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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六盘水市部分作家在“三线建设”题材小说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拓展，并取得了可喜成就。其中，陆先平女士发表在《六盘水文学》2018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红房子》，应该属于其中的代表和典范。
这是一部以六枝老城区以西几公里远的四方坡为背景，以“三线建设”为创作题材的中篇小说。当然，“三线建设”对于当今的年轻读者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这个曾经影响共和国几代人命运的战略举措，奠定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基础。今天重新审视“三线建设”及其历程，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红房子》的作者陆先平，在六枝矿务局66工程处、局属植物油厂等“三线建设”企业里，工作了十三四个春秋，历经了调迁、改制、下岗、“买断”等生存发展渐变的全过程。不能不说，象陆先平这样的作家，是书写“三线”题材的极佳人选。
书写这样的题材，一般作者都会选择“三线建设”的参与者作为主人公，以自己所参与的建设工作为重心，以点带面地将几十年“三线建设”的历程表现出来。然而，《红房子》作者却并未这样处理。首先，她化整为零，将“三线建设”及背后的时代变迁拆解为修建红砖房、住进红砖房、丈量红砖房、拆除红砖房、搬进电梯房等关键词，以路大米及父母路德全、路老太，刘晓丽及父母刘老长、满冬珍，厂长李景胜及医生妻子篮彩梅这三家颇具时代特色的人物为中心，连缀成篇，将大量篇幅放在路德全、刘老长、李景胜、篮彩梅等“三线建设”的普通建设者身上，并将关注焦点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复活了时代的氛围与人们的生存实相。
小说中，作者首先传达的是一种“错位感”。因为“三线建设”的需要，成千上万建设者乘坐火车，从江苏徐州、辽宁沈阳、安徽“两淮”等“一线”地区举家迁至如火如荼的六盘水“三线”战场；虽说是落后闭塞的穷乡僻壤、不毛之地，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把一生献给了“三线”事业，献给了大山深处的六盤水。可谁又料到，正当他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儿孙”、与这块“第二故乡”融为一体的时候，竟然会遭遇到调迁改制、资产重组、下岗买断等新兴变革，走向他们已然陌生的城市。经济体制的转轨、新旧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冲突，让小说中的人物犹豫、失措，在新时代里不得不重新寻求人生价值的坐标。因此，小说第一章写主人公路老太秦良玉才会在垂暮之年“不管什么拆迁不拆迁”，经常“会靠在沙发上打起瞌睡来”，而且“一睡着就做梦，梦见路德全叫她”；第十章写平时极为吝啬的路老太居然“慷慨”地把自己辛辛苦苦栽种的大白菜送给老厂长李景胜、老姊妹老邻居满冬珍，满冬珍也才会和路老太等几十个老头老太在社区拆迁办门前哭诉……
同时，小说中人物关系、情感的错位，使得小说更是充满着戏剧性；并且，这种错位的生成不是来自作者的主观编造，而是遵循特殊时代的运行逻辑，因而格外令人信服。例如，第二章主角路德全，在闭塞荒芜的山上烧窑，由于孤独苦闷，更由于当时当地农村生活的无比艰辛，于是就和附近寨子里因丈夫病死后的寡妇谢玉兰暗中好上了，而谢玉兰也只不过是为了报答路德全曾给过她快病死的丈夫几个馒头与一盒饭菜。这些似乎只是个体的偶然遭遇，但其实是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含蓄地反映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六盘水深山沟里的农民生活的悲苦凄凉；第六章表现的是个体的精神追求与残酷生活变故的错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个个亢奋、人人狂热的年代，“三线建设”工地更是一篇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厂长妻子、又是厂部医生的篮彩梅，为了追求进步，为了能“调往矿区总医院”，不但积极参加“医生们自发组成的”总医院建筑队去修建医院，甚至在12岁的大儿子因没上课“跑到总医院来找她”时，竟然“动了心思，让儿子跟自己搬砖”，于是在搭乘拉砖的空车回家时，儿子为了抓回被风吹掉的红五星军帽，“一头栽下急速行驶的汽车，当场毙命”。而这一场意外，竟导致篮彩梅从此精神失常，无法正常工作，最后早早去世。稍微思考即可知道，问题表面虽然是出在篮彩梅身上，她为了表现自己，害得儿子丢掉性命；假如不是当时那种超出正常人性的政治狂热、全民疯狂、个人崇拜，篮彩梅母子的悲剧又怎么会发生呢？
尽管存在这种“错位感”，但正如作者后来在第九章中写道：“李景胜也在搬弄他的花草，也要走了”“满冬珍家被拆掉了”“这时候提前交钥匙搬走的人家，房子已经被拆得稀巴烂”。这充分说明，虽然时过境迁，“三线建设”步伐已渐行渐远了，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谁都难以否认，在这些年事已高的“三线”建设者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依旧是“三线人”拼搏不屈、从不言弃的深沉情愫，“三线建设”经历已经成为李景胜、路老太、满冬珍那代人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经历。这种融入作者真实体验的真情书写，无疑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现在，“三线建设”艰苦创业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但是，成千上万的“三线人”为了国家安全、人民幸福、民族强盛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将长存于天地间。“三线建设”是物质建设，也是精神建设。“三线人”独有的“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崇高品德的集中体现。有了这种精神品质，炎黄子孙就能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就能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全部小康、实现富民强国的中国梦，提供永不衰绝的思想动力和无坚不摧的理想信念。
作者单位：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第一中学。
这是一部以六枝老城区以西几公里远的四方坡为背景，以“三线建设”为创作题材的中篇小说。当然，“三线建设”对于当今的年轻读者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这个曾经影响共和国几代人命运的战略举措，奠定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基础。今天重新审视“三线建设”及其历程，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红房子》的作者陆先平，在六枝矿务局66工程处、局属植物油厂等“三线建设”企业里，工作了十三四个春秋，历经了调迁、改制、下岗、“买断”等生存发展渐变的全过程。不能不说，象陆先平这样的作家，是书写“三线”题材的极佳人选。
书写这样的题材，一般作者都会选择“三线建设”的参与者作为主人公，以自己所参与的建设工作为重心，以点带面地将几十年“三线建设”的历程表现出来。然而，《红房子》作者却并未这样处理。首先，她化整为零，将“三线建设”及背后的时代变迁拆解为修建红砖房、住进红砖房、丈量红砖房、拆除红砖房、搬进电梯房等关键词，以路大米及父母路德全、路老太，刘晓丽及父母刘老长、满冬珍，厂长李景胜及医生妻子篮彩梅这三家颇具时代特色的人物为中心，连缀成篇，将大量篇幅放在路德全、刘老长、李景胜、篮彩梅等“三线建设”的普通建设者身上，并将关注焦点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复活了时代的氛围与人们的生存实相。
小说中，作者首先传达的是一种“错位感”。因为“三线建设”的需要，成千上万建设者乘坐火车，从江苏徐州、辽宁沈阳、安徽“两淮”等“一线”地区举家迁至如火如荼的六盘水“三线”战场；虽说是落后闭塞的穷乡僻壤、不毛之地，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把一生献给了“三线”事业，献给了大山深处的六盤水。可谁又料到，正当他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儿孙”、与这块“第二故乡”融为一体的时候，竟然会遭遇到调迁改制、资产重组、下岗买断等新兴变革，走向他们已然陌生的城市。经济体制的转轨、新旧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冲突，让小说中的人物犹豫、失措，在新时代里不得不重新寻求人生价值的坐标。因此，小说第一章写主人公路老太秦良玉才会在垂暮之年“不管什么拆迁不拆迁”，经常“会靠在沙发上打起瞌睡来”，而且“一睡着就做梦，梦见路德全叫她”；第十章写平时极为吝啬的路老太居然“慷慨”地把自己辛辛苦苦栽种的大白菜送给老厂长李景胜、老姊妹老邻居满冬珍，满冬珍也才会和路老太等几十个老头老太在社区拆迁办门前哭诉……
同时，小说中人物关系、情感的错位，使得小说更是充满着戏剧性；并且，这种错位的生成不是来自作者的主观编造，而是遵循特殊时代的运行逻辑，因而格外令人信服。例如，第二章主角路德全，在闭塞荒芜的山上烧窑，由于孤独苦闷，更由于当时当地农村生活的无比艰辛，于是就和附近寨子里因丈夫病死后的寡妇谢玉兰暗中好上了，而谢玉兰也只不过是为了报答路德全曾给过她快病死的丈夫几个馒头与一盒饭菜。这些似乎只是个体的偶然遭遇，但其实是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含蓄地反映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六盘水深山沟里的农民生活的悲苦凄凉；第六章表现的是个体的精神追求与残酷生活变故的错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个个亢奋、人人狂热的年代，“三线建设”工地更是一篇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厂长妻子、又是厂部医生的篮彩梅，为了追求进步，为了能“调往矿区总医院”，不但积极参加“医生们自发组成的”总医院建筑队去修建医院，甚至在12岁的大儿子因没上课“跑到总医院来找她”时，竟然“动了心思，让儿子跟自己搬砖”，于是在搭乘拉砖的空车回家时，儿子为了抓回被风吹掉的红五星军帽，“一头栽下急速行驶的汽车，当场毙命”。而这一场意外，竟导致篮彩梅从此精神失常，无法正常工作，最后早早去世。稍微思考即可知道，问题表面虽然是出在篮彩梅身上，她为了表现自己，害得儿子丢掉性命；假如不是当时那种超出正常人性的政治狂热、全民疯狂、个人崇拜，篮彩梅母子的悲剧又怎么会发生呢？
尽管存在这种“错位感”，但正如作者后来在第九章中写道：“李景胜也在搬弄他的花草，也要走了”“满冬珍家被拆掉了”“这时候提前交钥匙搬走的人家，房子已经被拆得稀巴烂”。这充分说明，虽然时过境迁，“三线建设”步伐已渐行渐远了，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谁都难以否认，在这些年事已高的“三线”建设者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依旧是“三线人”拼搏不屈、从不言弃的深沉情愫，“三线建设”经历已经成为李景胜、路老太、满冬珍那代人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经历。这种融入作者真实体验的真情书写，无疑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现在，“三线建设”艰苦创业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但是，成千上万的“三线人”为了国家安全、人民幸福、民族强盛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将长存于天地间。“三线建设”是物质建设，也是精神建设。“三线人”独有的“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崇高品德的集中体现。有了这种精神品质，炎黄子孙就能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就能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全部小康、实现富民强国的中国梦，提供永不衰绝的思想动力和无坚不摧的理想信念。
作者单位：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