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黑夜寻母
这是5月中旬的一天。一大早，母亲又要出去玩，孙玉晴做好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出门前她叮嘱母亲肚子饿了就回家吃饭，不要走太远。可母亲照例是不耐烦地嫌她啰嗦。孙玉晴匆匆出门，从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赶到友谊西路校区听学术讲座。
听了一会儿讲座，孙玉晴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在外边；午饭时，孙玉晴打电话，母亲还在外边；下午再打电话，母亲不接了。讲座结束，孙玉晴飞速赶回长安校区，电话终于打通了，刚舒口气，她又紧张起来，电话那头母亲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孙玉晴急得要命，她让母亲把手机给路人，对方说了一通方言，孙玉晴只听懂一点，大概知道母亲是在十几里路外。“妈妈的精神状态不好，但是又不能把她关在家里，所以走丢是常有的事情。”孙玉晴说，“当时我很着急，只能让妈妈在原地不要动，等我过去。”
夜幕悄悄降临，孙玉晴骑着自行车，抓着一点点的线索，沿路寻找母亲。天越发黑，能問路的人很少，更急人。找了一个多小时，她终于看到母亲在路边翘盼的身影。孙玉晴把母亲送上公交车，又拜托司机照看母亲下车，自己骑上车往回赶。
从门卫那里接回母亲进家已经快十点了，她马上开始做晚饭，饭后给母亲洗脚让她睡下。孙玉晴才感到又乏又累，但仍坚持学习到凌晨一点。
在孙玉晴和母亲的生活中，相似的情节经常上演。78岁的母亲精神状态不好，脑筋糊涂，却在家里待不住，早晨五六点就起床要出门玩，拦也拦不住。但她经常迷路，走丢几次后，孙玉晴给母亲买了手机，并在她兜里放上写有信息的小纸条，即使这样，还是不时得出去把她找回来。
“任性”一次
1991年，出生不久的孙玉晴被遗在湖北随州市火车站，64岁的孙希贤和52岁的吴世菊膝下无子，把她抱回了家。养父孙希贤是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仅50元，没有工作的养母吴世菊靠养猪、收废品补贴家用，一年四季她都要到池塘捞水草做饲料，冬天池水刺骨寒冷。患有严重风湿病的养父一瘸一拐地到十几里外的回收站卖废品。懂事的小孙玉晴知道父母不容易，放学后就跟母亲一起分捡废品，她最开心的事是为父母做饭、捶背、洗衣服。
2010年，孙玉晴高考前夕，养父突然瘫痪，不久去世。孙玉晴对养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把妈妈照顾好。”那一年，养父84岁，孙玉晴19岁。父亲去世的打击让孙玉晴高考发挥失常，只过了专科线，进入湖北文理学院。
进校后孙玉晴即准备专升本，“有人说专升本比考研还难，我不信，我一定要做到。”她每天六点准时在校园晨读，晚上在教室自习到最后。
2013年，孙玉晴成功通过专升本，进入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专业。她过了英语专业八级，总是班上第一，光奖学金就拿了4万多元。
为了求学和抚养母亲，除了奖学金，孙玉晴办理了助学贷款，并兼职打工。她在学校食堂的兼职做了一年，后来把兼职集中在了周末，周六一天接三个家教任务，周日去培训机构做兼职。寒暑假在家附近做兼职老师，还接一些翻译的活儿。孙玉晴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寄给母亲。
大学期间，她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火车票装满一抽屉。每次母亲生病，孙玉晴都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出院前，她一定收拾好家里，准备好饭菜，跟左邻右舍都交代了才回学校。
本科毕业时，看着日渐衰老的母亲，孙玉晴决定陪76岁的母亲完成心愿，到北京看看毛主席。为此，孙玉晴筹划了很久，她拿出积攒的奖学金，挤出更多时间打工。孙玉晴带母亲去了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等地，母女俩在北京第一次坐缆车、第一次坐游船、第一次上长城。母亲最想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到毛主席遗像的那一刻，母亲身子晃了一下，紧紧抓住孙玉晴的手。“看到妈妈的反应，我知道我是对的，值得！”在北京的4天花了3500多元，是她这辈子最“任性”的一次。
助我助人
本科毕业典礼上，孙玉晴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接受党委书记颁发的优秀毕业生证书，这一次，她也带着母亲。和女儿一起走上台时，母亲的眼眶湿润了。
2016年，孙玉晴考取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学校和学院的关心和帮助下，孙玉晴硕士期间的学费得到减免，并解决了母亲的住宿。10月，孙玉晴把母亲接到学校。
对养父的承诺，孙玉晴一直牢记心中。在勤奋学习的过程中，她对教育越来越感兴趣，确定老师为自己的职业目标，还想多做公益教育方面的事情，“走到今天，很多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去引导和影响我的学生。”目前，她和几个同学发起了“毅达教育”创业项目，整合高校（只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家教资源，开发包括在线直播的APP软件，一方面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兼职机会，另一方面让周边的中小学生找到专业的辅导。他们积极跟有经验的团队和老师取经，交流创业想法，已经成功申请了学校的创业基地，筹备入驻中。
这是5月中旬的一天。一大早，母亲又要出去玩，孙玉晴做好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出门前她叮嘱母亲肚子饿了就回家吃饭，不要走太远。可母亲照例是不耐烦地嫌她啰嗦。孙玉晴匆匆出门，从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赶到友谊西路校区听学术讲座。
听了一会儿讲座，孙玉晴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在外边；午饭时，孙玉晴打电话，母亲还在外边；下午再打电话，母亲不接了。讲座结束，孙玉晴飞速赶回长安校区，电话终于打通了，刚舒口气，她又紧张起来，电话那头母亲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孙玉晴急得要命，她让母亲把手机给路人，对方说了一通方言，孙玉晴只听懂一点，大概知道母亲是在十几里路外。“妈妈的精神状态不好，但是又不能把她关在家里，所以走丢是常有的事情。”孙玉晴说，“当时我很着急，只能让妈妈在原地不要动，等我过去。”
夜幕悄悄降临，孙玉晴骑着自行车，抓着一点点的线索，沿路寻找母亲。天越发黑，能問路的人很少，更急人。找了一个多小时，她终于看到母亲在路边翘盼的身影。孙玉晴把母亲送上公交车，又拜托司机照看母亲下车，自己骑上车往回赶。
从门卫那里接回母亲进家已经快十点了，她马上开始做晚饭，饭后给母亲洗脚让她睡下。孙玉晴才感到又乏又累，但仍坚持学习到凌晨一点。
在孙玉晴和母亲的生活中，相似的情节经常上演。78岁的母亲精神状态不好，脑筋糊涂，却在家里待不住，早晨五六点就起床要出门玩，拦也拦不住。但她经常迷路，走丢几次后，孙玉晴给母亲买了手机，并在她兜里放上写有信息的小纸条，即使这样，还是不时得出去把她找回来。
“任性”一次
1991年，出生不久的孙玉晴被遗在湖北随州市火车站，64岁的孙希贤和52岁的吴世菊膝下无子，把她抱回了家。养父孙希贤是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仅50元，没有工作的养母吴世菊靠养猪、收废品补贴家用，一年四季她都要到池塘捞水草做饲料，冬天池水刺骨寒冷。患有严重风湿病的养父一瘸一拐地到十几里外的回收站卖废品。懂事的小孙玉晴知道父母不容易，放学后就跟母亲一起分捡废品，她最开心的事是为父母做饭、捶背、洗衣服。
2010年，孙玉晴高考前夕，养父突然瘫痪，不久去世。孙玉晴对养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把妈妈照顾好。”那一年，养父84岁，孙玉晴19岁。父亲去世的打击让孙玉晴高考发挥失常，只过了专科线，进入湖北文理学院。
进校后孙玉晴即准备专升本，“有人说专升本比考研还难，我不信，我一定要做到。”她每天六点准时在校园晨读，晚上在教室自习到最后。
2013年，孙玉晴成功通过专升本，进入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专业。她过了英语专业八级，总是班上第一，光奖学金就拿了4万多元。
为了求学和抚养母亲，除了奖学金，孙玉晴办理了助学贷款，并兼职打工。她在学校食堂的兼职做了一年，后来把兼职集中在了周末，周六一天接三个家教任务，周日去培训机构做兼职。寒暑假在家附近做兼职老师，还接一些翻译的活儿。孙玉晴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寄给母亲。
大学期间，她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火车票装满一抽屉。每次母亲生病，孙玉晴都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出院前，她一定收拾好家里，准备好饭菜，跟左邻右舍都交代了才回学校。
本科毕业时，看着日渐衰老的母亲，孙玉晴决定陪76岁的母亲完成心愿，到北京看看毛主席。为此，孙玉晴筹划了很久，她拿出积攒的奖学金，挤出更多时间打工。孙玉晴带母亲去了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等地，母女俩在北京第一次坐缆车、第一次坐游船、第一次上长城。母亲最想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到毛主席遗像的那一刻，母亲身子晃了一下，紧紧抓住孙玉晴的手。“看到妈妈的反应，我知道我是对的，值得！”在北京的4天花了3500多元，是她这辈子最“任性”的一次。
助我助人
本科毕业典礼上，孙玉晴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接受党委书记颁发的优秀毕业生证书，这一次，她也带着母亲。和女儿一起走上台时，母亲的眼眶湿润了。
2016年，孙玉晴考取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学校和学院的关心和帮助下，孙玉晴硕士期间的学费得到减免，并解决了母亲的住宿。10月，孙玉晴把母亲接到学校。
对养父的承诺，孙玉晴一直牢记心中。在勤奋学习的过程中，她对教育越来越感兴趣，确定老师为自己的职业目标，还想多做公益教育方面的事情，“走到今天，很多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去引导和影响我的学生。”目前，她和几个同学发起了“毅达教育”创业项目，整合高校（只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家教资源，开发包括在线直播的APP软件，一方面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兼职机会，另一方面让周边的中小学生找到专业的辅导。他们积极跟有经验的团队和老师取经，交流创业想法，已经成功申请了学校的创业基地，筹备入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