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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我觉得用中国的老话说，应该叫“相辅相成”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不说话是金”
吴兴唐和乔石的接触不多。当时中联部是保密单位，部长王稼祥的口头禅是一句苏联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做卡片是中联部一绝。当时，积累资料主要靠做卡片，我也有一大柜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开中药铺。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
中联部老干部多，其中不少是搞地下工作出身，因此，“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之后下放“五七干校”。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等人都被调回来了。1973年4月，中联部成立了“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乔石是负责人之一，郁文随原来的十一处并入了这个部门。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当时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是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李一氓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老资格革命家，也是文化人，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他很器重乔石，认为他为人稳重，有理论修养。乔石对李一氓也十分尊重，并且受他的影响很大。两个人都很喜欢和擅长书法。乔石的书法有自己独到的风格，在中联部内外都很出名，这种修养，使他少了官气多了儒雅。
“文革”后，中联部打开政党工作新局面是从南斯拉夫开始的。中共同南共联盟中断关系近20年，在正式恢复两党关系前，党内需要做一系列“转弯子”工作。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乔石是副团长。访问之后，中联部报送了《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由此完成了“转弯子”工作。这里头，乔石提出思路、起草报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2年4月，时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离任，由于副部长吴学谦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年11月任部长），乔石继任了中联部部长。
1982年9月中旬，乔石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仍兼中联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中央书记处做出，报中央政治局后，再负责贯彻实施。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我觉得用中国的老话说，应该叫“相辅相成”吧。记得听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乔石布置的“第一份功课”
1983年5月，我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了将近5年后回国。我面临的工作选择有三个：一是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二是去苏联东欧研究所，三是到中联部研究室。
当时，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为李骥，副主任为郁文。我一回国，郁文就找我谈话，希望我到研究室工作。我有点犹豫，她看出来了，就约我到家里去谈谈。
她和乔石住在中联部宿舍区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乔石详细询问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主张、群众基础和各类活动实施情况。我一一作了介绍后，他说：“你了解不少情况，还有自己见解。你在使馆这几年的工作对研究工作是有用的。中联部研究室是进行综合性研究，对你来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工作，但可以触类旁通。我赞成你到研究室工作。”乔石问郁文：“研究室人员中有从使馆回来的吗？”郁文答：“还没有。”乔石指着我说：“那你现在是第一人。”
乔石说话语速很慢，声调不高不低，有浓重的吴侬口音。他问：“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家乡在什么地方？”我说：“浙江镇海。”
“那是柔石的故乡，我是浙江定海人。过去定海也叫镇海，因为重名而改为定海。但我出生在上海。那我们是同乡了。”乔石说。
一个星期之后，接到中联部干部局的通知，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时事政策处处长。这个处有七八个人，从事形势与政策研究，负责为部起草报送中央的形势分析报告和对外政策建议，还要为部领导起草重要讲话。
上班第一天，郁文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此前的中苏论战尚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
这是回中联部后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十年论战的文章，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这“第一份功课”。
退休后的乔石并不“闲”
1983年7月，乔石卸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我还记得，离任时，他在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
我从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说到动情处，乔石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他性格稳重，比较内向，处事低调，平时言语不多，因而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讲话使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
乔石离任后，有一段时间仍然住在中联部大院里。他保持着晚饭后同郁文一起散步的习惯，只是因已是中央首长，后边总尾随一名警卫。
一天傍晚，我从部外回来，迎面碰上他俩在散步。乔石招呼我，我忙迎上前去。警卫跑上来，问我是干什么的。乔石说：“我们聊聊天，请你退后。”郁文说：“我们散步也要跟着，提过几次意见，要求取消，也没有用。”乔石说：“无非叫我脱离群众，可能人家会说我官做大了，架子也大。”
乔石问了我在研究室的情况后，要我谈谈对“国际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我简要说明后，他说：“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国际主义’为好。”他又说，对意识形态，应该“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异”。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乔石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但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他告诉我，自己想研究党史。我问，是否想写一本党史。他说：“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
接着，他又回忆起在中联部时的情况。他说：“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生活也清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你记得吗？那时住在中联部大院内，每天天蒙蒙亮，大家走出大门在河边跑步，总有百来人。我和老吴（指吴学谦）也每天相约加入这个队伍。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新闻周刊》2015第20期吴兴唐/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不说话是金”
吴兴唐和乔石的接触不多。当时中联部是保密单位，部长王稼祥的口头禅是一句苏联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做卡片是中联部一绝。当时，积累资料主要靠做卡片，我也有一大柜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开中药铺。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
中联部老干部多，其中不少是搞地下工作出身，因此，“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之后下放“五七干校”。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等人都被调回来了。1973年4月，中联部成立了“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乔石是负责人之一，郁文随原来的十一处并入了这个部门。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当时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是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李一氓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老资格革命家，也是文化人，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他很器重乔石，认为他为人稳重，有理论修养。乔石对李一氓也十分尊重，并且受他的影响很大。两个人都很喜欢和擅长书法。乔石的书法有自己独到的风格，在中联部内外都很出名，这种修养，使他少了官气多了儒雅。
“文革”后，中联部打开政党工作新局面是从南斯拉夫开始的。中共同南共联盟中断关系近20年，在正式恢复两党关系前，党内需要做一系列“转弯子”工作。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乔石是副团长。访问之后，中联部报送了《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由此完成了“转弯子”工作。这里头，乔石提出思路、起草报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2年4月，时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离任，由于副部长吴学谦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年11月任部长），乔石继任了中联部部长。
1982年9月中旬，乔石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仍兼中联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中央书记处做出，报中央政治局后，再负责贯彻实施。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我觉得用中国的老话说，应该叫“相辅相成”吧。记得听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乔石布置的“第一份功课”
1983年5月，我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了将近5年后回国。我面临的工作选择有三个：一是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二是去苏联东欧研究所，三是到中联部研究室。
当时，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为李骥，副主任为郁文。我一回国，郁文就找我谈话，希望我到研究室工作。我有点犹豫，她看出来了，就约我到家里去谈谈。
她和乔石住在中联部宿舍区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乔石详细询问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主张、群众基础和各类活动实施情况。我一一作了介绍后，他说：“你了解不少情况，还有自己见解。你在使馆这几年的工作对研究工作是有用的。中联部研究室是进行综合性研究，对你来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工作，但可以触类旁通。我赞成你到研究室工作。”乔石问郁文：“研究室人员中有从使馆回来的吗？”郁文答：“还没有。”乔石指着我说：“那你现在是第一人。”
乔石说话语速很慢，声调不高不低，有浓重的吴侬口音。他问：“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家乡在什么地方？”我说：“浙江镇海。”
“那是柔石的故乡，我是浙江定海人。过去定海也叫镇海，因为重名而改为定海。但我出生在上海。那我们是同乡了。”乔石说。
一个星期之后，接到中联部干部局的通知，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时事政策处处长。这个处有七八个人，从事形势与政策研究，负责为部起草报送中央的形势分析报告和对外政策建议，还要为部领导起草重要讲话。
上班第一天，郁文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此前的中苏论战尚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
这是回中联部后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十年论战的文章，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这“第一份功课”。
退休后的乔石并不“闲”
1983年7月，乔石卸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我还记得，离任时，他在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
我从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说到动情处，乔石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他性格稳重，比较内向，处事低调，平时言语不多，因而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讲话使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
乔石离任后，有一段时间仍然住在中联部大院里。他保持着晚饭后同郁文一起散步的习惯，只是因已是中央首长，后边总尾随一名警卫。
一天傍晚，我从部外回来，迎面碰上他俩在散步。乔石招呼我，我忙迎上前去。警卫跑上来，问我是干什么的。乔石说：“我们聊聊天，请你退后。”郁文说：“我们散步也要跟着，提过几次意见，要求取消，也没有用。”乔石说：“无非叫我脱离群众，可能人家会说我官做大了，架子也大。”
乔石问了我在研究室的情况后，要我谈谈对“国际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我简要说明后，他说：“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国际主义’为好。”他又说，对意识形态，应该“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异”。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乔石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但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他告诉我，自己想研究党史。我问，是否想写一本党史。他说：“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
接着，他又回忆起在中联部时的情况。他说：“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生活也清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你记得吗？那时住在中联部大院内，每天天蒙蒙亮，大家走出大门在河边跑步，总有百来人。我和老吴（指吴学谦）也每天相约加入这个队伍。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新闻周刊》2015第20期吴兴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