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就是出众之才，是在某一方面有超人的本领，对人类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有人认为人才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即天赋、勤奋、名师指点。其实，才能的形成是本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即与人的天赋、个性有关，又与人的生活境遇有关。有的在劳苦折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磨练出坚忍不拔的毅力，勤奋刻苦地拿下科技之冠；有的在压抑排挤打击的逆境中，迸发出“旁观者清”的智慧，有的面临绝境，逼出“创造才华”。
　　纵观历史上的人才，不难发现有三个特点：一是出身贫苦，谋生艰难，禀赋好学。刻苦钻研。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都是穷苦工人出身。瓦特家境贫寒，一直未上过学，青年时以学徒为生。第一个发明电的富阑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高尔基没上过学，童苦磨难，靠自学成为著名文学家，晚年创作才进入高涨时期。
　　施耐庵7岁时家庭非常贫苦，无法上学，但他聪颖机智，刻苦好学，经常借书看、旁听，到36岁才上京元试，中进士。这些人天赋聪明，有得天独厚的资质，智商上有很大潜能，独立意识强，有特殊的兴趣爱好，富有奇思妙想，随着实践的深入，对所好事物具有很强的记忆力，敏锐地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他们具有独到见解，为探究某一事物，能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饶。虽然没进课堂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但是在社会这个不带围墙的“课堂”里“捕获”的“食粮”质佳量大，犹如“野生带鱼”“自然林”，比人工“喂养”的味道香，木质好。别看他们没学那么多科目的课程，却使精力集中于在钻攻一道。在这个道上他们的付出是常人的几倍、几十倍。其实杂学对他爱好的事物帮忙不多，累赘不小。因此，他能轻装捷上，登临绝顶，使世人望尘莫及，刮目相看。
　　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事理，古今中外有才干者，不少是那些出身贫寒，少年磨难。不甘沉沦，勇敢前进，钻攻一道，自学有为，挤压成器的人们。也说明通往成功的道路主要靠自学，需要扬长避短，认准目标，搜集积累，提炼精髓，寻根究底，卓有见地，才能制出创造性精品。所谓认准目标，是指从事与自己的资质、灵动相对应的事业，才能事半功倍。所谓挤压成器，是指社会埋没，环境压抑，心情忧愤会培养后天资分，使兴趣、动力、勤奋超常倾发，面对倾斜反差，展示出创造性才华，犹如万吨水压机挤压下的钢鼎模型。压力和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我们不要以某种一刀切的形式，扼杀人才的创造性萌芽，让他们的自学意识得到培养，自我爱好得到抒发，自我潜能得到释放，自我面向竞争、挑战的舞台。
　　二是史上人才有的既不是讲士，也不是翰林。甚至有的屡试不中。唐代散文家韩愈勤学苦读，三次应考进士皆落第，诗圣杜甫早有文名，屡试不中，久居长安十余年，才谋得一极小官职。名医药圣李时珍参加举人考试三次不中。别人都替他可惜，但他对医学有浓厚兴趣没，采药、搜集民间秘方，花了近30年时间，到60岁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内容博大精深；有190万字吴承恩是个狂放不羁，轻世傲物之人，嘉靖十年他去南京应试，名落孙山。他在三年内专心在时文上下番苦功，嘉靖十三年秋试仍没考中。考不取举人，又无养家糊口的手段，一生未能腾达，但他的《西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崇高地位。
　　这些精灵才子为什么屡试不中呢?一是他们性格怪异，好自由奔放，不落熟套，我行我素，侧重偏一，对所好事物孤注一掷，对此外它业尤其冷漠譬。如吴承恩，只是对作“神话文章”有特殊兴趣，而背诵“四书”、“五经”、“论语”的功力恐怕不及死记硬背的考生。由于长端寡全，(一技之长，其余皆短)。故应考不中。二是考官是阿谀附势，不学无术之辈。岂能看懂吴承恩深邃高雅的大作。即使看懂了超常绝世的文章，也由于庸才靠牌子、哄弄人吃饭，极易疾贤妒能，生怕人才上来，庸才就站不住脚了，岂能容之。三是出于门弟观念。世俗偏见，提豪门贵族，压寒门贤能。此因种种，岂不落选乎!
　　以此可见，有创造才能的不一定是进士、翰林，进士、翰林不一定有创造，有作为。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心理和生理独有的特征，是长期爱好积淀的潜能，是专注某事孜孜以求而产生的灵动。它包含许多非智力因素——志好、个性、毅力、钻研精神，挤压成非凡之器。人才用不着下大力气培养，得到便利条件就行了，在反差刺激，磨难、挫折之的重击下，会不屈不挠地爬向各个领域的珠峰。
　　华罗庚初中毕业，也不是各科文化占有量极高，而是深入于数学领域研究极深、极广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天赐聪颖的数学大脑，与在大学代课的低处境、卑地位的反差。促使他发奋进取，发挥了内在潜能。师徒共同拿下数学之冠。
　　为此，创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育人环境，多渠道地广集、培养人才，是要扬其所长，允许偏科，不能求全责备的。教材内容可以根据学生特长、爱好而有所侧重偏轻，与研究专业无关的，稍知略懂即可，用不着频频重复，故意加深，比如。搞汽车制造、农林园艺、药物研究的，可学些相关科目知识，学语文的，可以不读深层数学、物理、化学，分工越早，精力越专，收效也越大。想让某人成为“全才”“万事通”，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笨的，(耗时费事低效率)那样只能培养“大路货”式的庸才。
　　当然，多读几年书，多学几门课程，就会“知识越多越有用”，是难得的好事。可是，这些知识都是前人创造、总结的自然和社会经验。具备了这些知识，只是为做好工作，造福人类有了一定的工具和条件，如果没有自己的钻研“求新”和独到见解，很难创造出非凡的业绩。这是因为，凡是能传给他人的文化知识、技能，一定是可以重复，可以“复制”的，而可以被他人复制的一定不具有创造性。能力也是使用知识的手段，它的高低也不完全取决于学历，而来源人的智力和实践经验。所以，我们在选拔和评定人才的时候，一定要参考特长，把业绩和实践能力放在首位。
　　例如：新凤霞从小跟祖父卖糖葫芦，没上过学，跟戏班子学戏两年，唱黄梅戏《天仙配》唱出了名，成为著名演员、艺术家。是与她本人素质，勤学苦练，以及艰难生活磨练的惊人毅力分不开的。她的才能是实践的产物，是个人潜能的释放，是有志求进的结果。他的技艺与数理化无关，若用今日考试制度和“评定”办法，怎能不因“学历”而被拒之门外呢?
　　三是成才者多处于被贬，甚至是含冤坐牢之期。排挤打击使他们站在了事物的反面，处于“旁观者清”的角度，更让他独有见地；挫折使他心理不平衡，会带着倾向拼命进击。孔子曾陈蔡被困著《春秋》；屈原遭受放逐作《离骚》；左丘明眼睛瞎盲写《国语》。真是溪流受阻水更猛，潜能释放力横达。
　　再有，关汉卿在元蒙贵族统治下，无缘进士，却有出众的才华，写下了《窦娥冤》。恰似我国的“唯成分论”，二十年间，不知有多少英才埋没于此论文下。试想，历史上又有多少“横才”发齑粉于“寒门”的铁锤之下呢?
　　有才能的人性格怪异，他们自信、目空一切，显示才能，好展示自己，有的功高盖主，耿直不阿，持理不辍，这就注定了他 们要受人嫉妒，遭受贬弃。司马迁得罪了皇帝，受到非人的刑罚，受刑之后，他没有跌入一蹶不振的深渊，而是忍辱含垢，苦心诣志，发奋著书，呕心疠血，持续到底，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伟大史著——《史记》。冤屈、酷刑、牢狱陶冶了他不屈不挠的性格，“老鹰剩下一口气。又要钻它一把天”，司马迁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和尊重，还是由于它给人民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化财富，皇帝虽负于他，但他不负于人民。
　　人类的历史是人才辈出史，也是迫害人才的历史。由于社会的黑暗，有发明发现，真才实学的，时时面临着受到迫害和驱逐的风险。布鲁诺为选传“日心说”被活活烧死；马克思创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被驱出国境；庞涓嫉孙膑之才凿其膝骨；嫉贤妒能，加之统治者愚昧，没有度量，偏听偏信，即使济世之才也难免受贬弃、劫难、洒血、断头。迫使人才把锋芒藏起来，英才“韬晦”，能人“低调”地去躲灾避难。
　　当今，有的村庄、单位“疾贤妒能”之流依然存在，庸才当道，对超越自己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不予“申报”。人才只得绕道而行，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压抑人才的现象。科研成果，妙曲文章没有崭露头角的市场，创造人才缺乏创造性土壤。
　　期间，也出现了潜心探究的祖冲之，独有见地的杜甫，隐语寡交的罗贯中，博大精深的李时珍，自学成才的新凤霞，持之以恒的陈景润，独辟蹊径的曹开镛。但终归是凤毛麟角，为数寥寥。
　　为什么社会改革时期人才辈出?因为这时“得士则兴，失士则亡”，有远见的政治家大气磅礴，视人才为瑰宝，争相罗致，委以重任。善治世者都不拘成法，不计资历，不论门第，不避亲仇，不究小过，实行唯才是举，唯才是用方针。使睿智有识之士大显身手，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繁荣文化，造福人民，传为佳话。
　　为什么唐朝诗人群星灿烂，留下诗词累累篇篇?难道不是朝廷给了诗人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容许乃至鼓励多样性，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而出现了善于独立思考，富有创造性思维的诗篇来。给创作者一块田地，一缕阳光，让科技有展示的平台，让文化有销售的市场。让百花充满活力，争奇斗艳，竟相开放。
　　贫寒是创造的基地，错误是成功的向导，拍击是弹起的动力，毅力是成才的桥梁。为此，鼓励自学，允许偏科，发展特长，钻攻一道，不拘一格，是集中精力成才的可取之路。人们渴望气魄大度。广集人才，举贤显能，用其所长，人尽其才的领导，制定出激励的政策，给人才展示技艺的舞台，如此，佼佼者会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