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的商业嗅觉、高效的出版能力，一个个畅销传奇由黄隽青缔造书写，而他和那些知名作者的故事也仍在继续。
　　“民营书业一直是冬天。”黄隽青深知其中不易，却还是在2000年从体制内离开，投身中国民营书业，成为了在书业市场浪潮里浮沉的一分子。
　　13年过去，黄隽青的变化似乎并不大—在北京的办公室，他点燃一根烟，细述自己做书的历程。他的着装很朴素，大概还隐约保留着当年体制内生活的烙印。
　　做书的成就感，在他看来和做其他工作并无太大区别。但做书带来的欣喜，他如今还能体会到—虽然这个快乐现在已经少了一些。“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你通过自己的想象力，物色到很好的作者，然后和他们探讨提纲、等他们完稿，再通过编辑加工策划推向市场，这首先就是一种欣喜。你脑袋里想的东西，变成了具象的一个物体。先不说销量，当你拿到那本你等了很久的书，心里就都是欣喜。”
　　去年，黄隽青的博集天卷同时推出了两本畅销排行榜上的热门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乖，摸摸头》，写这两本书的张嘉佳和大冰，也成为了去年最热门的作者。“张嘉佳是十年来一直在写作的人，这本书的诞生是一个十年积累爆发的点。而大冰是主持人，会画画也唱民谣。他的故事很多，也有表达的冲动。”
　　黄隽青坦言，张嘉佳和大冰这两本书，编辑从文本上并没有做什么修改。只是在故事的篇幅上有所建议。大冰的故事本来有20个，编辑们建议将其中12个风格、调性比较统一的故事放到一起来出书。张嘉佳的故事则保留了33个，“人家已经完成了，我们无非是筛选”。
　　当然，也有很多畅销书是编辑花了很大心力的。就像《杜拉拉升职记》，这本书原本只是作者在网上发的一个小心得，黄隽青和团队看了之后建议写成故事，聊职场的成长和正面激励。
　　黄隽青很用心维护着和作者的交情，但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是常有发生。“新作者相对弱势，成名作者都是爷。”说起彼此的合作，黄隽青坦言，大众的固有印象都认为，作者都被出版商吃得死死的，但事实上作者一旦达到一定高度，就是香饽饽了。名家可选择的出版商太多了，出版商这时候就反而成了弱势。
　　“说句实在话，销量在四五十万册的成名作者，放在不同平台做，从长远看会有差别，但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区别不是特别大。所以现在很多作者对编辑和出版社并没有太深情感可言，即便是长期合作的作者，要是另一家出版商签他的价钱比我们高出很多，他说不定也是要离开我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情感是有个维度的，这个时候就只能是个生意。”
　　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黄隽青和朋友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他说都是职责所在，以至于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作家朋友邀请我去大理玩。这一年里他的房子都装修好了，我还是没能去成。”
　　


　　理想主义者的妥协
　　2000年，已经位及中国外文局今日中国出版社副社长的黄隽青选择离开体制，并于两年后创办了博集天卷。
　　他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稀里糊涂的就被分配到了出版社工作。“对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来说，在走上社会之后，在学校学习的专业只能给予文化素养和知识的帮助，并没有基本的技能。”
　　黄隽青指着一旁的摄影师说：“摄影就是个技能，哪怕电工，也是个技能。但我们没有什么技能，我们学习的文化知识肯定要附着在一个具体的行业上面，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大学毕业能到出版社工作，还是挺幸运的。慢慢地，也就觉得挺喜欢这一行。”
　　刚开始做书的时候，看到一本书从自己手下诞生，黄隽青如同看到孩子出生一般欣喜—尤其是发现自己做的东西在市场上还能换来钱，这个欣喜就更大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越来越大，黄隽青少了亲自动手去做书的机会。虽然不做书，但这种欣喜依然还在。“我看到很多年轻编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一本书做出来，还卖了个一百万册—这个欣喜的程度，就和我十几二十年前亲手做书的感觉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我是老板，而是因为他们跟我当年一样拼。”
　　自从踏入出版行业以来，黄隽青对于做书保有一种纯正的理想。随着年龄增大、知识结构的变化，许多在黄隽青看来有价值的东西，在市场环境中却被轻视甚至忽略。每当遇上这样的情况，他都会感到纠结和失落。但他也逐渐学会妥协，“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那你肯定无法在市场上立足”。
　　不久前，一个朋友推荐黄隽青去看了一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说的是一个不会妥协的民族要进行改革有多困难。他认可一位同行朋友说的话，“抗争是性感的、是英雄主义的，但是妥协不迷人，也不性感。从历史的进程和对人的影响来说，英雄主义式的抗争导致的结果，未必是我们想要的。”
　　黄隽青承认，学会妥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妥协不是无边际，无底线的。有些原则还是要有的。”黄隽青说，自己公司做的书，可能有50%都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希望能做更有深度、更有质量的书，但大众的阅读品味一直在变，要跟上潮流，只能做很多妥协。
　　“我们的底线是不能对社会、对人的道德和情操是毁灭性的、祸害的。凶杀、暴力、情欲，都是能刺激阅读的方式，但不能过底线。这就是我们的妥协，是我们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矛盾时的一种判断吧。”
　　成名还得文本好
　　黄隽青认为，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写作者要成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看好的作者，未必都能成名。有太多作者一开始的销量只有一两万册，一眨眼就变成了几十万册销量。”
　　但他也承认，不管是哪一类的书，归根到底还得看文本的力量。“哪怕写的是鸡汤，也要写得像那么回事。你文本不好，靠着知名度和推广，也只能是从五万销量窜到十万而已，没法更进一步。但文本好的，像张嘉佳，他的书就一直在排行榜第一的位置上。”
　　身在出版、文化圈二十多年，黄隽青和很多作者成了好友。“和苏童、叶兆言认识有二十年了。和蔡骏也很熟，我们还帮他策划了很多作品。”
　　前不久，大冰还跟黄隽青抗议，为什么把他的书放在虚构类别里。他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应该放在非虚构类。“那天晚上，大冰在北京，还特地把《乖，摸摸头》里的女孩叫来，跟我见了面。”黄隽青回忆说。
　　在黄隽青看来，内地作者习惯随性，台湾作者则喜欢按规则做事，交往中比较细致。黄隽青用“可爱、贴心”来形容蔡康永。“他是个挺有意思的作者，同时是个非常聪明、细致的人，很懂得人情练达。”除了写书、主持，蔡康永还有自己的服装品牌。有一年，公司出版冯仑的《理想丰满》，请蔡康永和冯仑做了个对谈，蔡康永很细心地叫经纪人问了黄隽青和冯仑的尺寸，送来了自家品牌的衬衫，还亲自精心挑选了适合对方的颜色。后来，公司又做了褚时健的书，蔡康永也不忘托人给黄隽青送了一整箱的褚橙，“真的是个非常贴心的人。”黄隽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