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14年2月28日上午，35岁的梁娅倒在深圳地铁出口的台阶上，并保持这一姿势达50分钟。监控录像显示，梁娅倒下后发出过求救的动作。三分钟后，有市民发现并告知地铁工作人员。随后，地铁工作人员赶到，民警也在半小时后赶到。11点18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
　　B时间倒退50年，“1964年3月13日凌晨，纽约。酒吧经理吉诺维斯在即将到达寓所时，遇到持刀暴徒袭击，她惊恐地尖叫恳求帮助，声音回荡在夜空，她的很多邻居在窗边目睹了歹徒施暴，但直到歹徒离开，才有人电话报警。吉诺维斯因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遗憾死去。”
　　两个新闻事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中发生，更多的人将经历事件的旁观者定义为麻木、冷漠、毫无同情之心。然而，人心真的如此吗？
　　旁观者效应
　　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餐桌旁。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奈与达利，正在热烈讨论有关紧急事件下旁观者的反应，他们所要考虑的不仅是“冷漠”的人格缺陷，而是要进一步求证为什么这种情境下，所有的人都选择袖手旁观。于是，他们推演出了几个要素，设计出一系列巧妙的实验，并在随后的10年时间中进行了48个实验，用以验证一些心理学假设。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
　　通常，我们会将旁观者效应定义为，紧急情况下，由于他人在场而产生了对救助行为的抑制，旁观者人数越多，抑制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在有更多人在場的情况下，受害者却更不容易得到帮助。这种现象，也叫做责任分散效应。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当旁观者的数目增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更少地注意到事件的发生，更少地将它解释为一个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更少地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阻止事件的继续。
　　社会心理学家深入研究旁观者效应中的各项元素，对旁观者的“冷漠”行为进行解释。比较经典的有，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和社会环境因素，趋利避害会令旁观者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和行为，他们会降低对受害人危险程度的判断，建立投入救助行为的危险性假设。特别是在那些欺诈性求助行为蔚然成风的社会背景中，人们选择袖手旁观反而会更安全一些。另外，时间的压力感也是助人行为被抑制的一个关键因素。深圳，10点多，地铁路口行人匆匆，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自己的目的地，而无视环境中的特殊状况，即使注意到了，也会因为时间的紧迫感而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反之，当我们急需他人帮助时，是否能够唤醒旁观者的救助意识？借助旁观者效应的研究成果，让我们从求助者的角度来试一试，如何让陌生人帮助自己。
　　什么时间求助？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会有一个过程，因此，敏锐地发现预警期是关键所在。即，不要在被逼无奈的最后时刻才去求助，而应该给自己留出缓冲的空间。也就是说，要在我们预感危机来临之初便发出求助信号，给自己更多脱离险境的机会。设想，如果梁娅在微感不适时就向周围人发出求救，也许结果会截然不同。但是，由于我们很多人对危险的敏感度较弱，使得更多的人选择自我坚持和忍耐，然而这种坚持在生命面前会显得极度脆弱。另一方面，人们，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内心中的骄傲和自尊，导致他们在公共场所中习惯于保持自我形象，而羞于求助他人，这也是错失最佳求助时间的关键所在。
　　向什么人求助？
　　选择求助对象需要的是社会经验。根据利他行为研究的结果，应首选事件环境中的社会公务人员，例如地铁工作人员。这是因为，影响利他行为的一项主要因素就是社会责任规范。那些在公共场所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会更具有助人的行为驱动。其次，选择看上去情绪愉快的人。社会心理学认为，积极的情绪更容易让人作出冒险行为。假设救助陌生人带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情绪愉快者比消极者助人行为可能性更高。再次，选择步履缓慢的人，这些人更少有时间的压力感，停下脚步的可能性更大。
　　怎样发出求助？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在日常就加以训练的技巧问题。能否准确发出求助信息是求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明确助人者。旁观者效应告诉我们，人数越多，助人行为越少，可见我们在向周围人发出求助信号时，最好由向群体求助变为向某个陌生个体求助。当旁观者发现自己是唯一被指定的人选时，更容易激发责任感；其次，发送的求助信号要简洁清楚，例如：“帮我打110。”这种直接指向行为的语言内容，更有利于旁观者实施助人行为。最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减少旁观者的自我防御，增强救助行为。
　　因此，学会放下自我，用最为恰当的方式求助于他人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高度物质化发展，使得很多人成为金钱的俘虏。碰瓷、欺骗等有违道德良知的行为直接影响了人们助人的意愿，令助人行为从神圣的道德层面衰落至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新的社会文化告诫人们，不仅是勇斗歹徒才是“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