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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贸易失衡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格局中。对中国1998—2018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是导致该格局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异大，需要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贸易账户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分区域回归中，仅东部地区通过稳健性检验。为促进贸易平衡，建议贯彻试点宽松人口政策并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关键词：贸易账户;人口年龄结构;分区域回归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8-0114-03
引言
如今经济全球化深化，世界各国之间以货物和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已基本形成了利益交融的格局。然而，各国经济状况不同、资源禀赋有别，一国的国际收支并非永远持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服务与货物贸易顺差额高达6 161.5亿元人民币，占全年GDP的0.67%。在优势积累效应下，长期不平衡的全球贸易格局逐渐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为了避免贸易冲突，促进国际经贸往来的有序展开，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人口年龄角度解释贸易差额变动。
自1982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幼年人口占比开始急剧下降，即使是2014年人口政策从紧缩化转向了宽松化方向，2018年幼年抚养比依旧跌落为25.11%。而根据联合国标准，中国已于2002年跨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达到了15.34%。
作为一切力量产生的源泉，“人”可以决定诸如储蓄率、消费率、人力资源等重要经济变量。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决定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切入，在本文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评述，在第三部分探讨理论基础和模型设定，在第四部分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在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认为，一国储蓄可以通过投资转化为产出，用于提高现有人口和新增人口的人均资本拥有量。Coale和Hoover（1958）[1]不局限于人口与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首次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解释经常账户变动，认为二战结束后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国内消费率提高，储蓄减少，可用于投资的国内资金减少，一国不得不通过外部资本流入增加以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形成了一国的经常账户逆差。Williamson和Taylor（1994）[2]对19世纪末美国、加拿大等部分新世界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证实拥有高比例幼年人口的国家储蓄率更低，更易产生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Higgins和Williamson（1999）[3]、Higgins（1998）[4]使用10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达3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了老年抚养比越高，经常账户负向失衡越严重。Kim和Lee（2008）[5]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东亚十国1981—2003年的数据，验证了老年人口结构和经常账户之间存在的显著负向关联。Domeij和Floden（2006）[6]对1979—2001年G-7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国从2003年（王仁言，2003）[7]开始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汪伟（2012）[8]构建开放三期模型并带入中国1993—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后发现，幼年抚养比的下降会导致经常账户盈余，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常账户赤字。李明（2013）[9]首先对全球100余个国家的静态和动态面板进行了分析，又进一步对中国1990—2011年人口结构和经常账户进行了实证检验，两个回归结果均证实了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越高，经常项目越容易恶化的结论。康健（2018）[10]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4—2015年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的加深将会抑制中国进出口的规模，而通过提高生产率可以抵消部分恶化作用。田小文和李军波（2017）[11]对1997—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数据检验后发现，东部地区的老龄化更为严重，总抚养比对经常账户顺差的削弱力度比中西部更强。
但是纵观学者们的前期丰富的成果，作者依旧发现了研究的空白点。如：一是前人对此的研究多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数据，而在近二十年，我国社会老龄化加速，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几年前的结论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有限;二是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之间经济水平差距大、开放程度相同，全国范围的回归结果难以显示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三是近十年跨境电商对我国的进口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其理论研究成果丰富，实证研究稀缺。因此，为了填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国199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集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并在此基礎上进行分区域回归和加入跨境电商虚拟变量的回归，以此来更好地反映我国实际情况。
二、理论基础及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
Modigliani和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一个人从降生直至死亡，其消费和储蓄遵循一定的规律：幼年时期的收入为零，支出源于上代积蓄;青年时期属于劳动人口，工作后的收入用于日常开销、抚养下一代、储蓄等;老年时期的收入再度降为零，支出源于青年时期的存款。与此同时，人口红利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越充沛，国内产出越多，一国抚养儿童、赡养老人的压力越小，储蓄率将会提高，资本积累转化率也随之提高，一国产出大幅增加，进出口贸易活跃。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幼年和老年人口占比的多寡将会影响一国的抚育成本，进而影响该国的储蓄率和消费率，从而最终影响其进出口贸易格局。因此本文将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探究中国贸易顺差背后的成因： 被解釋变量为各省份的贸易差额，核心解释变量为人口年龄结构，式中各变量的含义见表1，ui代表个体效应，？着it代表随机扰动项，i代表地域，t代表时间。
（二）变量和数据选取
本次实证分析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8—2018年，剔除残缺数据后得到30个省市区的强平衡面板数据。本文的完全样本数量为630个。除汇率来源于世界银行外，其余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表1为变量含义、处理方法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下页表2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比较第（1）列至第（3）列的结果发现，贸易账户均随幼年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而倾向赤字，幼年抚养比对贸易账户的负向作用显著弱于老年抚养比。而第（4）列对总抚养比的结果显示，总抚养比每增加1%，贸易账户将减少27.53亿美元。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期的理论分析和假设一致，抚育人口比例越高。一方面，高昂的抚养成本致使社会总储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促使企业转型升级，投资需求增加。总而言之，幼年和老年抚养比的负向作用叠加，共同导致贸易账户恶化。
其他控制变量中，存款利率对贸易账户的影响显著为正。根据货币乘数效应，存款利率越高，对居民存款的正向激励作用越大，银行放贷的可用资金越多，每单位货币的产出越高。此外，人民币直接汇率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这同样与汇率理论相符，人民币本币越值钱，越有助于进口贸易的发生，不利于出口贸易的发生。教育投资对贸易账户呈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对教育行业投入的资金越多，劳动力素质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国内产出，促进出口，其极高的投入产出比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经济越发达，社会消费零售额越高，国民消费潜力越大，社会对国内外产品的需求越大，对进出口贸易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存在巨大差异，简单的面板数据回归难以评估不同地域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账户的影响，本文以中国经济带划分为依据，①进行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区域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东西部地区，幼年抚养比对贸易账户的影响显著为负，中部地区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东中西部地区的老年抚养比均会对贸易账户产生负向影响，只是中西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除此以外，考虑到2006年兴起的跨境电商平台为中国带来的消费变革，本文纳入跨境电商为虚拟变量，评估2009年、2012年、2015年的跨境电商的影响。结果显示，幼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完全一致，仅数值上有着微弱差别，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类似的，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符号上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跨境电商的出现削弱了老年抚养比的负向作用。同时，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年份的推移，跨境电商对贸易账户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可以推测最后跨境电商对贸易账户将保持稳定的负向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众所周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是“双顺差”的根源之一，而贸易账户盈余是导致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追根溯源，贸易盈余的重要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差额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符合，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越高，贸易账户越倾向于逆差。分区域回归结果中，仅东部地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而加跨境电商虚拟变量后，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依旧显著，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保持不变，于是本文得出了以下的政策建议。首先，重点地区优先试点，放宽生育门槛，释放生育潜能;其次，重视教育作用，提高机器替代水平，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最后，监管行业秩序，合理利用优惠措施，鼓励跨境电商平台发展。
众所周知，人口结构是一个长期缓慢变动的过程，本文截取的时间维度仅是人口结构变动进程中的一小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结论的时效性。若是能获取过去几十年来的历史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相信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将会更加有参考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Coale A.，Hoover E.M.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58.
[2] Williamson T.J.G.Capital Flows to the New World as a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2）：348-371.
[3] Higgins M.，Williamson J.G.Asian demography and foreign capital dependence[J].Nber Working Papers，1999.
[4] Higgins M.Demography，National Savings，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8，（2）：343-369.
[5] Kim S，Lee J W.Demographic changes，saving，and current account：An analysis based on a panel VAR model[J].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8，（20）：236-256.
[6] Domeij D.，Flodén M.Population Ag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6，（3）：1013-1032. [7] 王仁言.人口年龄结构、贸易差额与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J].世界经济，2003，（9）：5-11+82.
[8] 汪伟.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贸易顺差：理论与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2，（8）：27-38.
[9] 李明.人口结构变迁与经常账目失衡[J].南方经济，2013，（11）：1-16.
[10] 康健.人口老龄化、巴萨效应与中国贸易顺差[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8.
[11] 田小文，李军波.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背后的人口结构效应[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04-109.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Changes o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8
JIANG Xing-yan，ZHOU Min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 trade imbalances，after conducting a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18，the reasons behind my country’s long-term trade surplus are presented.Due to the large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divide 30 provinces into the east，middle and west for empirical test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youth dependency ratio and the old dependency ratio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rade account.In the regional regression，only the eastern region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In order to promote trade balance，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the pilot loose population policy and promote the education.
Key words：trade account;age structure;regional regression
[責任编辑 晓 群]
关键词：贸易账户;人口年龄结构;分区域回归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8-0114-03
引言
如今经济全球化深化，世界各国之间以货物和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已基本形成了利益交融的格局。然而，各国经济状况不同、资源禀赋有别，一国的国际收支并非永远持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服务与货物贸易顺差额高达6 161.5亿元人民币，占全年GDP的0.67%。在优势积累效应下，长期不平衡的全球贸易格局逐渐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为了避免贸易冲突，促进国际经贸往来的有序展开，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人口年龄角度解释贸易差额变动。
自1982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幼年人口占比开始急剧下降，即使是2014年人口政策从紧缩化转向了宽松化方向，2018年幼年抚养比依旧跌落为25.11%。而根据联合国标准，中国已于2002年跨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达到了15.34%。
作为一切力量产生的源泉，“人”可以决定诸如储蓄率、消费率、人力资源等重要经济变量。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决定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切入，在本文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评述，在第三部分探讨理论基础和模型设定，在第四部分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在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认为，一国储蓄可以通过投资转化为产出，用于提高现有人口和新增人口的人均资本拥有量。Coale和Hoover（1958）[1]不局限于人口与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首次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解释经常账户变动，认为二战结束后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国内消费率提高，储蓄减少，可用于投资的国内资金减少，一国不得不通过外部资本流入增加以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形成了一国的经常账户逆差。Williamson和Taylor（1994）[2]对19世纪末美国、加拿大等部分新世界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证实拥有高比例幼年人口的国家储蓄率更低，更易产生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Higgins和Williamson（1999）[3]、Higgins（1998）[4]使用10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达3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了老年抚养比越高，经常账户负向失衡越严重。Kim和Lee（2008）[5]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东亚十国1981—2003年的数据，验证了老年人口结构和经常账户之间存在的显著负向关联。Domeij和Floden（2006）[6]对1979—2001年G-7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国从2003年（王仁言，2003）[7]开始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汪伟（2012）[8]构建开放三期模型并带入中国1993—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后发现，幼年抚养比的下降会导致经常账户盈余，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常账户赤字。李明（2013）[9]首先对全球100余个国家的静态和动态面板进行了分析，又进一步对中国1990—2011年人口结构和经常账户进行了实证检验，两个回归结果均证实了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越高，经常项目越容易恶化的结论。康健（2018）[10]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4—2015年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的加深将会抑制中国进出口的规模，而通过提高生产率可以抵消部分恶化作用。田小文和李军波（2017）[11]对1997—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数据检验后发现，东部地区的老龄化更为严重，总抚养比对经常账户顺差的削弱力度比中西部更强。
但是纵观学者们的前期丰富的成果，作者依旧发现了研究的空白点。如：一是前人对此的研究多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数据，而在近二十年，我国社会老龄化加速，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几年前的结论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有限;二是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之间经济水平差距大、开放程度相同，全国范围的回归结果难以显示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三是近十年跨境电商对我国的进口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其理论研究成果丰富，实证研究稀缺。因此，为了填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国199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集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并在此基礎上进行分区域回归和加入跨境电商虚拟变量的回归，以此来更好地反映我国实际情况。
二、理论基础及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
Modigliani和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一个人从降生直至死亡，其消费和储蓄遵循一定的规律：幼年时期的收入为零，支出源于上代积蓄;青年时期属于劳动人口，工作后的收入用于日常开销、抚养下一代、储蓄等;老年时期的收入再度降为零，支出源于青年时期的存款。与此同时，人口红利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越充沛，国内产出越多，一国抚养儿童、赡养老人的压力越小，储蓄率将会提高，资本积累转化率也随之提高，一国产出大幅增加，进出口贸易活跃。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幼年和老年人口占比的多寡将会影响一国的抚育成本，进而影响该国的储蓄率和消费率，从而最终影响其进出口贸易格局。因此本文将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探究中国贸易顺差背后的成因： 被解釋变量为各省份的贸易差额，核心解释变量为人口年龄结构，式中各变量的含义见表1，ui代表个体效应，？着it代表随机扰动项，i代表地域，t代表时间。
（二）变量和数据选取
本次实证分析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8—2018年，剔除残缺数据后得到30个省市区的强平衡面板数据。本文的完全样本数量为630个。除汇率来源于世界银行外，其余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表1为变量含义、处理方法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下页表2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比较第（1）列至第（3）列的结果发现，贸易账户均随幼年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而倾向赤字，幼年抚养比对贸易账户的负向作用显著弱于老年抚养比。而第（4）列对总抚养比的结果显示，总抚养比每增加1%，贸易账户将减少27.53亿美元。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期的理论分析和假设一致，抚育人口比例越高。一方面，高昂的抚养成本致使社会总储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促使企业转型升级，投资需求增加。总而言之，幼年和老年抚养比的负向作用叠加，共同导致贸易账户恶化。
其他控制变量中，存款利率对贸易账户的影响显著为正。根据货币乘数效应，存款利率越高，对居民存款的正向激励作用越大，银行放贷的可用资金越多，每单位货币的产出越高。此外，人民币直接汇率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这同样与汇率理论相符，人民币本币越值钱，越有助于进口贸易的发生，不利于出口贸易的发生。教育投资对贸易账户呈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对教育行业投入的资金越多，劳动力素质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国内产出，促进出口，其极高的投入产出比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经济越发达，社会消费零售额越高，国民消费潜力越大，社会对国内外产品的需求越大，对进出口贸易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存在巨大差异，简单的面板数据回归难以评估不同地域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账户的影响，本文以中国经济带划分为依据，①进行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区域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东西部地区，幼年抚养比对贸易账户的影响显著为负，中部地区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东中西部地区的老年抚养比均会对贸易账户产生负向影响，只是中西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除此以外，考虑到2006年兴起的跨境电商平台为中国带来的消费变革，本文纳入跨境电商为虚拟变量，评估2009年、2012年、2015年的跨境电商的影响。结果显示，幼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完全一致，仅数值上有着微弱差别，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类似的，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符号上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跨境电商的出现削弱了老年抚养比的负向作用。同时，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年份的推移，跨境电商对贸易账户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可以推测最后跨境电商对贸易账户将保持稳定的负向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众所周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是“双顺差”的根源之一，而贸易账户盈余是导致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追根溯源，贸易盈余的重要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差额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符合，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越高，贸易账户越倾向于逆差。分区域回归结果中，仅东部地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而加跨境电商虚拟变量后，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依旧显著，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保持不变，于是本文得出了以下的政策建议。首先，重点地区优先试点，放宽生育门槛，释放生育潜能;其次，重视教育作用，提高机器替代水平，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最后，监管行业秩序，合理利用优惠措施，鼓励跨境电商平台发展。
众所周知，人口结构是一个长期缓慢变动的过程，本文截取的时间维度仅是人口结构变动进程中的一小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结论的时效性。若是能获取过去几十年来的历史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相信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将会更加有参考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Coale A.，Hoover E.M.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58.
[2] Williamson T.J.G.Capital Flows to the New World as a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2）：348-371.
[3] Higgins M.，Williamson J.G.Asian demography and foreign capital dependence[J].Nber Working Papers，1999.
[4] Higgins M.Demography，National Savings，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8，（2）：343-369.
[5] Kim S，Lee J W.Demographic changes，saving，and current account：An analysis based on a panel VAR model[J].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8，（20）：236-256.
[6] Domeij D.，Flodén M.Population Ag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6，（3）：1013-1032. [7] 王仁言.人口年龄结构、贸易差额与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J].世界经济，2003，（9）：5-11+82.
[8] 汪伟.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贸易顺差：理论与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2，（8）：27-38.
[9] 李明.人口结构变迁与经常账目失衡[J].南方经济，2013，（11）：1-16.
[10] 康健.人口老龄化、巴萨效应与中国贸易顺差[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8.
[11] 田小文，李军波.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背后的人口结构效应[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04-109.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Changes o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8
JIANG Xing-yan，ZHOU Min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 trade imbalances，after conducting a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18，the reasons behind my country’s long-term trade surplus are presented.Due to the large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divide 30 provinces into the east，middle and west for empirical test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youth dependency ratio and the old dependency ratio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rade account.In the regional regression，only the eastern region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In order to promote trade balance，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the pilot loose population policy and promote the education.
Key words：trade account;age structure;regional regression
[責任编辑 晓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