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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7月6日在黑龙江大学隆重召开。
与会代表在大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从各自角度畅谈了中国“科举制与科举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热切地层望了“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的发展未来。
一、综述性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的《20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综述》是本次大会提交的唯一一篇综述性文章，认为自20世纪以来学者对明代科举研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不断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在诸多研究领域如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流动、八股文、考试规模与录取率、文献资料的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对不足也做了研讨。
二、科举制度史研究
对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毛晓阳的《周代宾兴制：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乌托邦》从广义科举制——选士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宾兴”一词的来源、含义、具体内容以及发展演变。谢保成的《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根据“二十五史”中的“七史”选举志分析了科举制的基本演变趋势，探讨了科举与察举、科举的定义、进士科创建时间以及进士科的利弊等问题。罗立祝的《科举制度演变的实质：理性构建还是进化生成——(以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为视角)》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和政治学家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为基础，认为科举制的产生是在历史演变中不断进化生成的，而不是完全凭借人们的理性构建出来的。
研究状元的文章有祖慧的《从状元家世看两宋科举改革》和周腊生的《状元称谓考索》。前文以两宋状元的家世背景为切入点，探讨了宋代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后文针对多年来一些书籍，甚至权威字典中对状元一词的错误界定进行了正本清源。
关于宋代科举，王炳照的《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考察了北宋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措施及其历史启示，肯定了北宋科举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重要作用。朱瑞熙的《宋高宗朝科举制度的重建和改革》介绍了宋高宗赵构在位时期重建并改革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措施，肯定了宋高宗在科举制度建设上的作用。韩国学者裴淑姬的《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从特奏名的定义、特奏名的起源与发展、世人对特奏名的看法、特奏名制久存不废的原因、特奏名出身者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等方面阐述了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钱建状的《苏轼门人李廌元佑三年省试下第原因考》对北宋元佑年间的一场科场舞弊案进行了考证。何忠礼的《归真返朴的宋祁——科举对士人影响之一斑》以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为例，论述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重大影响。
对明代科举的研究与以往相比呈上升趋势。张德信的《明代科考复式述略》认为明代科举中的复试与科举弊端相联系，复试的目的在于保证科举考试人才的公平和公正。晁中辰的《明代武举制度考论》考证了明代武举制度设立的时间、过程，分析了明代开设武举的得失。邱进春的《也说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及其主要成因——兼与陈长文商榷》纠正了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中的某些差谬，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官年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对清代科举制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贺晓燕的《试论清代年老落第士子恩赏制度》从恩赏制度出台的背景、沿革、实施状况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林存阳的《赶考路上——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小议》以清代名儒林伯桐所作的《公车见闻录》为素材，介绍了士人进京赶考这一科举的重要环节，从而将科举问题进一步细化。慕颖的《乾嘉学派与清代科举——以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进士为例》以钱大昕、纪昀、王昶、朱筠、王鸣盛等五位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科举考试及相关经历为线索。探讨了乾嘉学派与清代科举的相关问题。宋元强的《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考述了清代乾隆朝制科“保举经学”的设置馆况及其历史作用。谢俊美的《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介绍了晚清科场腐败情况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指出科场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场的腐败。
对少数民族科举的研究成为新的关注点。田建荣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科举观念》认为：尽管辽、金、蒙、满等少数民族也曾效仿汉制，实行过科举考试制度，但同时他们(指这些少数民族)也认为科举是使汉人文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各少数民族在考试内容上比较注重考核和保持本民族武功为先的传统，表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独特的科举观念。作者还建议要重视对少数民族科举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对国外科举制的研究有陈文的《越南黎朝进士科乡试考述》，真文章探讨了越南黎朝进士科乡试的相关问题。
三、科举文化与文物研究
对于科举文化的研究，郑若玲的《科举制对中国文化影响析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探讨了科举对社会文化生命体、儒家文化一统天下以及各朝代、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杨朝亮的《李绂科举思想之探析》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了清初名宦李绂的科举思想。郭渊的《刍议科举政治文化》从科举政治文化的含义、特点、功能等方面对科举政治文化进行了探讨，并指出，科举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封建士人的生活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胡小伟的《关公：明清科举神》从文化史的角度考证了明清时期关公被奉为科举神的原因。
对科举文物的研究。商志香覃的《记清代康熙朝的一件文物——(康熙朝官送刘孟倬之任东藩诗)》介绍了商先生本人家传的康熙朝30位官员赠给即将上任的山东布政使刘皑的贺诗，这些官员都曾担任过科举考试的考官、副考官、同考官或地方学官。
四、科举社会史研究
关于科举制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沈登苗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从对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述评、对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分析、对流动率与各社会阶层占有率的基本判断以及对“分层流动”的观察，研究了科举社会流动的若干问题。
对科举的地域性研究。林岩的《宋代的科举竞争：一个区域分析的角度》从不同区域考察了宋代科举的地区差异性。刘希伟的《清代山东乡试竞争之研究》将视角集中在了顺治至乾隆朝，通过一系列数据对山东乡试人取率进行了统计，并将山东的乡试人均中试率与其他直省作了比较。刘虹的《试论河北明清进士时空分布的特点》分析了明清时期河北进士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特点。
对科举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金滢坤的《略论中晚唐社会变迁与及第举人人幕》指出，中晚唐时期，随着吏部铨选不断放宽及第举人人幕使府的限制，鼓励其人幕锻炼从政经验，从而使大批及第举人涌人使府。刘晓东的《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通过对晚明科举体制与科场风变的解析，探讨了晚明士人的科举生存环境及其科举心态的演变状况。常建华的《士习文风：清代的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以(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为中心》考述了乾隆皇帝通过整顿科举来整饬士习、振兴文风的措施，表明清政府把整饬科举考试中的士习文风 当作移风易俗来看待。王日根的《从笔记小说看科举考试中的神异观》运用笔记小说的记载分析了外在因素、心理引导因素、鬼神因素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对科举家族的研究。龚延明的《“科举家族”定义商榷》对张杰关于“科举家族”的定义提出异议，他认为应该将张杰所定义的“聚族而居”改为“族员间有较强的血缘认同感”，也就是说异地进士若能认祖归宗，即使两人世居不同的省、府、县，亦视他们为同一家族族员，从而突破必须世代聚居一个地方才能视为同一家族的定义局限。
五、科举与教育
科举是检验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科举也月有维系教育体制运作的作用。李世瑜在《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中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大势所趋。然而，科举制的废除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教育的停滞、落后。牛翠萍、胡凡的《论明代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导向作用》认为：科举制度尽管不是教育制度，但它与教育关系密切，对学校教育具有导向作用。同时，还指出科举考试的弊端不在于考试的形式，而在于考试的内容能否与时俱进。梁艳玲的《吴汝纶与近代教育变革》介绍了晚清进士、教育家吴汝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科举与现代考试及教育的关系因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备受关注。刘清华的《废科举与废高考：教育指挥棒的转变》讨论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认为应该为应试教育平反，并指出，应试教育是社会的需要。黄明光的《英语四六级的科举考试反思》将四六级考试与科举考试对比，批评了四六级考试的种种弊端。其中虽有过激之言。但也揭示了四六级考试的不合理之处。
六、科举文献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对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研究而言意义非常重大，文献解读的正确与否关系到进一步研究工作的成败。李占伦的《同治闽省汀州府、长汀县科举考试文书董理》对前些年发现于民间的关于童生和生员考试的文书进行了整理、校订，这对研究清代晚期科举考试制度在基层实行状况有重要的价值。陈长文的《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认为：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和明代进士的重要史料，同时指出，现存的明代进士登科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友根的《(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史料辨析》对孟二冬所著(登科记考补正)中新增武举史料进行了辨析考证。
七、对科举制的历史评价
商传的《浅谈明代的八股文取士》论述了明代八股取士制度产生的原因及优劣，指出，八股取士是中国科举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明清两代对八股文的指责，主要是由于读书人日渐增多而仕途艰难，加之取士不公导致的。张学亮的《明代科举公正性与社会舆论探析》认为：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许多舞弊现象使得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有所降低，但是，日益增长的内阁权力对考试公正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亚群的《论科举考试的文化整合功能》论述了科举制度的文化整合功能。
八、科举学研究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刘海峰语)。作为一门学问，科举学的创立经历了发生、发展到形成的过程。刘海峰在《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全面阐述了科举学形成发展的过程、科举学的特点及发展前景。台湾学者黄人杰的《科举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及其内涵》剖析了科举学建构的形而上学基础、方法论基础、知识论基础和价值论基础以及这些基础的内涵，使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认识了科举学的相关问题。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与会代表在大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从各自角度畅谈了中国“科举制与科举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热切地层望了“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的发展未来。
一、综述性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的《20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综述》是本次大会提交的唯一一篇综述性文章，认为自20世纪以来学者对明代科举研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不断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在诸多研究领域如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流动、八股文、考试规模与录取率、文献资料的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对不足也做了研讨。
二、科举制度史研究
对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毛晓阳的《周代宾兴制：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乌托邦》从广义科举制——选士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宾兴”一词的来源、含义、具体内容以及发展演变。谢保成的《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根据“二十五史”中的“七史”选举志分析了科举制的基本演变趋势，探讨了科举与察举、科举的定义、进士科创建时间以及进士科的利弊等问题。罗立祝的《科举制度演变的实质：理性构建还是进化生成——(以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为视角)》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和政治学家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为基础，认为科举制的产生是在历史演变中不断进化生成的，而不是完全凭借人们的理性构建出来的。
研究状元的文章有祖慧的《从状元家世看两宋科举改革》和周腊生的《状元称谓考索》。前文以两宋状元的家世背景为切入点，探讨了宋代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后文针对多年来一些书籍，甚至权威字典中对状元一词的错误界定进行了正本清源。
关于宋代科举，王炳照的《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考察了北宋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措施及其历史启示，肯定了北宋科举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重要作用。朱瑞熙的《宋高宗朝科举制度的重建和改革》介绍了宋高宗赵构在位时期重建并改革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措施，肯定了宋高宗在科举制度建设上的作用。韩国学者裴淑姬的《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从特奏名的定义、特奏名的起源与发展、世人对特奏名的看法、特奏名制久存不废的原因、特奏名出身者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等方面阐述了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钱建状的《苏轼门人李廌元佑三年省试下第原因考》对北宋元佑年间的一场科场舞弊案进行了考证。何忠礼的《归真返朴的宋祁——科举对士人影响之一斑》以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为例，论述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重大影响。
对明代科举的研究与以往相比呈上升趋势。张德信的《明代科考复式述略》认为明代科举中的复试与科举弊端相联系，复试的目的在于保证科举考试人才的公平和公正。晁中辰的《明代武举制度考论》考证了明代武举制度设立的时间、过程，分析了明代开设武举的得失。邱进春的《也说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及其主要成因——兼与陈长文商榷》纠正了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中的某些差谬，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官年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对清代科举制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贺晓燕的《试论清代年老落第士子恩赏制度》从恩赏制度出台的背景、沿革、实施状况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林存阳的《赶考路上——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小议》以清代名儒林伯桐所作的《公车见闻录》为素材，介绍了士人进京赶考这一科举的重要环节，从而将科举问题进一步细化。慕颖的《乾嘉学派与清代科举——以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进士为例》以钱大昕、纪昀、王昶、朱筠、王鸣盛等五位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科举考试及相关经历为线索。探讨了乾嘉学派与清代科举的相关问题。宋元强的《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考述了清代乾隆朝制科“保举经学”的设置馆况及其历史作用。谢俊美的《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介绍了晚清科场腐败情况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指出科场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场的腐败。
对少数民族科举的研究成为新的关注点。田建荣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科举观念》认为：尽管辽、金、蒙、满等少数民族也曾效仿汉制，实行过科举考试制度，但同时他们(指这些少数民族)也认为科举是使汉人文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各少数民族在考试内容上比较注重考核和保持本民族武功为先的传统，表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独特的科举观念。作者还建议要重视对少数民族科举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对国外科举制的研究有陈文的《越南黎朝进士科乡试考述》，真文章探讨了越南黎朝进士科乡试的相关问题。
三、科举文化与文物研究
对于科举文化的研究，郑若玲的《科举制对中国文化影响析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探讨了科举对社会文化生命体、儒家文化一统天下以及各朝代、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杨朝亮的《李绂科举思想之探析》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了清初名宦李绂的科举思想。郭渊的《刍议科举政治文化》从科举政治文化的含义、特点、功能等方面对科举政治文化进行了探讨，并指出，科举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封建士人的生活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胡小伟的《关公：明清科举神》从文化史的角度考证了明清时期关公被奉为科举神的原因。
对科举文物的研究。商志香覃的《记清代康熙朝的一件文物——(康熙朝官送刘孟倬之任东藩诗)》介绍了商先生本人家传的康熙朝30位官员赠给即将上任的山东布政使刘皑的贺诗，这些官员都曾担任过科举考试的考官、副考官、同考官或地方学官。
四、科举社会史研究
关于科举制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沈登苗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从对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述评、对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分析、对流动率与各社会阶层占有率的基本判断以及对“分层流动”的观察，研究了科举社会流动的若干问题。
对科举的地域性研究。林岩的《宋代的科举竞争：一个区域分析的角度》从不同区域考察了宋代科举的地区差异性。刘希伟的《清代山东乡试竞争之研究》将视角集中在了顺治至乾隆朝，通过一系列数据对山东乡试人取率进行了统计，并将山东的乡试人均中试率与其他直省作了比较。刘虹的《试论河北明清进士时空分布的特点》分析了明清时期河北进士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特点。
对科举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金滢坤的《略论中晚唐社会变迁与及第举人人幕》指出，中晚唐时期，随着吏部铨选不断放宽及第举人人幕使府的限制，鼓励其人幕锻炼从政经验，从而使大批及第举人涌人使府。刘晓东的《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通过对晚明科举体制与科场风变的解析，探讨了晚明士人的科举生存环境及其科举心态的演变状况。常建华的《士习文风：清代的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以(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为中心》考述了乾隆皇帝通过整顿科举来整饬士习、振兴文风的措施，表明清政府把整饬科举考试中的士习文风 当作移风易俗来看待。王日根的《从笔记小说看科举考试中的神异观》运用笔记小说的记载分析了外在因素、心理引导因素、鬼神因素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对科举家族的研究。龚延明的《“科举家族”定义商榷》对张杰关于“科举家族”的定义提出异议，他认为应该将张杰所定义的“聚族而居”改为“族员间有较强的血缘认同感”，也就是说异地进士若能认祖归宗，即使两人世居不同的省、府、县，亦视他们为同一家族族员，从而突破必须世代聚居一个地方才能视为同一家族的定义局限。
五、科举与教育
科举是检验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科举也月有维系教育体制运作的作用。李世瑜在《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中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大势所趋。然而，科举制的废除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教育的停滞、落后。牛翠萍、胡凡的《论明代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导向作用》认为：科举制度尽管不是教育制度，但它与教育关系密切，对学校教育具有导向作用。同时，还指出科举考试的弊端不在于考试的形式，而在于考试的内容能否与时俱进。梁艳玲的《吴汝纶与近代教育变革》介绍了晚清进士、教育家吴汝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科举与现代考试及教育的关系因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备受关注。刘清华的《废科举与废高考：教育指挥棒的转变》讨论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认为应该为应试教育平反，并指出，应试教育是社会的需要。黄明光的《英语四六级的科举考试反思》将四六级考试与科举考试对比，批评了四六级考试的种种弊端。其中虽有过激之言。但也揭示了四六级考试的不合理之处。
六、科举文献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对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研究而言意义非常重大，文献解读的正确与否关系到进一步研究工作的成败。李占伦的《同治闽省汀州府、长汀县科举考试文书董理》对前些年发现于民间的关于童生和生员考试的文书进行了整理、校订，这对研究清代晚期科举考试制度在基层实行状况有重要的价值。陈长文的《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认为：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和明代进士的重要史料，同时指出，现存的明代进士登科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友根的《(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史料辨析》对孟二冬所著(登科记考补正)中新增武举史料进行了辨析考证。
七、对科举制的历史评价
商传的《浅谈明代的八股文取士》论述了明代八股取士制度产生的原因及优劣，指出，八股取士是中国科举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明清两代对八股文的指责，主要是由于读书人日渐增多而仕途艰难，加之取士不公导致的。张学亮的《明代科举公正性与社会舆论探析》认为：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许多舞弊现象使得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有所降低，但是，日益增长的内阁权力对考试公正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亚群的《论科举考试的文化整合功能》论述了科举制度的文化整合功能。
八、科举学研究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刘海峰语)。作为一门学问，科举学的创立经历了发生、发展到形成的过程。刘海峰在《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全面阐述了科举学形成发展的过程、科举学的特点及发展前景。台湾学者黄人杰的《科举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及其内涵》剖析了科举学建构的形而上学基础、方法论基础、知识论基础和价值论基础以及这些基础的内涵，使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认识了科举学的相关问题。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