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像一幅巨制油画，离得越远，越能看清它的全貌，体味它的内涵。回顾古田会议历史，重温《古田会议决议》，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让我们不得不把历史的目光聚焦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可以看出，古田会议之所以永放光芒，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是他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以世界的眼光环顾天下，以坚定的信念追求真理，以宽广的胸怀修正错误的结果。他们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乃至中国革命前途的探索已永载史册。
毛泽东：坚持真理，开辟军队建设前进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展开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1927年9月至1929年初，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又与朱德一道率领红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红军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逐步形成和确立下来。然而，初创时期的红军，其成员主要来自旧军队和农民；再加上队伍的逐渐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大量农民进入到红军队伍中来，他们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红军的战斗力。早在井冈山时期，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就严肃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达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建设成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红军建设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红军要完成中国革命艰巨任务必须具备的条件。
受旧军队习惯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红四军党内对于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开始出现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而有些人却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个人权威。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坚持的“集权制领导原则”是“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主张事无巨细均由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1929年4月，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刘安恭被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常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自居，刚来到红四军就挑起党内权力之争，而且对毛泽东创建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横加指责，使红四军党内争论更加复杂、激烈。为全面停止争论，化解矛盾，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想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的问题。但是，与会代表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大小近30个具体问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结果，他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多数人认识和接受。会议还对前委进行了改组，陈毅接替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赶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不正确思想更加滋长起来，政策上也出现了许多错误。9月下旬，为了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争论，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接到红四军前委的来信，要他出席会议，因为考虑到无法统一意见，毛泽东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没有参加。然而，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又没有做好会前准备，结果会议开了3天，大家七嘴八舌，毫无结果。于是，红四军广大官兵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重要性，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热烈欢迎。10月，陈毅由上海返回红四军，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不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还明确恢复他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收到中央来信后，立即收拾行装，轻车简从，于11月26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新泉进行整训，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建军原则的问题。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白天召开座谈会，同干部、战士和当地农民深切交谈，查找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不同意见，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晚上就通宵达旦地整理材料写文章，终于写就了长达近3万字的大会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一所极为简陋的小学校舍里，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首次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正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明确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职责，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等等。它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和旧军队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标志着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深刻洞察到红四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同错误思想作最坚决的斗争，并及时、正确地提出纠正的方法，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之后，他凭借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及方法素养，对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进行具体阐述，丰富和发展了来信内容，使决议深刻而准确，最终铸就了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所以，毛泽东为古田会议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了无比卓越的功绩。
周恩来：远见卓识，指导古田会议成功召开
正当红四军党内争论僵持不下时，周恩来及时化解了矛盾，促成朱毛陈三人再度握手言欢和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共六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非常关注红四军的发展动向，特别是在1929年初红四军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的岁月里，周恩来无时不在注视着他们的行踪与成败。每到关键时刻，他总会把红四军的问题提交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研究应对之策，甚至亲自动手以中央的名义向红四军发出指示。陈毅赴沪前夕，周恩来已得知红四军的问题，并建议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专门讨论。1929年8月20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中央致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八月来信”），给红四军党内争论初步作了结论，并明确支持毛泽东建党建军的主张。可惜的是，因交通问题，“八月来信”没有及时送达红四军，但它却成为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的基础。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来到上海后，周恩来立即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会议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三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此后，周恩来一面主持中央军事工作会议，一面多次与李立三到陈毅的秘密住处开会，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看了陈毅写的5份报告后，周恩来对朱毛红军的全面状况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更加坚定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全面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来信指出：“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问题，来信作出了明确回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绝不能动摇”；“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来信对红四军争议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澄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在思想上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加强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红四军“七大”及前委处置争论的缺点及危害，并对毛泽东、朱德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前委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朱毛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犯有主观或不公开的毛病”等。来信还指示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重新建立红四军的领导核心。
陈毅起草完“九月来信”后，交由周恩来审阅。周仔细看完后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9月29日，来信被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同意交由陈毅带回红四军。会后，周恩来又当面嘱咐陈毅，回去之后，就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且制定一个文字决议，以便今后有章可循，按法规办事。他还再三叮嘱：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大敌当前，内部不团结，就有被敌人打败的危险。殷切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回到红四军后，“九月来信”精神得到全面贯彻。
周恩来以解决党内分歧的高超领导艺术，使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得到明确解决，而且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朱、毛、陈三人的团结，不但对当时的红四军，而且对整个中国革命都至关重要。另外，《古田会议决议》中的许多内容，在“八月来信”特别是“九月来信”中都已经提出来了，尤其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这两大关键部分，决议是按照“九月来信”的精神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如《古田会议决议》开篇就明确指出的：“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由此可见，周恩来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德：胸怀大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作为红四军最主要创始人之一，为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竭尽全力，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早在1927年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时，他就已经做到了把党员、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选派优秀党员担任基层指导员，用于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井冈山会师后，朱毛红军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其中一条根本原则即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然而，关于如何在战争实践中贯彻落实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朱、毛二人逐渐产生了认识分歧。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作为红四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委工作，并任命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红四军下井冈山后，鉴于作战紧张，前委实际与红四军一起行动，为减少指挥层次，前委决定暂时撤销军委。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实践，身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对前委的领导方式提出了意见。他认为，党应该通过各级机关管理军队，不赞成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否则就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而毛泽东却认为，朱德的观点造成了军委与前委分权的现象，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显然，二人都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所不同的是领导方式。
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后，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从1929年10月15日开始，奉中央指示，红四军三个纵队在朱德率领下向广东进发，但在东江之役中却接连遭遇两次重大挫败，部队损失惨重。究其原因，从红四军自身来讲，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贯彻。在严重挫折面前，朱德深深感到，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并非原则问题，而且毛的意见更符合实际情况。于是，在陈毅的努力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朱德坦然承认自己在“七大”前后的一些错误认识，并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毛泽东与朱德一见面，一个叫“老朱”，一个叫“老毛”，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朱德说：“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全部收回。”毛泽东也说：“朱老总啊！我那脾气发起来吼人，你大度如海。”
毛泽东复职后，朱德竭力为古田会议作准备。红四军在新泉整训期间，朱德专门负责军事整训工作。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举办基层军事干部集训班，亲自讲授军事课，到现场指导军事训练和战术动作，并集中各级干部的讨论意见，主持制定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古田会议上，朱德作军事报告，全面回顾了红四军从成立到召开古田会议期间军事斗争情况。《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军队建设和士兵政治训练的部分，很多都是根据朱德关于军事整训的总结和他所作的军事报告来写的。
纵观古田会议前朱德的战斗历程，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为此进行探索和追求，对解决党领导军队的具体方式以及党指挥枪原则的最终确立，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陈毅：坦荡无私，促成中央正确决断
作为红四军重要领导人的陈毅，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 鉴于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意见分歧，红四军党的“七大”由政治部主任陈毅负责筹备并主持。28岁的陈毅，血气方刚，坦荡直率。自从同朱德一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以来，担任过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一直是这支部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这次会上，为了统一党内意见，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不致分裂，陈毅按照“各打五十大板”求团结的原则，分别对毛泽东和朱德的观点和工作方法给予肯定和批评，并起草了“七大”决议案。
会议结束后，陈毅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1929年9 月1 日，陈毅写完了5份书面材料。材料中，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政策策略，作了准确的叙述；对朱、毛二人争论的重大问题作了翔实客观的汇报；特别是客观阐述了红四军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的党建和农运取得的重大功绩。之后，陈毅又根据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
事后，肩负重大使命的陈毅简单收拾行装，经过一番乔装，又像当年坚决追赶南昌起义军一样，急匆匆踏上了返回红四军的征途。经过20多天的波折，终于在10月22日重返红四军见到了朱德。两位久别重逢的患难战友百感交集。陈毅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简略地介绍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并说：“朱军长，七次大会我们犯了错误，跟你有关，跟我也有关，我们都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转变旧观念。我们要请他回来。”朱德说：“我朱德随时都欢迎他回来。不过，我们欢迎他回来，还不知道他愿不愿回来呢！”说完便打开文件柜，取出毛泽东所写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的信。陈毅看过信后，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衷的错误倾向，于是当即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还对朱德笑着说道：“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只要我检讨深刻，毛泽东定会回来的。”朱德连声称赞：“豁达大度，大将风度！”
朱德和陈毅都很清楚，中央的指示和请毛泽东重返红军，必须立刻执行。就在陈毅见到朱德的当天晚上，前委召集会议。陈毅正式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他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正在蛟洋养病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4日再次致信毛泽东：“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11月23日，陈毅又一次去信请毛泽东复职。
在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看过中央“九月来信”激动不已，又见陈毅披肝沥胆的表白，顿觉大病痊愈，精神焕发。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三人见面后，陈毅又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并转达了中央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还得请你陈毅海涵。”陈毅也感到无比高兴，自言自语地说，革命有希望了！此后，三人通力合作，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作准备。
陈毅在红四军发展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身为红四军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主动、如实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和毛泽东功绩，认真起草并贯彻“九月来信”，并主动承认错误。这不仅为中央科学决断和毛泽东顺利复职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正像谭震林在1954年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的：“如果没有他赶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
古田会议召开距今已80多年了，但一代伟人为促成古田会议顺利召开而展现出来的领袖风范、政治原则及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铭记。特别是他们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风格，处理复杂问题的原则和策略，以及在大事大非面前秉持的品质与作风，对于今天我们每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来说，都值得终身学习和借鉴。
（责编 曲星）
毛泽东：坚持真理，开辟军队建设前进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展开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1927年9月至1929年初，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又与朱德一道率领红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红军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逐步形成和确立下来。然而，初创时期的红军，其成员主要来自旧军队和农民；再加上队伍的逐渐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大量农民进入到红军队伍中来，他们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红军的战斗力。早在井冈山时期，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就严肃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达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建设成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红军建设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红军要完成中国革命艰巨任务必须具备的条件。
受旧军队习惯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红四军党内对于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开始出现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而有些人却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个人权威。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坚持的“集权制领导原则”是“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主张事无巨细均由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1929年4月，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刘安恭被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常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自居，刚来到红四军就挑起党内权力之争，而且对毛泽东创建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横加指责，使红四军党内争论更加复杂、激烈。为全面停止争论，化解矛盾，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想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论的问题。但是，与会代表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大小近30个具体问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结果，他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多数人认识和接受。会议还对前委进行了改组，陈毅接替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赶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不正确思想更加滋长起来，政策上也出现了许多错误。9月下旬，为了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争论，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接到红四军前委的来信，要他出席会议，因为考虑到无法统一意见，毛泽东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没有参加。然而，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又没有做好会前准备，结果会议开了3天，大家七嘴八舌，毫无结果。于是，红四军广大官兵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重要性，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热烈欢迎。10月，陈毅由上海返回红四军，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不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还明确恢复他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收到中央来信后，立即收拾行装，轻车简从，于11月26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新泉进行整训，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建军原则的问题。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白天召开座谈会，同干部、战士和当地农民深切交谈，查找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不同意见，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晚上就通宵达旦地整理材料写文章，终于写就了长达近3万字的大会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一所极为简陋的小学校舍里，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首次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正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明确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职责，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等等。它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和旧军队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标志着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深刻洞察到红四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同错误思想作最坚决的斗争，并及时、正确地提出纠正的方法，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之后，他凭借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及方法素养，对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进行具体阐述，丰富和发展了来信内容，使决议深刻而准确，最终铸就了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所以，毛泽东为古田会议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了无比卓越的功绩。
周恩来：远见卓识，指导古田会议成功召开
正当红四军党内争论僵持不下时，周恩来及时化解了矛盾，促成朱毛陈三人再度握手言欢和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共六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非常关注红四军的发展动向，特别是在1929年初红四军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的岁月里，周恩来无时不在注视着他们的行踪与成败。每到关键时刻，他总会把红四军的问题提交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研究应对之策，甚至亲自动手以中央的名义向红四军发出指示。陈毅赴沪前夕，周恩来已得知红四军的问题，并建议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专门讨论。1929年8月20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中央致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八月来信”），给红四军党内争论初步作了结论，并明确支持毛泽东建党建军的主张。可惜的是，因交通问题，“八月来信”没有及时送达红四军，但它却成为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的基础。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来到上海后，周恩来立即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会议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三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此后，周恩来一面主持中央军事工作会议，一面多次与李立三到陈毅的秘密住处开会，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看了陈毅写的5份报告后，周恩来对朱毛红军的全面状况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更加坚定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全面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来信指出：“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问题，来信作出了明确回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绝不能动摇”；“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来信对红四军争议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澄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在思想上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加强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红四军“七大”及前委处置争论的缺点及危害，并对毛泽东、朱德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前委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朱毛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犯有主观或不公开的毛病”等。来信还指示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重新建立红四军的领导核心。
陈毅起草完“九月来信”后，交由周恩来审阅。周仔细看完后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9月29日，来信被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同意交由陈毅带回红四军。会后，周恩来又当面嘱咐陈毅，回去之后，就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且制定一个文字决议，以便今后有章可循，按法规办事。他还再三叮嘱：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大敌当前，内部不团结，就有被敌人打败的危险。殷切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回到红四军后，“九月来信”精神得到全面贯彻。
周恩来以解决党内分歧的高超领导艺术，使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得到明确解决，而且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朱、毛、陈三人的团结，不但对当时的红四军，而且对整个中国革命都至关重要。另外，《古田会议决议》中的许多内容，在“八月来信”特别是“九月来信”中都已经提出来了，尤其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这两大关键部分，决议是按照“九月来信”的精神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如《古田会议决议》开篇就明确指出的：“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由此可见，周恩来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德：胸怀大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作为红四军最主要创始人之一，为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竭尽全力，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早在1927年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时，他就已经做到了把党员、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选派优秀党员担任基层指导员，用于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井冈山会师后，朱毛红军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其中一条根本原则即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然而，关于如何在战争实践中贯彻落实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朱、毛二人逐渐产生了认识分歧。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作为红四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委工作，并任命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红四军下井冈山后，鉴于作战紧张，前委实际与红四军一起行动，为减少指挥层次，前委决定暂时撤销军委。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实践，身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对前委的领导方式提出了意见。他认为，党应该通过各级机关管理军队，不赞成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否则就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而毛泽东却认为，朱德的观点造成了军委与前委分权的现象，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显然，二人都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所不同的是领导方式。
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后，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从1929年10月15日开始，奉中央指示，红四军三个纵队在朱德率领下向广东进发，但在东江之役中却接连遭遇两次重大挫败，部队损失惨重。究其原因，从红四军自身来讲，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贯彻。在严重挫折面前，朱德深深感到，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并非原则问题，而且毛的意见更符合实际情况。于是，在陈毅的努力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朱德坦然承认自己在“七大”前后的一些错误认识，并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毛泽东与朱德一见面，一个叫“老朱”，一个叫“老毛”，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朱德说：“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全部收回。”毛泽东也说：“朱老总啊！我那脾气发起来吼人，你大度如海。”
毛泽东复职后，朱德竭力为古田会议作准备。红四军在新泉整训期间，朱德专门负责军事整训工作。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举办基层军事干部集训班，亲自讲授军事课，到现场指导军事训练和战术动作，并集中各级干部的讨论意见，主持制定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古田会议上，朱德作军事报告，全面回顾了红四军从成立到召开古田会议期间军事斗争情况。《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军队建设和士兵政治训练的部分，很多都是根据朱德关于军事整训的总结和他所作的军事报告来写的。
纵观古田会议前朱德的战斗历程，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为此进行探索和追求，对解决党领导军队的具体方式以及党指挥枪原则的最终确立，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陈毅：坦荡无私，促成中央正确决断
作为红四军重要领导人的陈毅，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 鉴于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意见分歧，红四军党的“七大”由政治部主任陈毅负责筹备并主持。28岁的陈毅，血气方刚，坦荡直率。自从同朱德一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以来，担任过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一直是这支部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这次会上，为了统一党内意见，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不致分裂，陈毅按照“各打五十大板”求团结的原则，分别对毛泽东和朱德的观点和工作方法给予肯定和批评，并起草了“七大”决议案。
会议结束后，陈毅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1929年9 月1 日，陈毅写完了5份书面材料。材料中，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政策策略，作了准确的叙述；对朱、毛二人争论的重大问题作了翔实客观的汇报；特别是客观阐述了红四军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的党建和农运取得的重大功绩。之后，陈毅又根据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
事后，肩负重大使命的陈毅简单收拾行装，经过一番乔装，又像当年坚决追赶南昌起义军一样，急匆匆踏上了返回红四军的征途。经过20多天的波折，终于在10月22日重返红四军见到了朱德。两位久别重逢的患难战友百感交集。陈毅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简略地介绍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并说：“朱军长，七次大会我们犯了错误，跟你有关，跟我也有关，我们都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转变旧观念。我们要请他回来。”朱德说：“我朱德随时都欢迎他回来。不过，我们欢迎他回来，还不知道他愿不愿回来呢！”说完便打开文件柜，取出毛泽东所写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的信。陈毅看过信后，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衷的错误倾向，于是当即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还对朱德笑着说道：“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只要我检讨深刻，毛泽东定会回来的。”朱德连声称赞：“豁达大度，大将风度！”
朱德和陈毅都很清楚，中央的指示和请毛泽东重返红军，必须立刻执行。就在陈毅见到朱德的当天晚上，前委召集会议。陈毅正式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他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正在蛟洋养病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4日再次致信毛泽东：“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11月23日，陈毅又一次去信请毛泽东复职。
在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看过中央“九月来信”激动不已，又见陈毅披肝沥胆的表白，顿觉大病痊愈，精神焕发。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三人见面后，陈毅又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并转达了中央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还得请你陈毅海涵。”陈毅也感到无比高兴，自言自语地说，革命有希望了！此后，三人通力合作，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作准备。
陈毅在红四军发展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身为红四军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主动、如实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和毛泽东功绩，认真起草并贯彻“九月来信”，并主动承认错误。这不仅为中央科学决断和毛泽东顺利复职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正像谭震林在1954年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的：“如果没有他赶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
古田会议召开距今已80多年了，但一代伟人为促成古田会议顺利召开而展现出来的领袖风范、政治原则及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铭记。特别是他们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风格，处理复杂问题的原则和策略，以及在大事大非面前秉持的品质与作风，对于今天我们每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来说，都值得终身学习和借鉴。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