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共和国的一个普通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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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岩,1947年2月出生,1968年2月参加工作。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习。“文革”后期,留学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曾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2005年7月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6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将军衔。


  年轻时的徐小岩
  徐小岩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我俩是同年龄、同专业,既是挚友又是老乡。我俩年岁最大(25岁),因入学前均为高中毕业,初中、高中、大学的课本一起摆着学,几个月后便应对自如了。徐小岩学得较轻松,名列前茅,许多同学愿意向他请教问题。他很耐心,讲题目就像讲故事一样娓娓动听,讲得明明白白。他自小对科技萌生兴趣,也是受元帅父亲的影响。在选择学业时,他和二姐徐鲁溪都选择了科研。鲁溪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后又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硕士学位。
  徐向前元帅常对徐小岩说,必须抓紧时间掌握、研究新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这些话对他影响很大。他留有父亲的一副书法条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在他学习遇到困难时父亲为勉励儿子而专门写的。他记得父亲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在建国初期实行供给制、还没有薪水时也是一有点钱就买书,买了好多科普册子,学起新知识来非常严谨,很像一个科技工作者。学照相时徐向前专门买了本厚厚的照相全书,还把洗相、配方的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一遍遍地试,从拍到洗都自己做。
  徐小岩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前往加拿大新斯克舍技术大学深造,获计算机硕士学位。后来他在第二炮兵某研究所与同事们一起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其时,他手头能找到的资料只有一本电子工业部15所翻译的外国著作。因译者不懂计算机技术,译得不太准确,很难读懂。后来得知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资料室有几种相关的外文书刊,他便每天骑车从北京北郊的清河到西郊二里沟的进出口公司资料室查阅有关资料。没日没夜地搞科研汉字开发,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在桌子上躺一躺。最后终于克服重重困难,把这台计算机从无到有地搞出来了。
  浓厚的黄埔情结
  徐小岩从孩提时代记事时起就常听父母亲念叨黄埔军校。父亲徐向前和母亲黄杰均由入学黄埔军校而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父亲直到临终还担任着黄埔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因而他自幼对这一特有名词耳熟能详,并渐渐形成浓厚的黄埔情结。
  徐小岩说,父亲晚年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唯一任职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去世前不久还接见了从台湾来的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在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会上徐小岩说:“黄埔军校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可以促进两岸人民,包括两岸军界的交流。”他记得父亲常讲,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
  1925年2月,徐向前在黄埔一期学成毕业仍留黄埔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并参加攻打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终于打垮其3万多人,迫使其率残兵败将逃往福建。5月下旬,当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在广州发动叛乱时,东征军又回师广州平叛,全歼叛敌2万余人,收复广州。徐向前认为,没有黄埔的力量,就没有东征的胜利。黄埔军校学生是在学习中斗争,在斗争中学习,“知行合一”,而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紧紧团结在以共产党员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旗帜下,不断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小集团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徐向前及其黄埔一期中的同学陈赓、左权、蔡申熙、许继慎、周士第、吴展、李之龙、王尔琢、宣侠父等,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
  徐小岩说:如今,父亲他们这一代人都已经陆续作古,成为史书上形形色色的故人。我们后人看来,他们并非没有共同点,比如对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他们就都十分坚决、毫不含糊。作为海峡两岸的黄埔后人,完全应当更主动地求大同存小异,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更大努力,实现前辈们未能眼见得到的美好目标。
  公私分明的家规受益终生
  徐向前育有4个子女:分别为长女徐松枝、儿子徐小岩、次女徐鲁溪、小女徐小涛。他教育子女不允许有特殊化思想。如长女徐松枝1922年生。1941年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延安,改名徐志明,参加了革命。解放后一直在解放军某医院工作。徐小岩从记事时起就被父母送进北京西山脚下的八一学校过起寄宿制集体生活,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并锻炼出一副结实的躯体。
  徐向前一直被老百姓称为“布衣元帅”。谈起这个称呼,徐小岩说,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以前父亲的老部下送两箱橘子他都会不高兴板起脸来训人,别人以后就再不敢送东西了。80年代后期徐帅衣领上还有补丁,那时走在街上,已很难看到一个穿补丁衣服的人了。
  徐向前常教育子女们:“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要以为爸爸是什么元帅,就打着旗号去搞名堂。”徐小岩回忆起上初二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和父亲在北戴河时,胡耀邦等几个老部下前来看望,父亲就请他们吃晚饭。吃的是一大锅和子饭,主要是稀饭再放一点面条、大块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乱炖。大家就穿着背心吃开了。徐小岩说:“这样吃饭不是挺好吗?这就是当年的高级领导人聚会。”在他记忆中,疼爱归疼爱,即便母亲每天也都和普通人一样坐公交车来回上下班,从不使用父亲的专车。


  徐向前一生简朴,从新中国成立到他80岁高龄,对家中用的每一滴水、一滴油、一度电都非常注意节省使用。“五谷杂粮、粗茶淡饭,父亲吃了一辈子。”每年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柳树发了嫩芽,徐向前都会叫炊事员采来“加菜”。“我爱人第一次到我家吃了‘野菜席’,回去后还闹了笑话。她母亲问她在徐老总家吃了什么?她老实地说,‘说不清是啥,就记得吃了‘一堆草’。”说起这些往事,徐小岩感慨不已。   80年代初,大别山老区的几位同志来北京看望徐向前,当时他已生病,在躺椅上接待了他们。老区来的同志担心他的身体,一开始只报喜不报忧。他越听越不高兴:“群众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吃不饱饭的?”这一问顿时冷了场。最后一个小伙子说:“您还记得七里坪吧?我们下去做调查,那里群众生活依然很苦,有个姓王的,全家7口人,只有6个碗……”徐向前听后不自觉地从躺椅上慢慢坐了起来,嘴里喃喃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徐小岩说,打那之后父亲一直闷闷不乐,一谈起老区人民满是愧疚之情。后来,他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国务院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应运而生,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那之后几天,是徐向前82岁寿辰。“父亲那天发了很大的火,因为我们要给他做寿,他一再念叨还有‘7口人,只有6个碗’的老百姓!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过过生日,只是85岁大寿时和身边工作人员合了影。”
  徐向前的平易、简朴,对几个子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7年2月,徐小岩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在山西长治降生。那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已46岁。徐小岩上小学时全家已经来到北京,住在史家胡同。“我那时在八一小学读书,同学中也可以说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谁的家长官大的,但我对此毫无概念,不知道‘首长’具体是多大的官,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权。”他只知道从家里到学校的路程很远,步行要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要倒一次车,车费两毛五分钱。“每次家里会给我3毛钱,但因为嘴馋,有时候在放学路上我经常把车费拿去买了吃的,于是只能步行回家。”有一天,徐小岩一直走到了晚上7点,天都黑了。徐向前见到儿子,着急地询问,“我说因为肚子饿,用车费买吃的了。父亲没有责备我,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是只给3毛钱车费。”
  徐向前一生性格耿直,很反感言行不一的人,曾写下“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语,表明做人、做事的立场。他最厌恶靠阿谀奉承和搞小圈子向上爬的人,这点对徐小岩影响很大:“我在总参通信部做了6年的部长,在我任内成长起来的副师以上的干部就有近百人,但是谁也不会说我有什么圈子,提拔过哪个大家都觉得不应该上的人。我觉得这点还是继承了老爷子的作风,做事对得起良心。”
  徐小岩的妹妹徐小涛中学毕业后,照规定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当农工,后来又去当兵成长为一位平凡的医务工作者。侄孙女在黑龙江北大荒“插队”,侄儿是一位军事院校的教官,一年想走元帅叔叔的“后门”,让孩子去当个兵。老帅明确地向侄儿说:“我不能破这个例。孩子要当兵,就按正常手续办,不许走后门。”侄孙女最后靠自己奋斗,在北大荒边劳动边自学,后来考取了大学。
  徐小岩永远忘不了1990年6月,父亲因为肺结核住院治疗的那一天。“出门前,父亲无比留恋地望着小院,轻声说‘这次去,就不回来啦……’此情此景,我一想起来就鼻子发酸。”住院后不久,徐向前发起了低烧,病情日渐加重。也许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去世前一个月,他在医院里郑重地留给儿女三条遗言:“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在徐小岩家会客厅右侧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墨宝,上面写着:“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求”,落款是“习仲勋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时四十分。”他说,这幅墨宝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是在父亲去世那天凌晨,习伯伯赶到医院送别父亲,回家后悲痛万分,立即写下了这两句话,也是对父亲一生最贴切的写照。”
  徐向前不仅对儿女要求严格,寄以厚望,而且对孙辈们更是如此。徐小岩的儿子刚出生他就亲自给唯一的孙子起名“徐各”。“各”的本意是有棱有角的坚硬玉石。他是希望自己的孙辈们能像棱角分明的玉石那样坚强、锐利,能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能发扬光大“黄埔精神”,为实现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共产主义理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为家中的独子,徐小岩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但每当有记者问起他记忆中父亲讲过什么有意义的话、做过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时,他总是无言以对。“可能这就是父亲,他在家中很平凡,我丝毫感受不到父亲是多大的官,我们的相处就像其他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徐小岩说:“公私分明”是家中永恒不变的家规,“父母是这样要求孩子们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时刻关注着军队作风建设
  在父辈简朴生活的熏陶下,徐小岩一直关注着军队作风建设。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印发了《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明确了军队按照战斗力标准花钱办事、严格经费分配与审批等17条具体规定要求。此前,中央军委还出台《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严管军队作风。对此他感叹中央在这时候大力抓这些问题非常及时。“像我父亲那一代人,怎么可能出现爬山时就封山、不让其他人走这样的事情?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容忍的。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是人民群众养育了红军,支持了革命。”
  徐小岩回忆,父亲在外地疗养时发现外出有警车开道非常不高兴,说“我是来休养的,也没有什么急事,为什么要打扰群众?”从此出门再也不许警车开道了。由于交通拥挤,车子有时走得很慢,他之后索性减少外出。徐向前平时很喜欢看电影。但他发现,每次去大院看电影,他一进来,全体指战员都会起立欢迎,他晚到,就推迟播放。于是,他索性偷偷跑到家附近的电影院,等电影开始了才默默进去。徐小岩说:“他们那一代人,和人民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我想,这也是习近平主席的切身体会,毕竟我们的父辈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也是他血液里的东西。”
  在部队工作期间,徐小岩也曾遇到过个别人“跑官”“要官”,他不理解如此简单的问题为何还要天天说。“对付这种情况,你不理他就是了。他跑来两次,发现你根本没这个意思,也就不来了。送礼的人来,你也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姿态,表什么演,你冷言两句,他也就走了。”
  对于这一次中央和军委的严抓严管,徐小岩感到部队的廉洁作风转变很明显。“听说很多地方会议从简,年底的聚餐也取消了,很多高档餐厅也都歇业了。这在社会上反应也很好。”
  “科技强军”是奋斗目标
  科技强军已成为国人共识。如何使人民军队的技术装备再上一个台阶,建设一支信息化的军队,实现指挥自动化,更好地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是徐小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徐小岩关心的当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随着辽宁号航空母舰的试水到后来的舰载机训练,围绕其间的无疑是辽宁号航母的战斗力。对此,徐小岩表示,随着舰载机的成功,辽宁号必然具有了战斗力,但“仅仅是辽宁号还不够”。“这种不足,不仅仅是辽宁号尚未成为有效的航母战斗群,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海岸线的漫长,一条航母还不足以保证我国的基本利益,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应该至少有4艘航空母舰。”想发展这种航母,必须掌握弹射式技术。徐小岩说,众所周知,辽宁号航空母舰脱胎于前苏联的航空母舰,其舰载机的起飞方式传承了前苏联的滑跃起飞,美国的航母都是弹射式起飞,这样载弹量就比滑跃式起飞载弹量大,所以,下一艘航母将会采取弹射式。只要你想发展这种航母,就必须掌握这种方式。中国发展航母只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比较而言,美国已经拥有了11个核动力的航母战斗群,而中国迄今为止尚未形成有效的航母战斗群。中国在海外没有那么多的利益诉求,发展航母更多的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基本利益。维系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费用不低,不会比美国的低。就是一个航母战斗群,所有环节的配备都不能缺少,就像是汽车维修,十台汽车维修的平均成本,肯定比一台低。他强调,中国发展航母,无意与任何国家竞争,仅仅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基本利益。
  徐小岩屡屡强调:“我只是共和国的一个普通老兵。”作为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他深感肩上责任重大。“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句话,今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应该做到。”他感慨地说:“父辈严于律己、黄埔军校大门的这副对联,到今天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责编 曲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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