裂，因此不得不给各种生物设立保护区，我国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样诗歌就成了布罗茨基所说的“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我赞同一位学者的说法，诗人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担当了，剩下的就是你担当多少，你个人尽到命数没有？可是，直至今天，诗与思的关系还困扰很多诗人。我非常固执的认为：诗歌属于心灵，信仰属于大脑。不是诗歌之驷，去追逐信仰之驷，而是智性的功能使词语意义化。
这种意义能否支撑起信仰，诗歌是否有信仰的力量，怎样才使诗歌本身变得神圣，我认为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纯和真诚。这个真诚首先应诚于真，诚于真就是诚于“道”，这里的“道”指“天道”，非“文以载道”之“道”;其次应诚于善，具有悲悯情怀;最重要的是应诚于美，诗人应仰视词语，对诗的艺术劲道保持忠诚。单纯诚于真至多是科学家，单纯诚于善至多是慈善家，只有诚于“道”、诚于善，进入“无我”状态后，“我”才有可能成为真诗人。
戴潍娜
毕业于牛津大学。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文论《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2016年自编自导戏剧《侵犯》。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每个人都活在无形的“限”中，活在自身、他人、时代的有限性里。只有“信”能破“限”。信仰不局限于宗教，还有宇宙观层面。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教堂，还是什么运动，使命，抑或某个具体的人……人永远需要一个大于自己的存在，以便活在某种意义当中。
杨森君
宁夏灵武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梦是唯一的行李》《上色的草图》《砂之塔》（中英文对照）《午后的镜子》《名不虚传》《西域诗篇》《沙漠玫瑰》等诗集多部。
信仰可以不同，信仰可以是具体的，可以是抽象的。信仰必定大于我们内心的尺度、高于我们平常的认知。对一块石头产生的敬畏之心，也可以形成信仰。比如在曼德拉山下巨大的石头阵前，我连撒泡尿都有所顾虑。上帝存在吗？没有人见过，但是，全世界却有那么多信仰者。如果上帝是抽象的，抽象也可以成为信仰。
信仰是一种要求，必须有信仰者自觉来完成。比如，信仰某个主义、某个真理，不是由信仰本身来实现信仰的意义，而是由信仰者自觉、自律、对称地来实现。一个有信仰的人，必须固执己见，排斥但不狭窄，拒他但一定宽容。信仰必定发生在一个成熟的人那里——他阅历人世，了然人性，信任规则，心知良序，他必定经过思考与鉴别，选择一个可以规范自己行为、安顿自己精神走势的“价值容器”。这样的信仰便获得了坚定。
从信仰的约束上说，支撑信仰的意义，在于信仰本身，或主义，或真理——它们契合普世价值观、经得起社会学的爱抚而不是诟病。比如，对金钱的崇拜，也可以作为一种信仰，虽然我们的文化对此谨小慎微，甚至以以往形成的关于金钱的各种不忠诚的定义来绑架它，让我们在谈及金钱时躲躲闪闪，故意失掉自己的判断。由此，拜金主义只能被作为对立面让我们失去对它正确确认的勇气。
写到此，就连我都一时心虚。我们故意抹掉了金钱的魅力。我们屈服于既往的定义，进而让我们把对金钱的信仰自贬为拜金主义——它常被批判而不予提倡。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活在世上，需要钱来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大于我们的能力与想象。至此，当我们谈及支撑信仰的意义时，不能把它高挂在理论的框架内，要把它放下来，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瓜葛中，用其锋利的一面。
陈巨飞
1982年生于安徽六安，现居北京。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诗歌专委会委员，安徽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参加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第34届青春诗会、第九届十月诗会。曾获李杜诗歌奖、安徽诗歌奖等。出版诗集《清风起》。
这几日，大家被钟南山院士再次圈粉。他是疫情中的逆行者，他是我们健康的守护者。他的事迹，恰好是这个问题最生动的回答。
“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2003年，很多人对非典避之不及，他却迎难而上。“没什么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2020年，他说完这句话，自己却义无反顾地去了疫区前线。 “信仰”一词，拆开二字，一曰“信”，一曰“仰”。“信”，是信任，要对自己的选择坚信不疑，把自己的选择当作真理、道路和生命，这是思想上的;是信念，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守和勇气，这是行动上的。“仰”，是仰望，是敬仰而有所期望，是仰首承受向上之痛苦;是仰赖，你所信赖的，必指引你的路，在你匮乏、软弱、无助之时，给予你丰盈、坚强、希望。
以上双重意义支撑的，就是信仰;其他意义支撑的，有三种情况：一是无信无仰，那就是大脑一热，一时兴起，再而衰，三而竭，最终贻笑大方;二是有信无仰，那就是虚无的利己主义，伪善的形式主义者，或者是拜偶像的心理安慰;三是无信有仰，那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通向地獄之路的行为，狂热地追求某种向下的事物，曾酿下多少害人害己的惨剧。
钟南山院士的言行，彰显了“信”和“仰”的双重意义。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尊重事实，尊重生命，愿意用专业的精神去探索，用一颗医者的仁心照亮他人的生命。这，既是良知，更是信仰。
程川
陕西汉中人，现居成都，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诗刊》《花城》《人民文学》等。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二届《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等。
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历次思想解放中，信仰以一种进化论方式维持着集体智慧生命力，而形式上的终极信仰（形而上的绝对真理）、中间信仰（世俗道德行为原则）、工具信仰（被定义过的事物），就像包含宗教、哲学、文化与政治的多神论，既能是宽阔的古希腊柏拉图主义，也能是狭隘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更多时候，则是阀门、堤坝，被人为地压缩成可供临摹、翻版的模具。宗教的信仰是神性，科学的信仰是真理，你无法判定那些持万物有灵论的巫祝对预言和占星的笃定，与坐在大数据前归纳总结的精英相比谁更虔诚，世俗的意义在于将自然的信仰转移到人类自身身上，当创造力超越想象力时，信仰成为一张维持体面的护身符，它是有用的，堪称精致利己，被一种精神上的物理力提携着沿着既定轨迹攀缘;当创造力力所不逮时，信仰像是印第安人嘴里咀嚼的古柯叶，被生存、困顿、幻觉、梦想稀释成最为原始迫切的感官崇拜。如果说人类的信仰是对真善美的笃定，那么植物的信仰可归纳为对雨露光的汲取，这种进程校正过一个时代的来临与毁灭，也衍化催生出一些新的变量参与其中，于坚在《在掌纹般的青藏高原上》谈道：“源头，当地人立的是一个神庙，而后来者立的是一个单位标志，这就是古代和现代的区别。”当然，这也可作为信仰与信仰的区别。
余真
1998年生于重庆。诗见于《诗刊》《花城》《长江文艺》等刊。曾获大江南北新青年诗人奖、陈子昂青年诗人奖。
其实我这个人随性惯了。写了那么几年。好像没有要想坚持下去什么的，就自然而然地写到了现在。说到信仰，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太高远了。写本身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我希望多年以后，我还是如此，视作玩乐，用它度过了百无聊赖的时日们。这也谈不上信仰。如果非要说什么支撑我写下去，在诗一事上我有什么非贯彻的东西，可能就是我将真诚地写下去，面对我心里的正直善良，偶发的丑陋贪欲，我不会去藻饰它们。也不会掩盖我想藻饰它们的那些念头。剖析我个人的个人体悟，将它展览出来，像博物馆里那些远古野兽的牙床，我暴躁的心，坏掉的龋齿，都在你们的眼前。
树弦
贵州石阡人，现居贵阳。诗作发表于《十月》《民族文学》《诗歌月刊》《创作评谭》，入选《2016江西诗歌年选》《一根线的早晨》（加拿大）《海外文摘·中国年度诗选2018》等选本，曾获淬剑诗歌奖（2016）、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新人奖”（2019）。
小时候在偏僻的山里，延绵起伏的群山只是在四季交替时变换不同的颜色，或苍翠，或落败，望着没有尽头的山峦，以及太阳每天落下的地方，好奇心驱使着去尝试想想山外的世界。去比山峦更远的地方看看，或许就是那时的信仰，不过那时我把它称为“理想”。多年后，我从镇上来到县城，从县城来到外省，继而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如愿以偿地在异域恰当地遇见幼年心心念念的事物，它们都潜移默化的成为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高地，成为白纸上粗粝且沉痛的诗行。这一路上，极少风平浪静，更多的是颠沛流离，一粒尘埃往往会令我不知所措，甚至忘记究竟在瞎乱坚持些什么。如果真有什么支撑，我想大概是“做自己”，唯有这三个字在脑海里虚构了一个理想中的“我”，让我总想去靠近。虽然越靠近，那个“我”就越远，我亦享受着这靠近又远离里的悲欢离合。书上说：“信仰不仅具有绝对真理性，而且具有群体共识性。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有某种信仰，是指这个人的信仰与一定的群体有共识。如果一个人单独信仰某个不具有群体共识性的理，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信仰，这个不是大众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作为独立的个体，或许只要是那些能不断让我们不断靠近虚构的自己的，便可以称之为信仰。
柳燕
1991年生于云南彝良，偶有作品发表。
克尔凯郭尔说：“How to believe decides how to live（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信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虚无缥缈，正如存在本身，没有任何人能用一句话向别人讲清楚存在之精义，但我及其赞同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信仰实在过于具体和丰富。因为信仰过于具体和丰富，它具有了可探讨性。应该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信仰指的是个体信仰，而非他人的信仰或者集体信仰。我们的生命存在方式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谈个体显得尤其重要。
自始至终，我们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孤独地存在着，无法被别人理解，也无法真正理解别人。信仰是支撑理性的，而不是相反。它是一种实体生活的指导准则，而非供奉在神龛之上无法触及的摆设品。你知道，那是你生活中阻止你失去自我的那条底线，也是引导你走完个体生命的某种支撑力量。
村上春树在三十岁时忽然意识到写小说和做英语文学翻译势在必行，他本可以靠自己经营得及其顺利的爵士音乐餐厅过着丰裕的物质生活，那也完全没问题，但他就认为自己应该关门写小说，翻译菲茨杰拉德，那种决心势不可挡，于是写出了第一部中篇《且听风吟》，并获得获得日本第22届群像新人文学奖、第81届芥川奖候选作品，之后的村上春树不需要我再赘述。
你知道，我说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势在必行的个人生活，这种势在必行就是信仰与支撑，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半点关系。很遗憾，大多数人并没有一种自己势在必行的支撑力，他们活在他人希望的人生中。
责任编辑：田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