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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翻译思想“化境”说是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钱钟书所处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入手，分析其 “化境”说产生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化境” 时代背景 翻译 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学术大师，他在译学方面的论述，作为其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译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钱钟书标举的“化境”说集其翻译思想之大成，是中国传统译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翻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任何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整个国家在那一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正如奈达所说：“历史的发展有助于不同的翻译原则和标准的探讨。”所以研究钱钟书的“化境”说，也应该在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新中国的成立，国内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钱钟书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学术经历，以及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变、国外阐释学和现象学的兴起和发展都发生在那一时期。
一国内环境
1翻译实践发展的要求
王克非认为，“翻译活动包括关于翻译的论述，带有功利的色彩，受到时代亦即当时民族文化的制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包括钱氏理论在内的所有翻译理论的提出，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文学翻译迅猛发展的需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我国当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序幕。从此，我国的翻译文学也进入了崭新的时期。“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1951）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1954）相继成功召开之后，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本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步入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大量的译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且范围广范、种类繁多。但遗憾的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被译成汉语的主要是一些进步的革命性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仅有屈指可数的数十部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在1957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仅仅有不超过十部被翻译成汉语的经典作品是来自于英国、法国和美国。这就导致了翻译的质量和数量不平衡的状况。不久，由于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除了那些世界著名的作家外，其他苏联作家的作品很少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果有，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翻译作品的重心从苏联转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这样，我国的翻译文学事业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使许多作家和文学翻译家进一步研究翻译理论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挫伤了。大规模翻译和出版外国名著的计划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资金困难和文学政策的影响也化为了泡影。结果是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经历了一场十分严重的挫折，以至于这一阶段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史上最低潮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凭借一名作家和学者的高度责任感，又一次投身于翻译问题的研究中，为中国翻译界提供理论指导，希望能有助于文学翻译事业的复苏。
2翻译理论研究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翻译研究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1950-1966），这一阶段讨论的问题还是主要集中在一些老问题上，例如翻译的标准、翻译的风格、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严复的三字理论又一次成为热烈讨论的焦点。一些人坚持“信达雅”这一原则，例如郭沫若（1954）认为严复的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其他人认为“信”是唯一的翻译主张。只有几个人试图对“雅”提出新的解释（马恩列斯编译局校审室），而其他人认为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钱钟书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和严谨的学者，也毫无例外地加入到这场热烈的讨论中。他的“化境”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别于传统理论，“化境”说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研究在深层次上的超越，在翻译界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钱钟书早在24岁的时候就发表过一篇英文文章评论严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而且他在这篇文章中的基本思想在后来的巅峰之作《管锥编》中也没有改变过。从这点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刘靖之所说的:“在过去八十年里，我国的翻译理论始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达到翻译上的‘化境’”。
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号召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把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这就使关于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的讨论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苏联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观点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道罗夫的“等值论”（Adequacy Theory）。根据费道罗夫的说法，“翻译的等值性就是表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在修辞作用上与原文的完全一致”。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欧洲各国语言的共性和异性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但它并不适用于中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因而这种理论在中国很快就消失了。理论上讲，钱钟书提出的“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这一论断否定了“等值”的可能性。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的许多学者支持文艺学派的观点，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傅雷和钱钟书。“神似”这个词来源于绘画，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传统观点。傅雷把它应用到文学的翻译中（1951年和1963年），并以此为标准翻译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把文学翻译从单一的字词或句子转换过渡到艺术形象和概念的传递。钱钟书作为傅雷的知己，一直跟他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关于翻译方面的问题。1949年，钱钟书一家搬到北京以后，钱和夫人杨绛忙于各自的翻译任务，但钱和傅从来没有错过任何可以互相切磋翻译经验的机会。钱钟书夫妇在1963年拜访了傅雷全家，他们在讨论翻译的难点问题上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钱的“化境”说也可以看成是对傅雷“神似”说的回应。
3钱钟书翻译实践的结晶
在1949年以前，钱钟书一直在两条并行的道路上前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但后来他集中精力在理论研究上，潜心于阅读，一方面是为了加深对人类文明的了解，另一方面是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他也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主要是和一名外国专家负责译文的修订。6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毛泽东诗词翻译委员会的委员，和叶君健一起负责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同时他也亲自修订和翻译了外国文学理论家和西欧、北美作家的一些作品。发表了两个翻译作品：海涅的长篇《精装本〈堂吉诃德〉引言》和德·桑克梯斯的“三论”。所有这些翻译活动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也为他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的坚实基础。另外，1962年和1964年间他发表了三篇重要的文章：《通感》（1962）、《读〈拉奥孔〉》（1962）、《林纾的翻译》（1964）。这些论文以一条主线相互关联，即中西方语言和文艺美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探讨了翻译和文学交流方面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化境”。
二国外环境
钱钟书以博学强记闻名于世，其学术研究横跨中西，纵贯古今，会通文史哲。大师对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了解程度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正是钱钟书对西方哲学的涉猎使得其学术思想中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底蕴（蓝红军、穆雷，2009：12）。
1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导致了现代语言学的诞生，现代语言学又为译者和翻译理论家从事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正如张美芳所说：“毫无疑问，语言学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理论与研究模式，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前景。”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本身的规律和研究语言如何作为传意的载体的学科。因此，它应该能为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很多帮助，当然也能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功能（Baker，2000）。约翰·卡特福德（J.C.Catford）是现代翻译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他那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中，他以这样一段话作为书的开头：
“翻译是对语言的手术：是用一种语言文本替换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那么任何翻译理论一定是来源于语言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上文提到的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是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的一个代表性理论。1964年，尤金·奈达又提出了“动态对等”这一翻译理论。虽然钱钟书属于翻译中的文学或艺术派，但他的翻译理论是以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对翻译的训诂和汉字的解释，以及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为基础的。而且，他提出在语言上译文能够胜过原文的观点同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2现代阐释学和现象学的崛起
除了休谟哲学之外,对钱钟书翻译思想乃至整个学术思想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西方阐释学。阐释学（hermeneutik）是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在文学上有研究表明，钱钟书对阐释学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理论十分熟悉。另一方面，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另一门当时十分盛行的学科。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的意思就是让显示自己的东西自身可见，即从自身显示自己，让正在谈论的在者从隐蔽中显示出来，成为可以发现的无蔽之物，以这个目的为依归的研究就是现象学。因此，“走向事物本身”可以说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的根本原理。钱钟书的现象学研究不是仅仅罗列现象，更多的是要进行现象的重构，以寻求中西文化现象中共同的规律性的存在。钱钟书以他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具体现象的阐释，把中国传统的汉字训诂和西方的阐释学结合起来。例如，在《林纾的翻译》中，他鞭辟入里地道出汉字的“虚函数意”（manifold meaning）：“化”、“讹”、“诱”，在详细分析了林纾的翻译这个典型现象后，他提出“化”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
本文对“化境”说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相对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但是钱钟书渊博的学术造诣非一般人能力所及，而且作者手头的文献匮乏，知识面较窄，可能只分析了“化境”说这一理论的冰山一角。“化境”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探索翻译的理想王国，指引他们沿着文学翻译的正确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Baker,Mona.In Other Words: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4.
[2] 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155.
[3]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4] 范守义：《走向科学：回顾与展望——中国的翻译研究（1950-1992）》，《中国翻译》，1993年第1期。
[5] 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6] 孔庆茂：《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7] 杨建民、叶君健：《钱钟书主译毛泽东诗词》，《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4期。
[8]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 张美芳：《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 蓝红军、穆雷：《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西方哲学基础》，《中国翻译》，200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张丽萍，女，1978—，黑龙江五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写作，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于泳，男，1980—，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关键词：“化境” 时代背景 翻译 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学术大师，他在译学方面的论述，作为其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译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钱钟书标举的“化境”说集其翻译思想之大成，是中国传统译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翻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任何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整个国家在那一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正如奈达所说：“历史的发展有助于不同的翻译原则和标准的探讨。”所以研究钱钟书的“化境”说，也应该在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新中国的成立，国内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钱钟书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学术经历，以及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变、国外阐释学和现象学的兴起和发展都发生在那一时期。
一国内环境
1翻译实践发展的要求
王克非认为，“翻译活动包括关于翻译的论述，带有功利的色彩，受到时代亦即当时民族文化的制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包括钱氏理论在内的所有翻译理论的提出，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文学翻译迅猛发展的需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我国当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序幕。从此，我国的翻译文学也进入了崭新的时期。“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1951）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1954）相继成功召开之后，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本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步入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大量的译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且范围广范、种类繁多。但遗憾的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被译成汉语的主要是一些进步的革命性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仅有屈指可数的数十部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在1957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仅仅有不超过十部被翻译成汉语的经典作品是来自于英国、法国和美国。这就导致了翻译的质量和数量不平衡的状况。不久，由于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除了那些世界著名的作家外，其他苏联作家的作品很少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果有，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翻译作品的重心从苏联转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这样，我国的翻译文学事业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使许多作家和文学翻译家进一步研究翻译理论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挫伤了。大规模翻译和出版外国名著的计划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资金困难和文学政策的影响也化为了泡影。结果是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经历了一场十分严重的挫折，以至于这一阶段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史上最低潮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凭借一名作家和学者的高度责任感，又一次投身于翻译问题的研究中，为中国翻译界提供理论指导，希望能有助于文学翻译事业的复苏。
2翻译理论研究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翻译研究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1950-1966），这一阶段讨论的问题还是主要集中在一些老问题上，例如翻译的标准、翻译的风格、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严复的三字理论又一次成为热烈讨论的焦点。一些人坚持“信达雅”这一原则，例如郭沫若（1954）认为严复的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其他人认为“信”是唯一的翻译主张。只有几个人试图对“雅”提出新的解释（马恩列斯编译局校审室），而其他人认为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钱钟书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和严谨的学者，也毫无例外地加入到这场热烈的讨论中。他的“化境”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别于传统理论，“化境”说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研究在深层次上的超越，在翻译界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钱钟书早在24岁的时候就发表过一篇英文文章评论严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而且他在这篇文章中的基本思想在后来的巅峰之作《管锥编》中也没有改变过。从这点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刘靖之所说的:“在过去八十年里，我国的翻译理论始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达到翻译上的‘化境’”。
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号召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把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这就使关于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的讨论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苏联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观点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道罗夫的“等值论”（Adequacy Theory）。根据费道罗夫的说法，“翻译的等值性就是表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在修辞作用上与原文的完全一致”。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欧洲各国语言的共性和异性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但它并不适用于中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因而这种理论在中国很快就消失了。理论上讲，钱钟书提出的“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这一论断否定了“等值”的可能性。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的许多学者支持文艺学派的观点，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傅雷和钱钟书。“神似”这个词来源于绘画，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传统观点。傅雷把它应用到文学的翻译中（1951年和1963年），并以此为标准翻译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把文学翻译从单一的字词或句子转换过渡到艺术形象和概念的传递。钱钟书作为傅雷的知己，一直跟他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关于翻译方面的问题。1949年，钱钟书一家搬到北京以后，钱和夫人杨绛忙于各自的翻译任务，但钱和傅从来没有错过任何可以互相切磋翻译经验的机会。钱钟书夫妇在1963年拜访了傅雷全家，他们在讨论翻译的难点问题上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钱的“化境”说也可以看成是对傅雷“神似”说的回应。
3钱钟书翻译实践的结晶
在1949年以前，钱钟书一直在两条并行的道路上前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但后来他集中精力在理论研究上，潜心于阅读，一方面是为了加深对人类文明的了解，另一方面是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他也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主要是和一名外国专家负责译文的修订。6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毛泽东诗词翻译委员会的委员，和叶君健一起负责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同时他也亲自修订和翻译了外国文学理论家和西欧、北美作家的一些作品。发表了两个翻译作品：海涅的长篇《精装本〈堂吉诃德〉引言》和德·桑克梯斯的“三论”。所有这些翻译活动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也为他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的坚实基础。另外，1962年和1964年间他发表了三篇重要的文章：《通感》（1962）、《读〈拉奥孔〉》（1962）、《林纾的翻译》（1964）。这些论文以一条主线相互关联，即中西方语言和文艺美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探讨了翻译和文学交流方面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化境”。
二国外环境
钱钟书以博学强记闻名于世，其学术研究横跨中西，纵贯古今，会通文史哲。大师对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了解程度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正是钱钟书对西方哲学的涉猎使得其学术思想中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底蕴（蓝红军、穆雷，2009：12）。
1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导致了现代语言学的诞生，现代语言学又为译者和翻译理论家从事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正如张美芳所说：“毫无疑问，语言学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理论与研究模式，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前景。”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本身的规律和研究语言如何作为传意的载体的学科。因此，它应该能为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很多帮助，当然也能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功能（Baker，2000）。约翰·卡特福德（J.C.Catford）是现代翻译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他那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中，他以这样一段话作为书的开头：
“翻译是对语言的手术：是用一种语言文本替换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那么任何翻译理论一定是来源于语言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上文提到的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是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的一个代表性理论。1964年，尤金·奈达又提出了“动态对等”这一翻译理论。虽然钱钟书属于翻译中的文学或艺术派，但他的翻译理论是以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对翻译的训诂和汉字的解释，以及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为基础的。而且，他提出在语言上译文能够胜过原文的观点同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2现代阐释学和现象学的崛起
除了休谟哲学之外,对钱钟书翻译思想乃至整个学术思想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西方阐释学。阐释学（hermeneutik）是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在文学上有研究表明，钱钟书对阐释学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理论十分熟悉。另一方面，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另一门当时十分盛行的学科。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的意思就是让显示自己的东西自身可见，即从自身显示自己，让正在谈论的在者从隐蔽中显示出来，成为可以发现的无蔽之物，以这个目的为依归的研究就是现象学。因此，“走向事物本身”可以说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的根本原理。钱钟书的现象学研究不是仅仅罗列现象，更多的是要进行现象的重构，以寻求中西文化现象中共同的规律性的存在。钱钟书以他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具体现象的阐释，把中国传统的汉字训诂和西方的阐释学结合起来。例如，在《林纾的翻译》中，他鞭辟入里地道出汉字的“虚函数意”（manifold meaning）：“化”、“讹”、“诱”，在详细分析了林纾的翻译这个典型现象后，他提出“化”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
本文对“化境”说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相对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但是钱钟书渊博的学术造诣非一般人能力所及，而且作者手头的文献匮乏，知识面较窄，可能只分析了“化境”说这一理论的冰山一角。“化境”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探索翻译的理想王国，指引他们沿着文学翻译的正确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Baker,Mona.In Other Words: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4.
[2] 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155.
[3]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4] 范守义：《走向科学：回顾与展望——中国的翻译研究（1950-1992）》，《中国翻译》，1993年第1期。
[5] 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6] 孔庆茂：《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7] 杨建民、叶君健：《钱钟书主译毛泽东诗词》，《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4期。
[8]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 张美芳：《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 蓝红军、穆雷：《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西方哲学基础》，《中国翻译》，200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张丽萍，女，1978—，黑龙江五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写作，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于泳，男，1980—，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