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日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辉煌灿烂的唐朝文化以及文学对邻国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汉诗就是其中一朵亮丽的奇葩。文章以《卖炭翁》与《路遇白头翁》两首相似题材的乐府诗为切入点,结合这一时期唐日文化交流的背景,对白居易与菅原道真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菅原道真的诗作与为政的影响以及汉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白居易 菅原道真 诗歌 唐日文化交流 影响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唐日文化交流是这其中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华章。我们谈到日本文化特点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即对外来先进文化的积极摄取。唐朝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为辉煌的一个朝代。而日本这个勤奋好学的民族永远是追随着强者的足迹,将一切先进的文化吸收-模仿-创新,最终融合为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时期和平安前期,无论是儒教、佛教、政治,还是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日本文化对唐朝文化都可以说是一个疯狂吸收的时代。
当时的日本频繁地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而当时的遣唐使甚至可以称为“文化使节团”,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因为遣唐使官员,大多选拔通晓经史,擅长诗文的好学之士充任,入唐后“请儒士授经”、“市文籍”而归,因获“好读经史,解属文”,“好书籍”等佳誉(《旧唐书》日本传);短期的请益生,还学僧和长期的留学生,学问僧,更是以学习文化,购求书籍为使命。阿倍仲麻吕、僧旻、吉备真备、橘逸势、道慈、玄昉、空海、最澄等,都是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唐代文化通过他们不同程度地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当然唐朝也有许多中国人赴日,包括朝廷使节、僧侣、商人和具有专门技术的专家、工匠等。如擅长于唐代文字声韵和音乐的袁晋卿、皇甫东朝等,其中最有历史影响力的是佛教律宗大师鉴真。他不辞辛苦,先后六次东渡,屡次遇险,以致双目失明,历时十一年,终于在66岁高龄的时候到达九州。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遂在东大寺筑坛授戒,后建唐招提寺,使日本律宗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由此诸多可见当时文化交流非常活跃。
文学是文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反映。这一时期对唐文学的吸收与模仿可谓达到了极致。汉文学的教养在贵族间得到推广,嵯峨•淳和天皇时,作为敕撰汉诗文集编纂了《凌雲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做成了空海的汉诗文集《性灵集》。书法上也追崇唐风,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最为优秀,被后世称为“三笔”。这时,还以汉字作为日文的表音符号做出了片假名,而以万叶假名的草书体为基础做出了平假名。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是其中负有盛名又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在中国、日本、朝鲜都有广泛影响,尤其对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中期公卿,学者。长于汉诗、被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死后被尊为“天满天神”、“文化神”,著有《类聚国史》、《菅家文草》等。本文将从他们的作品《卖炭翁》与《路遇白头翁》展开分析白居易诗歌对菅原道真的影响。
一、两首诗的介绍
《卖炭翁》为新乐府诗,这首诗创作于白居易人生的生活力和创造力处于全盛期的时候。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左拾遗。此官位为谏官,有资格与皇帝直接说话。这一时期是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他努力揭发政治上的腐败、黑暗,大力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努力追求和实现政治抱负。当时政府收税,索取货币,不要实物,农民又受到高利贷商人的一层剥削,生活更加困苦不堪。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来叙述这个故事。卖炭翁的悲惨境遇:“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他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生存的目的:“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但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幸亏天随人愿:“夜来城外一尺雪”,于是“晓驾炭车辗冰辙”。但是官不随民愿“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卖炭翁只能看着“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于是对于生活的所有希望瞬间化为乌有。那么之后的悲惨状况可想而知。所以中唐时期这种“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的赤裸裸的掠夺百姓的方式,强烈地激起了诗人的愤怒,以至于喷发出满腔怒火。通观全诗,真可谓是一篇针砭现实的“即事名篇”。
《路遇白头翁》也是一首针砭时事的乐府诗。相比《卖炭翁》,《路遇白头翁》不全是抨击了,有反映自己父兄政治清明的一方面,反映出由于他们的为政,人民渐渐过上好生活,进而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
《路遇白头翁》开头借白头翁之口反映了讚岐十几年前的情况:“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灾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爨烟。”好一幅民生凋敝的局面;但是接下来笔锋一转,又借白头翁之口,道出了菅原的兄长与父亲在职为官时期为民奔波,体恤民生,政治清明,使人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鉴于此,菅原道真道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白头翁,行年九十八,却“白头如雪面犹红”,在作者的询问下,殷勤叙说老年红面的“方术”:明府安为氏,即菅原安为,道真之兄,他“奔波昼夜巡乡里”,以至“远感名声走者还,周施赈恤疲者起。吏民相对下尊上,老弱相携母知子。”使君保在名,即菅原是善,作者的父亲,他“卧听如流境内清”,所以“春不行春春偏达,秋不省秋秋大成。二天五袴康衢颂,多黍两岐道路声。”白头翁自说,幸遇保安德,虽然“无妻不农”,却“五保得衣身甚温,四邻共饭口常食。”以至于“乐在其中断忧愤,心无他念增筋力。不觉鬓边霜气侵,自然面上桃花色。”能让更年近百的孤苦老翁过上如此幸福安康又快乐无忧的生活,可以想象到道真父兄的为正之道和当时的治世景象。于是道真“谢遣白头反复思”,想到“已有父兄遗爱在,愿因积善得能治”,所以“自余政理难无变,奔波之间我咏诗。”菅原道真表示也愿意以他们为榜样,尽他的责任。
二、两人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
白居易生长在一个官僚地主出身的士族家庭中。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趋向衰落的时代。年轻时总在旅途漂泊中,而人生的志向是求取功名,努力想获得一官半职,于是经常奔走于长安城的权贵之门,但是这又有悖于诗人的性格与情操,因而总处在矛盾与苦闷中。之后努力的参加进士考试,渴望着爬上政治舞台。终于在贞元十六年(800年)“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他时常也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保持着自己的正义感,然而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和重视起人民生活的痛苦。
在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残酷现实后,诗人开始对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带着沉痛和强烈的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抨击黑暗的现实。他尖锐和精辟的诗句充满了人民性和现实性。他和元稹一起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使唐朝的乐府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现实主义精神。赵翼评价他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这时的诗人以刀笔表达激愤之情的写作状态,由此可见一斑。在当上左拾遗这一谏官后,他以为找到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向皇帝“上疏直谏”,“天下利病无不言”。《卖炭翁》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在认识到统治阶级凶残的面貌,控诉无门后,他开始对自身所处阶级的特权深感惭愧,于是有“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很像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境。白居易总是直言谏上,有时甚至触怒皇帝,遭到权贵陷害后,被贬到了江州,这时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想到自己被贬谪的遭遇与琵琶女的身世一般凄苦,于是发出了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在这里作者摆脱了阶级的局限与偏见,流露出真挚的同情琵琶女的情感,同时通过对琵琶女的刻画,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而晚年的白居易过起了远离政治的闲散生活,诗歌也开始脱离政治倾向,但是并未改变诗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仁爱的情怀。
综观白居易的一生,不管是他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可以说是成功的,在一个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里,他在政治上的爆发力和艰苦环境中一直坚持正义,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精神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鼓舞激励着后来人。而作为一名诗人,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时代,而且是在诗歌的时代—唐朝。而且不仅造福中土,还福泽海外,尤其在日本,白诗广为传颂,他的诗文作品流传到日本,在日本文坛引起强烈震撼,以致文人墨客竟相模仿追随,在10世纪以后的日本文坛出现“白热化”的高潮,所以是对当时的日本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伟大诗篇给日本的古典文学赋予了汉文化的底蕴。
菅原道真生活的时代是日本中古史上汉学的鼎盛时期,也是白居易的诗歌风靡日本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汉诗人,“讴吟白氏新篇籍,讲授班家旧史书”(营原道真《客舍书籍诗》)。他们认为,《白集》七十卷,“尽是黄金”(都良香《白乐天之赞》)。这时的“汉诗”,已经突破了五言的局限,扩展为七言诗体。诗人们在创作上竞相仿效白诗,使日本诗风为之一变。而当时著名的诗人菅原道真,诗家称“其诗近白乐天”。《路遇白头翁》正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而且这首诗,在日本汉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第一首以诗歌揭露时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与《怀风藻》一类的从驾宴游诗迥然不同。无论在题材上,或是在艺术上,都可以看到作者受到白居易的《卖炭翁》与《新丰折臂翁》一类讽喻诗的强烈影响。
菅原道真生于世代学者之家,父亲是菅原是善,祖父与父亲都曾经是文章博士、为朝廷的名士。道真幼时师从于当时的一流学者都良香,家里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儒学者,十一岁的时候就能作出“月夜に梅花を見る(月夜見梅花)”这样的诗句,充分显现出了诗歌方面的才华。后来师从父亲的弟子岛田忠臣,十八岁的时候,成为文章生。这一时期道真的才华就被世人所熟知,经常被委托写上表上奏文,祈祷文等等。道真自己经常吟咏回味的诗有如下两句“朋友と接しても言葉や笑顔を絶ち(朋交絶言笑),妻子と親しみ習う事を廃した(妻子廃親習)”,可以看出这时期他一味地沉浸在研究学问中的踏实的学者形象,不爱社交,由此可以理解为这也是他后来受到藤原氏和学者同僚们嫉妒的主要原因之一。
870年道真通过方略考试,一路升迁。三十三岁时兼任家传要职文章博士,司职文官的任用和朝廷仪式。道真这才正式的踏入了先祖们的事业领域,同时也被卷入学阀官僚的斗争中去了。当时朝中的学问家除了菅家外,还有司管文章院东曹的大江家、硕学都良香、三善清行、藤原佐世等人。这些人既是文友、同事,也是竞争对手,仇视反目、中伤诬陷便是寻常之事。他在《博士难》里叹道:“南面才三日,耳闻诽谤声。……无才先舍者,谗口诉虚名。”当时天皇为了牵制当道的外戚藤原氏,而重用道真。894年被任命为遣唐大使、但在道真的建议下废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当时中土内乱,907年唐朝灭亡)。继位后的醍醐天皇继续重用道真,权势之大可与藤原时平比肩。处在政治上得意时期的道真写下了《重阳后朝同赋秋雁橹声来应制》:“碧纱窗下橹声幽,闻说萧萧旅雁秋。高计云晴寒叫阵,乍逢潮急晓行舟。沙庭感误松江宿,月砌惊疑镜水游。追惜重阳闲说出,宫人怪问是渔讴。”期间他还编著了《新撰万叶集》,主编完成了《类聚国史》。道真在这段时间里完成很多诗歌和经史典籍,很高的地位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也消耗他不少的精力。
在醍醐天皇即位后道真一直晋升,但对于道真掌权感到威胁的藤原氏开始有所行动,以及中下层贵族中对道真的政治改革感到不安者结合谋图对付菅原道真。901年,他被诬告意图帮助齐世亲王簒夺皇位因而获罪,被贬为大宰权帅,流放至九州太宰府(是为昌泰之变)。道真在太宰府的晚年是很凄惨的。他将谪居时的诗作整理成《菅家后集》,托付给弟子中纳言纪长谷雄。翌年便溘然长逝了。他在绝命诗《谪居春雪》中自比苏武和太子丹,至死也没放弃返京的祈盼:“盈城溢郭几梅花,犹是风光早岁华。雁足粘将疑系帛,乌头点著思归家”。
白居易生前曾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四类,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讽喻诗。当时日本人对白诗的摄取,主要集中在他的感伤诗、闲适诗方面,而菅原道真却不同,他吸收、借鉴最多的是白氏的讽喻诗。这可能由于两人都抱有兼济天下,造福百姓的志向,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官场斗争和谪居的经历大体相似。而道真的讽谕诗集中创作于两次贬谪时期。由此可见,人生经历的相似也是道真的讽喻诗受白诗影响的重要原因。
本文通过对两首描写民生的乐府诗的鉴赏,来对比分析了分属中日两国的两位诗人的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生涯,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政治和诗歌的融合与相互影响。从菅原道真不同时期诗歌创作可以感受到白居易对他的影响。我们看到了正义诗人的伟大政治理想与抱负,以及他们作为政治历史人物的文学才情,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历史上中日文化的交流和中国古代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白居易 菅原道真 诗歌 唐日文化交流 影响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唐日文化交流是这其中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华章。我们谈到日本文化特点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即对外来先进文化的积极摄取。唐朝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为辉煌的一个朝代。而日本这个勤奋好学的民族永远是追随着强者的足迹,将一切先进的文化吸收-模仿-创新,最终融合为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时期和平安前期,无论是儒教、佛教、政治,还是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日本文化对唐朝文化都可以说是一个疯狂吸收的时代。
当时的日本频繁地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而当时的遣唐使甚至可以称为“文化使节团”,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因为遣唐使官员,大多选拔通晓经史,擅长诗文的好学之士充任,入唐后“请儒士授经”、“市文籍”而归,因获“好读经史,解属文”,“好书籍”等佳誉(《旧唐书》日本传);短期的请益生,还学僧和长期的留学生,学问僧,更是以学习文化,购求书籍为使命。阿倍仲麻吕、僧旻、吉备真备、橘逸势、道慈、玄昉、空海、最澄等,都是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唐代文化通过他们不同程度地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当然唐朝也有许多中国人赴日,包括朝廷使节、僧侣、商人和具有专门技术的专家、工匠等。如擅长于唐代文字声韵和音乐的袁晋卿、皇甫东朝等,其中最有历史影响力的是佛教律宗大师鉴真。他不辞辛苦,先后六次东渡,屡次遇险,以致双目失明,历时十一年,终于在66岁高龄的时候到达九州。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遂在东大寺筑坛授戒,后建唐招提寺,使日本律宗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由此诸多可见当时文化交流非常活跃。
文学是文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反映。这一时期对唐文学的吸收与模仿可谓达到了极致。汉文学的教养在贵族间得到推广,嵯峨•淳和天皇时,作为敕撰汉诗文集编纂了《凌雲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做成了空海的汉诗文集《性灵集》。书法上也追崇唐风,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最为优秀,被后世称为“三笔”。这时,还以汉字作为日文的表音符号做出了片假名,而以万叶假名的草书体为基础做出了平假名。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是其中负有盛名又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在中国、日本、朝鲜都有广泛影响,尤其对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中期公卿,学者。长于汉诗、被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死后被尊为“天满天神”、“文化神”,著有《类聚国史》、《菅家文草》等。本文将从他们的作品《卖炭翁》与《路遇白头翁》展开分析白居易诗歌对菅原道真的影响。
一、两首诗的介绍
《卖炭翁》为新乐府诗,这首诗创作于白居易人生的生活力和创造力处于全盛期的时候。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左拾遗。此官位为谏官,有资格与皇帝直接说话。这一时期是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他努力揭发政治上的腐败、黑暗,大力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努力追求和实现政治抱负。当时政府收税,索取货币,不要实物,农民又受到高利贷商人的一层剥削,生活更加困苦不堪。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来叙述这个故事。卖炭翁的悲惨境遇:“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他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生存的目的:“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但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幸亏天随人愿:“夜来城外一尺雪”,于是“晓驾炭车辗冰辙”。但是官不随民愿“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卖炭翁只能看着“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于是对于生活的所有希望瞬间化为乌有。那么之后的悲惨状况可想而知。所以中唐时期这种“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的赤裸裸的掠夺百姓的方式,强烈地激起了诗人的愤怒,以至于喷发出满腔怒火。通观全诗,真可谓是一篇针砭现实的“即事名篇”。
《路遇白头翁》也是一首针砭时事的乐府诗。相比《卖炭翁》,《路遇白头翁》不全是抨击了,有反映自己父兄政治清明的一方面,反映出由于他们的为政,人民渐渐过上好生活,进而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
《路遇白头翁》开头借白头翁之口反映了讚岐十几年前的情况:“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灾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爨烟。”好一幅民生凋敝的局面;但是接下来笔锋一转,又借白头翁之口,道出了菅原的兄长与父亲在职为官时期为民奔波,体恤民生,政治清明,使人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鉴于此,菅原道真道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白头翁,行年九十八,却“白头如雪面犹红”,在作者的询问下,殷勤叙说老年红面的“方术”:明府安为氏,即菅原安为,道真之兄,他“奔波昼夜巡乡里”,以至“远感名声走者还,周施赈恤疲者起。吏民相对下尊上,老弱相携母知子。”使君保在名,即菅原是善,作者的父亲,他“卧听如流境内清”,所以“春不行春春偏达,秋不省秋秋大成。二天五袴康衢颂,多黍两岐道路声。”白头翁自说,幸遇保安德,虽然“无妻不农”,却“五保得衣身甚温,四邻共饭口常食。”以至于“乐在其中断忧愤,心无他念增筋力。不觉鬓边霜气侵,自然面上桃花色。”能让更年近百的孤苦老翁过上如此幸福安康又快乐无忧的生活,可以想象到道真父兄的为正之道和当时的治世景象。于是道真“谢遣白头反复思”,想到“已有父兄遗爱在,愿因积善得能治”,所以“自余政理难无变,奔波之间我咏诗。”菅原道真表示也愿意以他们为榜样,尽他的责任。
二、两人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
白居易生长在一个官僚地主出身的士族家庭中。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趋向衰落的时代。年轻时总在旅途漂泊中,而人生的志向是求取功名,努力想获得一官半职,于是经常奔走于长安城的权贵之门,但是这又有悖于诗人的性格与情操,因而总处在矛盾与苦闷中。之后努力的参加进士考试,渴望着爬上政治舞台。终于在贞元十六年(800年)“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他时常也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保持着自己的正义感,然而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和重视起人民生活的痛苦。
在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残酷现实后,诗人开始对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带着沉痛和强烈的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抨击黑暗的现实。他尖锐和精辟的诗句充满了人民性和现实性。他和元稹一起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使唐朝的乐府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现实主义精神。赵翼评价他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这时的诗人以刀笔表达激愤之情的写作状态,由此可见一斑。在当上左拾遗这一谏官后,他以为找到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向皇帝“上疏直谏”,“天下利病无不言”。《卖炭翁》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在认识到统治阶级凶残的面貌,控诉无门后,他开始对自身所处阶级的特权深感惭愧,于是有“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很像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境。白居易总是直言谏上,有时甚至触怒皇帝,遭到权贵陷害后,被贬到了江州,这时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想到自己被贬谪的遭遇与琵琶女的身世一般凄苦,于是发出了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在这里作者摆脱了阶级的局限与偏见,流露出真挚的同情琵琶女的情感,同时通过对琵琶女的刻画,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而晚年的白居易过起了远离政治的闲散生活,诗歌也开始脱离政治倾向,但是并未改变诗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仁爱的情怀。
综观白居易的一生,不管是他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可以说是成功的,在一个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里,他在政治上的爆发力和艰苦环境中一直坚持正义,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精神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鼓舞激励着后来人。而作为一名诗人,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时代,而且是在诗歌的时代—唐朝。而且不仅造福中土,还福泽海外,尤其在日本,白诗广为传颂,他的诗文作品流传到日本,在日本文坛引起强烈震撼,以致文人墨客竟相模仿追随,在10世纪以后的日本文坛出现“白热化”的高潮,所以是对当时的日本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伟大诗篇给日本的古典文学赋予了汉文化的底蕴。
菅原道真生活的时代是日本中古史上汉学的鼎盛时期,也是白居易的诗歌风靡日本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汉诗人,“讴吟白氏新篇籍,讲授班家旧史书”(营原道真《客舍书籍诗》)。他们认为,《白集》七十卷,“尽是黄金”(都良香《白乐天之赞》)。这时的“汉诗”,已经突破了五言的局限,扩展为七言诗体。诗人们在创作上竞相仿效白诗,使日本诗风为之一变。而当时著名的诗人菅原道真,诗家称“其诗近白乐天”。《路遇白头翁》正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而且这首诗,在日本汉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第一首以诗歌揭露时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与《怀风藻》一类的从驾宴游诗迥然不同。无论在题材上,或是在艺术上,都可以看到作者受到白居易的《卖炭翁》与《新丰折臂翁》一类讽喻诗的强烈影响。
菅原道真生于世代学者之家,父亲是菅原是善,祖父与父亲都曾经是文章博士、为朝廷的名士。道真幼时师从于当时的一流学者都良香,家里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儒学者,十一岁的时候就能作出“月夜に梅花を見る(月夜見梅花)”这样的诗句,充分显现出了诗歌方面的才华。后来师从父亲的弟子岛田忠臣,十八岁的时候,成为文章生。这一时期道真的才华就被世人所熟知,经常被委托写上表上奏文,祈祷文等等。道真自己经常吟咏回味的诗有如下两句“朋友と接しても言葉や笑顔を絶ち(朋交絶言笑),妻子と親しみ習う事を廃した(妻子廃親習)”,可以看出这时期他一味地沉浸在研究学问中的踏实的学者形象,不爱社交,由此可以理解为这也是他后来受到藤原氏和学者同僚们嫉妒的主要原因之一。
870年道真通过方略考试,一路升迁。三十三岁时兼任家传要职文章博士,司职文官的任用和朝廷仪式。道真这才正式的踏入了先祖们的事业领域,同时也被卷入学阀官僚的斗争中去了。当时朝中的学问家除了菅家外,还有司管文章院东曹的大江家、硕学都良香、三善清行、藤原佐世等人。这些人既是文友、同事,也是竞争对手,仇视反目、中伤诬陷便是寻常之事。他在《博士难》里叹道:“南面才三日,耳闻诽谤声。……无才先舍者,谗口诉虚名。”当时天皇为了牵制当道的外戚藤原氏,而重用道真。894年被任命为遣唐大使、但在道真的建议下废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当时中土内乱,907年唐朝灭亡)。继位后的醍醐天皇继续重用道真,权势之大可与藤原时平比肩。处在政治上得意时期的道真写下了《重阳后朝同赋秋雁橹声来应制》:“碧纱窗下橹声幽,闻说萧萧旅雁秋。高计云晴寒叫阵,乍逢潮急晓行舟。沙庭感误松江宿,月砌惊疑镜水游。追惜重阳闲说出,宫人怪问是渔讴。”期间他还编著了《新撰万叶集》,主编完成了《类聚国史》。道真在这段时间里完成很多诗歌和经史典籍,很高的地位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也消耗他不少的精力。
在醍醐天皇即位后道真一直晋升,但对于道真掌权感到威胁的藤原氏开始有所行动,以及中下层贵族中对道真的政治改革感到不安者结合谋图对付菅原道真。901年,他被诬告意图帮助齐世亲王簒夺皇位因而获罪,被贬为大宰权帅,流放至九州太宰府(是为昌泰之变)。道真在太宰府的晚年是很凄惨的。他将谪居时的诗作整理成《菅家后集》,托付给弟子中纳言纪长谷雄。翌年便溘然长逝了。他在绝命诗《谪居春雪》中自比苏武和太子丹,至死也没放弃返京的祈盼:“盈城溢郭几梅花,犹是风光早岁华。雁足粘将疑系帛,乌头点著思归家”。
白居易生前曾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四类,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讽喻诗。当时日本人对白诗的摄取,主要集中在他的感伤诗、闲适诗方面,而菅原道真却不同,他吸收、借鉴最多的是白氏的讽喻诗。这可能由于两人都抱有兼济天下,造福百姓的志向,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官场斗争和谪居的经历大体相似。而道真的讽谕诗集中创作于两次贬谪时期。由此可见,人生经历的相似也是道真的讽喻诗受白诗影响的重要原因。
本文通过对两首描写民生的乐府诗的鉴赏,来对比分析了分属中日两国的两位诗人的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生涯,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政治和诗歌的融合与相互影响。从菅原道真不同时期诗歌创作可以感受到白居易对他的影响。我们看到了正义诗人的伟大政治理想与抱负,以及他们作为政治历史人物的文学才情,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历史上中日文化的交流和中国古代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