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
　　
　　民国初年，严复以新学开山祖师，荣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闽侯)人。早年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派赴英留学，毕业于英国格林茨海军大学。在留学期间，他很注意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除在英国外，还到过法国游历考察。回国后，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先后担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甲午战争后，严复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抨击顽固保守。为了从理论上加强维新变法的宣传，他把很大的精力用于译述西方资产阶级名著，广泛介绍近代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并以最早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于天下。后又译亚当斯密之《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名学》和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著，皆风行海内，广为学术界所推崇。据说《天演论》还未出版时，为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作序，提倡西学的吴汝纶就“手录副本，密之枕中”。维新派首领梁启超也“借抄”，并劝严复“早日付梓”。连自视甚高、目空天下的康有为也为之折节叹服说：“眼中未见此等人”，“《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上学时，老师杨天骥让学生买《天演论》作读本。《天演论》的思想对早年的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严复的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重要论述，对活跃我国学术思想，传播民主、自由、民权、科学等近代思潮，推动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确实起到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为译书的基本准则和他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的严谨态度，一直为后来的翻译家们所称道。
　　严复先生的墨迹存世亦鲜见，或许与严氏墨迹有缘，目前，余寓藏严氏书法作品、信札数件。信札是其晚年所书，受信人乃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先生。均与提取在商务股息有关。虽入垂暮之年，字里行间，苍老中亦蕴平和、雅淡、自然于其中。
　　
　　8、胡仁源与北京大学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起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历届校长19位。但人们经常提起的，说的最多的是严复和蔡元培。严复是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则是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自1916年12月至1927年，将近11年。严、蔡二位校长对于北京大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时间虽不长，仅半年左右，却为维持和改革北大历尽艰辛，功不可没。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期间，由于他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开明作风和渊博的学识，由于他在国内教育界、学术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加上时代对革新中国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推动了北大进行的重大改革，而在改革中，蔡元培发挥了首创作用，在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确是值得一书的大事。但是，以往有些论者为了强调蔡元培任校长后北京大学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说得陈腐不堪，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出现的一些变革和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与新思想的萌芽，已为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和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摇篮，提供了一些条件和准备。就此，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前任胡仁源校长。
　　胡仁源先生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专门学工业。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类今系主任)，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1913年11月5日，校长何燏时在反对停办北大的斗争中，因得罪了教育部，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同月13日，教育部命胡仁源暂行管理北大校务(代理校长)，1914年1月8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胡仁源是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的第四任校长，他是蔡元培校长的前任，也是除蔡先生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 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主要措施有：1、扩大招生：暑假后本科添招新生，计文科70名，理科30名，法科110名，工科40名，合计250名。文科除中国文学外，增加中国哲学、英国文学二门。2、增聘教员：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尤其在1913年～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3、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订立考试规则，注重实地教授和校外实习。每年假期，工科学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厂、矿山、铁道，分门实习，以资历法”。法科学生每月一二次，“由教员带领赴各厅观审，以资验习”，文法各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毕业生需完成毕业论文。4、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成立教科书编委会，此外，还要求教师编写各课的教授要目(即教学大纲)。5、添购教学设备：除原有实验室外，新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料实验室、试金室各一处，还添购了一些实验仪器和图样模型。6、整理图书：大学图书馆所藏中西书籍不下十数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从新“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此外，还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各一处，将常用书籍开架陈列，师生均可自由阅览。7、加强对预科的管理：预科设主任管理课程的教学，并规定专任教员每周授课不得少于十二课时，兼任教师计时授课，计时支俸。8、培养专门学者：胡仁源在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子其任”，二是教师“每年所担任科目本已极多，而且逐年更换”：三是“学问之士居本国而久，往往情形隔阂，学问日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三条措施。一、“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待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二、“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认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复更易”。三、“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原薪”。这样才能使“校内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引自《北京大学计划书》)
　　经过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 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搭建起来的。1914年，在校学生已近千人，1915年又增至1333人，到1916年秋季(胡校长离校是1916年12月)开学时，全校学生人已增至1503人。
　　需要强调的是，胡仁源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正值袁世凯反动政府执政之时，但听说胡仁源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有气节的人，他不曾列于筹安会，上劝进表。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加紧推进复辟帝制帥罪恶活动。他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为实现其复辟帝制的企图，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
　　民国初年是一千政治和社会十分动荡，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这种动荡反映到教育界，仅1912-1913两年间，教育总长(部长或代部长)就换了六任，而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而胡仁源先生在危难之中自1913年11月13日教育部令其暂行管理北京大学校长务至1916年12月6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任校长达四年之久，学生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断的完善，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不断改进，总之，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所做的一切整改工作，对于他的后任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继续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胡仁源先生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曾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已经在很多很多人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手迹就更是难得一见了。我是个幸运者，居然在旧书摊上的一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旧书稿中，翻检出胡先生早年编写的《中等应用力学》和《机械工学教科书》两部手稿。《中等应用力学》手稿封面，写有“北山西路5号胡次珊”字样。胡先生字次珊。从地址上看，大概是胡先生在浙江大学工学院任教授时所编。《中等应用力学》一册，共114页，出版过。《机械工学教科书》上、中、下三册，约34700字，并配有插图。未见著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