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年，张允和与张兆和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这一年，允和18岁，兆和17岁，都是如花的年龄。1928年，上海的《新闻报》有一篇新闻《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介绍了中国公学的女子篮球队，队长是张兆和，张允和也是队员之一（允和自己后来回忆，自己只是替补队员）。张兆和人长得漂亮，功课好，热爱运动，在中国公学是女子运动全能第一名。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推行白色恐怖，但上海的学生运动并未停止。中国公学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学潮，校长何鲁被迫下台。董事会推举于右仁和蔡元培为校长，都遭到了学生的反对，理由是这二人道德学问虽佳，但兼职太多，没有空闲管理校务。最后，董事会推举刚从欧洲游历归来，在上海闲居的胡适为校长。胡适和中国公学颇有渊源。1906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开始外地求学之路，2年后他转入新公学，担任英文教员。1909年新公学一度解散，胡适也在上海过了一段浪荡生活，直到第二年他赴美留学。胡适执掌中国公学校长，可谓众望所归，他马上请来一些著名学者，其中就包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沈从文。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只读了小学，14岁就投身行伍，作为地方军阀的最低层，活跃于湖南、贵州和四川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的《晨报》《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当时北京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胡适。1928年，他来到中国公学任教，不过26岁。在学生眼中，他称不上是“尊敬的老师”，只是会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第一次见面，有说是在校长胡适的办公室，另有说法是在课堂。不管怎样，沈从文一见钟情，爱上了学生张兆和。
　　这一年，张兆和18岁，是中国公学校花级的人物，外号“黑牡丹”，大概和她的肤色略黑有关。给她写情书的人很多，尽管害羞，但她对来信并不像很多女孩那样一撕了之，而是一律保存，并分类编号。有一天，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张兆和没有回信，接着是第二封、第三封，信就写得很长了，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
　　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母亲是土家族，在男女之情上，这位刚出道的小说家有一种湘西人的执着和坦率。100多岁的周有光谈到此节，不由哈哈大笑：“沈从文脸皮好厚。”信写得太多、太长、太大胆，张兆和终于受不了。她到了校长胡适家，告诉校长，沈老师这样给学生写信可不好。没想到胡适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兆和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地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和张兆和的父亲张武龄关系极好。几年后，张充和考北大，国文满分，数学零分，又是国文系主任胡适拍板录取。后来，胡适还介绍张充和到中央日报做编辑工作。胡适撮合沈从文和张兆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沈从文的了解，“他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家”。 这段佳话会让人误以为当时的中国公学是男女恋爱的浪漫之地，其实，现实是很恶劣的。胡适对1927年后国民党推行的白色恐怖非常不满，在1928和1929年，他写了多篇文章批判国民党，其中尤其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最为猛烈。“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年轻人不能自觉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国民党方面，张振之、潘公展等人纷纷写文章反驳胡适，并将这些文章集印成册，冠题《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在1929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查禁了发表胡适文章的《新月》杂志。当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奉命对胡适发出“训令”，要对胡适“撤职惩处”：“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
　　胡适接到这份训令之后，将原件退还，并附了一封信给蒋梦麟，指出这份训令前后矛盾，意义含混，同时更正错别字两处、误称一处。胡适的应对，称得上潇洒，但在1930年初，迫于压力，他还是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到北大做教授去了。1930年，沈从文也离开中国公学，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张兆和继续留在中国公学念书，完成了大学学业。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感情，继续在信中体现，他这一时期的信件，后来大多收入《从文家书》，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白话情书的典范。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称尽管很多人都愿意做君王的奴隶，而他却只愿意做张兆和一人的奴隶。这些书信，一方面是表达相思，另一方面，此时也是沈从文写作技艺突飞猛进的阶段，写信大概也是他的创作需要。
　　193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约莫10点，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漆黑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告诉门房，自己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张家门房吉老头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张家做客。也许是太过紧张，他没敢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角，站在太阳下发愣。 　　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了，出来迎接的是二姐张允和。沈从文不知所措，吞吞吐吐说出三个字：“我走吧！”张允和让他留下地址，才知道他住在旅馆。张兆和中午回来，允和怪道：“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兆和不服气：“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在允和的劝说下，兆和答应去见沈从文，但是得知他住在旅馆，又犯难了。去旅馆，该怎么开口呢？允和又出主意：“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终于去了。
　　1969年，沈从文回忆两人旅馆相见的一幕：“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竟然把二姐的话，原封不动地背了一遍。就这样，沈从文进了张家的大门。那一年，这位大学青年教师在张家玩了一个暑假，主要是给兆和的几个弟弟讲故事。对小说家来说，讲故事是最拿手的事了。

　　1933年初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信中婉转表示，可以请二姐允和帮忙向其父母提亲。并且说，如果父母同意，请张兆和早点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开始是胡适，现在则是张允和成为正式的媒人。在儿女的婚事上，张武岭是很开明的人。长女嫁给顾传玠，因为顾是演员，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允和许配给周有光，在当时也不过是平常人家的孩子。对沈从文的求婚，张武岭也很快就表示了同意。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这样才能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在城外，而张家住在市中心。在人力车上，张允和一直在盘算电报文，最后灵感来了，决定只用一个字“允”。这既是发报人的落款，“允”是张允和名字中的一个字，同时，允也表示同意，意谓父母已经同意这桩婚事。她递上的电报文是这样的：“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除了收报人和地址外，只用一个字，真是省钱。回家后，允和难掩得意，而兆和则发愁了：万一沈从文看不懂呢？她决定自己再跑一趟，重新发一次电报，这次电报文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白话，甜蜜，而且还用了一个语气词“吧”，真是别开生面，不过电报员担心是什么密码，因为很少有人用白话发电报，更没人花钱发电报说喝酒这样的小事了。解释半天，终于放行。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婚后，每当两人处于分离状态，沈从文总是能写出动人的书信。“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类似这样的句子，已经成为经典情话。对沈从文来说，也许分离是爱情的最佳状态，那种独白可以抵达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婚后不久（1934），沈从文就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小说《边城》。人们发现，小说中湘西美丽纯洁的小姑娘翠翠，有着张兆和的影子;人们进而发现，此后沈从文所写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张兆和的影子。
　　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富家女和名作家的结合，生活仍然是艰难的。抗战时期，沈从文全家到昆明，他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书。名教授刘文典特别看不起沈从文，在他看来，沈从文利用师范学院的关系进入联大，且他的作品并非学术著作，而是“最拙劣的创作”。当沈从文晋职时，刘文典勃然大怒，他声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副教授，那我是什么？”一天，大家正往山上跑警报时，他注意到一个同事向同一方向逃跑（根据某人报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他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这是《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的一个片段，作者用这个细节来形容刘文典的狂狷，但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沈从文夫妇生活的艰难。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随大部队迁往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大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消夏，因为弟媳生病，张兆和匆匆返回城里照料。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轻年轻，每天为你写个信。”屈指算来，他们已经结婚15年了，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沈从文悄然进入了一场创作危机，他对自己的习作是否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感到严重的怀疑。但是即使是陷入思想和创作上的危机，沈从文仍可望从感情生活中获得救赎。“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的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的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合到一切人的行动和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在和儿子虎虎一起玩耍时，父子俩有一场有趣的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沈从文：“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太好。比不上。”

　　在沈从文开看，幸福生活和战争可以并列一起，都是影响自己创作的因素。即使是北京城内到颐和园这么近的距离，都让沈从文感到了一丝解放，或许相处的琐碎真的给他带来了压力。但是，这场危机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婚姻危机，而是个人与时代的矛盾，这种危机并不是写几封信就可以解脱的。最终，沈从文精神崩溃了。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碗煤油。”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院。沈从文慢慢康复，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从此就死去了，他转入文物研究，在未来的几十年，也就是他整个后半生，他都是作为文物研究者而存在。
　　1969年11月，沈从文即将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现在理东西。”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对沈从文来说，信始终是重要的存在，尤其是张兆和给他的信。最困难的时期，张兆和仍是他内心的支柱。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到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定居美国的张家四小姐张充和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沈先生去了，请写一副挽联，第二天追悼会要用。那天晚上，张充和怎么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下四句话：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字其人。”
　　北京的亲人们说，这挽联写得很好，因为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四句话的尾缀，正好可以连成“从文让人”，这不是沈从文一生的写照吗？晚年，张充和在美国对作家苏炜讲起写挽联的事，连说：“在写字的时候，我都没想过这些，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面，哎哟，真的是有鬼哟。”

　　（参考书目：张允和《最后的闺秀》，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周质平《光焰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