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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０03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值夜班，接到总编室主任谢国明的电话，说刚刚接到新华社播发的杨放之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消息称，杨放之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谢国明要我核对一下是否如此。
我放下电话，马上查阅了《新闻年鉴》，证实杨放之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新华社的消息存在可推敲之处，因为杨放之担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而不是后来的华北《人民日报》。从新闻史角度来说，华北《人民日报》才具有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性质。所以，新华社稿应在《人民日报》前加上“晋冀鲁豫”四个字，就准确了。
问题并没有结束，杨放之从何时担任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有什么样的影响？现有材料没有给出回答，对这位总编辑的经历，也缺乏文献资料。经历过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老同志，对杨放之的回忆也只是一些片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放之在战争岁月里担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一年，正是解放战争大转折的一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负责组建“临时新华总社”，建立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接替台，杨放之在此期间作出了重要贡献。需要说明的是，杨放之当时使用的名字是吴敏。
几番周折，我找到了杨放之的女儿杨学勤。她大力支持，提供了杨放之本人填写的履历和一些文献资料（包括他的著作、照片）。在此基础上，我又从人民日报社老同志处获取了对杨放之不同侧面的回忆，综合写成这篇文字，对杨放之（吴敏）的前半生就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同张闻天、王明、王稼祥等人共赴苏联学习
杨放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的一生波澜起伏。
1908年11月24日，杨放之出生在河南省济源县（今济源市）合河村一个地主家庭，先在村私塾上学，不久转入庙街蚕桑学校，后又到济源县第一高小读书。
1921年夏天，杨放之考入位于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这里，他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刊物，深受影响，积极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1925年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倾向革命的杨放之加入了国民党，属于左派阵营。他的老师和同学中有人加入了国民党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其中有一些人参加了河南青年学生赴苏联中山大学留学的选拔。还没有从附中毕业的17岁的杨放之也通过考试入选了。当时从河南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青年大约有10人，其中有刘少文、杜畏之、潘自力、强玲华、曾昭示、韩沅波等，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共的重要干部。
应该提及杨放之的父亲，他在杨放之远赴苏联学习的时候表示支持，特意写下四句话交给儿子：“未来不迎，物来顺应。当事不杂，事过不恋。”这四句话，杨放之铭记了一生。２０02年，女儿杨学勤到医院看望杨放之时，他把这四句话写给了女儿。
当年杨放之惜别家庭，万里赴苏联之际，他的家境在当地算是殷实的：有田120亩，大牲畜两头，雇有长工一人。但在杨放之看来，那个社会不合理，太黑暗，他要寻求真理，要使贫穷的祖国富强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他什么都愿意舍弃。
这些河南青年于1925年9月下旬从开封出发，到上海后停留数周，再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日本，于11月初抵达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同船前往苏联学习的还有张闻天、王明、沈泽民、王稼祥、张琴秋等，张国焘和李立三也同船前往苏联参加会议。
同船前往苏联的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姑娘黄励。她比杨放之大3岁，湖南益阳人，7岁丧父，靠母亲和姐姐洗衣服兼做鞭炮上了小学和中学，后来又在舅父资助下考入位于武昌的中华大学文科。1925年，在大学读书的黄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受命前往苏联学习。在波涛汹涌的航程中，杨放之和黄励渐渐熟悉了。
王稼祥介绍入党
这批中国青年约在1925年11月下旬来到中山大学。这时的杨放之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填写履历，都将1925年11月作为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12月，杨放之由刘少文介绍入团（当时称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由于在国内读的就是留学预科，外语是最重要的课程，加上本人努力，杨放之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就当上了为中国同学服务的翻译，并兼任经济地理教员。
1927年7月，还是在中山大学，杨放之由王稼祥介绍入党，随即担任党支部委员。
1928年4月到1929年8月，杨放之转入设在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任中国代表团翻译和邓中夏的秘书。杨放之在填写个人履历的时候，将杨尚昆列为证明人。
从1925年底到1929年8月，杨放之主要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的俄语更加娴熟。后来，他评价自己的外语能力时曾写道：“俄语有较强的听、说、读能力，可笔译文献资料。英语有一般的会话能力，并借助字典进行一般性的文字翻译。”在苏联的岁月中，杨放之、黄励的爱情成熟了，结为夫妻。
1929年9月，杨放之、黄励来到海参崴。杨放之任《太平洋工人》杂志主编，黄励任编辑，度过了他们婚后最平静的两年。
1931年7月，杨放之、黄励夫妇结束了在苏联6年的生活，于9月回到中国上海。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先在海员中开展反日救国活动，并联系纱场工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黄励任上海互济总会主任、党团书记，在纺织女工中开展工作。
1932年4月，担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的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被投入上海西牢。国民党当局没有查到杨放之的更多情况，将他判刑两年半，送往苏州反省院囚禁。
由于叛徒出卖，已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黄励于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女牢。她坚持信仰，不向敌人屈服。黄励想到自己可能牺牲，便剪下一缕头发，交给同牢难友钱瑛，对她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这时，他也正在西牢里受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
7月5日，黄励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年仅28岁。她的照片和生平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后长留雨花台。
妻子的牺牲震撼了杨放之，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5年10月，杨放之获释出狱，到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一边休养一边教书。身体康复后，杨放之立即找到上海的党组织负责人周扬，投入他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担任中央文委（上海）委员。从此时起，杨放之经常使用吴敏这个名字发表文章，并逐渐以笔名为人所知。一年后，根据上级指示，吴敏于1937年1月来到香港，任《珠江日报》主笔。
新华日报社的才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敏于1937年10月来到南京。在周恩来领导下，吴敏会同潘梓年、徐迈进、华西园（华岗）等人筹办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吴敏在《新华日报》任编辑、编委、副刊主编、社论委员会成员。
在新华日报社，人们将吴敏与石西民并称为“江南才子”。吴敏行文敏捷流畅，喜欢用毛笔书写文稿。当时的同事左明德回忆：“吴敏文静沉思，但是诙谐活泼，常与同志们开玩笑摆龙门阵，感情融洽。”
日军占领南京后，兵锋逐渐指向武汉。1938年9月，因日军逼近，《新华日报》不得不暂时停刊。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新华日报社大部分人到重庆去，继续出版《新华日报》，吴敏、何云等15人前往西安，准备在西安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据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董谦回忆：吴敏对他说，长江局认为，西安靠近陕北根据地，是西北重镇，如在那里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与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时出版，遥相呼应，影响要大得多。根据长江局的指示，新华日报社事先用3500元的价格买下了西安永新印刷厂的设备。
吴敏、何云等人于9月２2日离开武汉去西安。到达西安以后，他们即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等人商议办报事宜。当时已经确定吴敏、何云为《新华日报》西安分馆负责人。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周折。西安的国民党当局告知，此事请示过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只允许全国出一张《新华日报》，不准再出其他地方版。”
正在这时，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先后路经西安，了解到吴敏、何云遇到的困难。朱德提议，请吴敏、何云到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去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周恩来还来到分馆筹备处已经租下的地方视察，同意吴敏、何云到太行山去。
林伯渠提出，吴敏、何云等人的关系都在长江局，如这批人转而前往敌后根据地，要经过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的同意，他要吴敏即前往延安就此事向博古请示。
吴敏按林伯渠的指示去了延安。博古同意这批人的大部分去华北敌后，归彭德怀领导，但因工作需要，吴敏等人要去重庆。
吴敏与何云分手了。何云率领大部分人员东进来到太行山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吴敏和袁勃、张谔、史乃展来到重庆。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吴敏来到太行山，他将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主要领导，与后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队伍将是十分熟悉的。不过，与吴敏一同来到重庆的袁勃后来又从重庆参加采访队伍北上，辗转来到太行山根据地，结果留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后来成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华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临时新华总社”负责人
吴敏到达重庆后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常委，编报中撰写了大量言论，成为著名的政论文作者。1941年5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吴敏奉调到延安，从8月起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新闻部部长。
在这一时期，吴敏担负了繁重的工作。他参加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撰写大量社论。吴敏在延安还结识了女干部杨博然，结为夫妻。
但是，此后延安整风中出现的一些错案牵连了吴敏。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所谓“二十八个半”的关系，以及他在上海被捕、关押期间的历史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7月，吴敏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同时接受审查。审查结果，没有发现问题，而且证明吴敏久经考验，信仰坚定，意志坚强。这时，全面内战爆发，吴敏被分配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
1946年8月，吴敏来到河北武安县，参加了一段土改后，即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短暂工作。1946年10月，吴敏来到位于河西村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任总编辑。吴敏到任后，张磐石专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社长。
由于当年到了西安以后又折返重庆，吴敏和太行山上下来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的办报队伍不太熟悉。然而，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性格与社长张磐石不同，给河西村中的编辑、记者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吴敏来到河西村的时候，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正处于一段较长的稳定时期。于是，在抗日烽火中投身革命的干部一个又一个地在河西村迎娶新娘。热心的吴敏主持了好几个婚礼，向新人送上充满祝福的话。后来在改革开放年代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与赵培蓝的婚礼，就是在河西村由吴敏主持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3月19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在3月14日撤离的，当天即由瓦窑堡的广播电台接替播音，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电令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根据自己的条件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接替电台，一旦陕北广播电台不能播出，就接替上去。当时晋察冀解放区不具备条件，晋冀鲁豫中央局接受了任务，即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电务科为无线电通讯的基本力量，调集邯郸广播电台的主要力量，组建了陕北广播电台的接替台。3月中旬，又根据需要，调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的编辑为骨干，成立“临时新华总社”，负责向陕北广播电台接替台供稿。吴敏受命担任“临时新华总社”负责人，承担了原先新华社总社的任务。他来到河北涉县的西戌村，主持全面工作。
3月30日晚，邯郸广播电台全面接替陕北广播电台，进行了完整的播音。播音员的预先训练很有成效，声音和陕北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十分相似。“临时新华总社”亦开始运转，向接替电台发稿。这就保证了党中央的电台始终不断地发出声音。
在这段时间里，吴敏独当一面地工作。原陕北广播电台的部分人员于4月25日赶到，逐渐接手播音。到6月中旬，新华社副总编辑梅益率领陕北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约20人也来到西戌村。从下旬起，陕北广播电台和邯郸广播电台由新华社总社统一领导。
7月上旬，新华社总社主要人员在社长廖承志的率领下，长途跋涉来到西戌村。“临时新华总社”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兼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在西戌村负责全面工作。
在三个多月中，吴敏的工作非常紧张。6月下旬，他积劳成疾。廖承志来到西戌村后，吴敏向他交接后即入医院手术，术后休养了将近一年。1948年冬，吴敏担任了华北局宣传部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敏恢复使用原名杨放之，于1950年3月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计划局副局长。1953年10月任政务院专家工作局局长。1954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长期兼任外国专家局局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1979年1月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局长，1980年12月改任顾问。1986年12月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1989年离休。2003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我放下电话，马上查阅了《新闻年鉴》，证实杨放之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新华社的消息存在可推敲之处，因为杨放之担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而不是后来的华北《人民日报》。从新闻史角度来说，华北《人民日报》才具有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性质。所以，新华社稿应在《人民日报》前加上“晋冀鲁豫”四个字，就准确了。
问题并没有结束，杨放之从何时担任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有什么样的影响？现有材料没有给出回答，对这位总编辑的经历，也缺乏文献资料。经历过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老同志，对杨放之的回忆也只是一些片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放之在战争岁月里担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一年，正是解放战争大转折的一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负责组建“临时新华总社”，建立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接替台，杨放之在此期间作出了重要贡献。需要说明的是，杨放之当时使用的名字是吴敏。
几番周折，我找到了杨放之的女儿杨学勤。她大力支持，提供了杨放之本人填写的履历和一些文献资料（包括他的著作、照片）。在此基础上，我又从人民日报社老同志处获取了对杨放之不同侧面的回忆，综合写成这篇文字，对杨放之（吴敏）的前半生就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同张闻天、王明、王稼祥等人共赴苏联学习
杨放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的一生波澜起伏。
1908年11月24日，杨放之出生在河南省济源县（今济源市）合河村一个地主家庭，先在村私塾上学，不久转入庙街蚕桑学校，后又到济源县第一高小读书。
1921年夏天，杨放之考入位于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这里，他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刊物，深受影响，积极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1925年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倾向革命的杨放之加入了国民党，属于左派阵营。他的老师和同学中有人加入了国民党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其中有一些人参加了河南青年学生赴苏联中山大学留学的选拔。还没有从附中毕业的17岁的杨放之也通过考试入选了。当时从河南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青年大约有10人，其中有刘少文、杜畏之、潘自力、强玲华、曾昭示、韩沅波等，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共的重要干部。
应该提及杨放之的父亲，他在杨放之远赴苏联学习的时候表示支持，特意写下四句话交给儿子：“未来不迎，物来顺应。当事不杂，事过不恋。”这四句话，杨放之铭记了一生。２０02年，女儿杨学勤到医院看望杨放之时，他把这四句话写给了女儿。
当年杨放之惜别家庭，万里赴苏联之际，他的家境在当地算是殷实的：有田120亩，大牲畜两头，雇有长工一人。但在杨放之看来，那个社会不合理，太黑暗，他要寻求真理，要使贫穷的祖国富强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他什么都愿意舍弃。
这些河南青年于1925年9月下旬从开封出发，到上海后停留数周，再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日本，于11月初抵达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同船前往苏联学习的还有张闻天、王明、沈泽民、王稼祥、张琴秋等，张国焘和李立三也同船前往苏联参加会议。
同船前往苏联的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姑娘黄励。她比杨放之大3岁，湖南益阳人，7岁丧父，靠母亲和姐姐洗衣服兼做鞭炮上了小学和中学，后来又在舅父资助下考入位于武昌的中华大学文科。1925年，在大学读书的黄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受命前往苏联学习。在波涛汹涌的航程中，杨放之和黄励渐渐熟悉了。
王稼祥介绍入党
这批中国青年约在1925年11月下旬来到中山大学。这时的杨放之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填写履历，都将1925年11月作为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12月，杨放之由刘少文介绍入团（当时称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由于在国内读的就是留学预科，外语是最重要的课程，加上本人努力，杨放之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就当上了为中国同学服务的翻译，并兼任经济地理教员。
1927年7月，还是在中山大学，杨放之由王稼祥介绍入党，随即担任党支部委员。
1928年4月到1929年8月，杨放之转入设在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任中国代表团翻译和邓中夏的秘书。杨放之在填写个人履历的时候，将杨尚昆列为证明人。
从1925年底到1929年8月，杨放之主要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的俄语更加娴熟。后来，他评价自己的外语能力时曾写道：“俄语有较强的听、说、读能力，可笔译文献资料。英语有一般的会话能力，并借助字典进行一般性的文字翻译。”在苏联的岁月中，杨放之、黄励的爱情成熟了，结为夫妻。
1929年9月，杨放之、黄励来到海参崴。杨放之任《太平洋工人》杂志主编，黄励任编辑，度过了他们婚后最平静的两年。
1931年7月，杨放之、黄励夫妇结束了在苏联6年的生活，于9月回到中国上海。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先在海员中开展反日救国活动，并联系纱场工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黄励任上海互济总会主任、党团书记，在纺织女工中开展工作。
1932年4月，担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的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被投入上海西牢。国民党当局没有查到杨放之的更多情况，将他判刑两年半，送往苏州反省院囚禁。
由于叛徒出卖，已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黄励于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女牢。她坚持信仰，不向敌人屈服。黄励想到自己可能牺牲，便剪下一缕头发，交给同牢难友钱瑛，对她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这时，他也正在西牢里受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
7月5日，黄励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年仅28岁。她的照片和生平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后长留雨花台。
妻子的牺牲震撼了杨放之，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5年10月，杨放之获释出狱，到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一边休养一边教书。身体康复后，杨放之立即找到上海的党组织负责人周扬，投入他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担任中央文委（上海）委员。从此时起，杨放之经常使用吴敏这个名字发表文章，并逐渐以笔名为人所知。一年后，根据上级指示，吴敏于1937年1月来到香港，任《珠江日报》主笔。
新华日报社的才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敏于1937年10月来到南京。在周恩来领导下，吴敏会同潘梓年、徐迈进、华西园（华岗）等人筹办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吴敏在《新华日报》任编辑、编委、副刊主编、社论委员会成员。
在新华日报社，人们将吴敏与石西民并称为“江南才子”。吴敏行文敏捷流畅，喜欢用毛笔书写文稿。当时的同事左明德回忆：“吴敏文静沉思，但是诙谐活泼，常与同志们开玩笑摆龙门阵，感情融洽。”
日军占领南京后，兵锋逐渐指向武汉。1938年9月，因日军逼近，《新华日报》不得不暂时停刊。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新华日报社大部分人到重庆去，继续出版《新华日报》，吴敏、何云等15人前往西安，准备在西安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据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董谦回忆：吴敏对他说，长江局认为，西安靠近陕北根据地，是西北重镇，如在那里创办《新华日报》（西北版）与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时出版，遥相呼应，影响要大得多。根据长江局的指示，新华日报社事先用3500元的价格买下了西安永新印刷厂的设备。
吴敏、何云等人于9月２2日离开武汉去西安。到达西安以后，他们即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等人商议办报事宜。当时已经确定吴敏、何云为《新华日报》西安分馆负责人。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周折。西安的国民党当局告知，此事请示过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只允许全国出一张《新华日报》，不准再出其他地方版。”
正在这时，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先后路经西安，了解到吴敏、何云遇到的困难。朱德提议，请吴敏、何云到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去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周恩来还来到分馆筹备处已经租下的地方视察，同意吴敏、何云到太行山去。
林伯渠提出，吴敏、何云等人的关系都在长江局，如这批人转而前往敌后根据地，要经过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的同意，他要吴敏即前往延安就此事向博古请示。
吴敏按林伯渠的指示去了延安。博古同意这批人的大部分去华北敌后，归彭德怀领导，但因工作需要，吴敏等人要去重庆。
吴敏与何云分手了。何云率领大部分人员东进来到太行山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吴敏和袁勃、张谔、史乃展来到重庆。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吴敏来到太行山，他将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主要领导，与后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队伍将是十分熟悉的。不过，与吴敏一同来到重庆的袁勃后来又从重庆参加采访队伍北上，辗转来到太行山根据地，结果留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后来成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华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临时新华总社”负责人
吴敏到达重庆后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常委，编报中撰写了大量言论，成为著名的政论文作者。1941年5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吴敏奉调到延安，从8月起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新闻部部长。
在这一时期，吴敏担负了繁重的工作。他参加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撰写大量社论。吴敏在延安还结识了女干部杨博然，结为夫妻。
但是，此后延安整风中出现的一些错案牵连了吴敏。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所谓“二十八个半”的关系，以及他在上海被捕、关押期间的历史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7月，吴敏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同时接受审查。审查结果，没有发现问题，而且证明吴敏久经考验，信仰坚定，意志坚强。这时，全面内战爆发，吴敏被分配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
1946年8月，吴敏来到河北武安县，参加了一段土改后，即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短暂工作。1946年10月，吴敏来到位于河西村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任总编辑。吴敏到任后，张磐石专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社长。
由于当年到了西安以后又折返重庆，吴敏和太行山上下来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的办报队伍不太熟悉。然而，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性格与社长张磐石不同，给河西村中的编辑、记者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吴敏来到河西村的时候，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正处于一段较长的稳定时期。于是，在抗日烽火中投身革命的干部一个又一个地在河西村迎娶新娘。热心的吴敏主持了好几个婚礼，向新人送上充满祝福的话。后来在改革开放年代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与赵培蓝的婚礼，就是在河西村由吴敏主持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3月19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在3月14日撤离的，当天即由瓦窑堡的广播电台接替播音，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电令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根据自己的条件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接替电台，一旦陕北广播电台不能播出，就接替上去。当时晋察冀解放区不具备条件，晋冀鲁豫中央局接受了任务，即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电务科为无线电通讯的基本力量，调集邯郸广播电台的主要力量，组建了陕北广播电台的接替台。3月中旬，又根据需要，调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的编辑为骨干，成立“临时新华总社”，负责向陕北广播电台接替台供稿。吴敏受命担任“临时新华总社”负责人，承担了原先新华社总社的任务。他来到河北涉县的西戌村，主持全面工作。
3月30日晚，邯郸广播电台全面接替陕北广播电台，进行了完整的播音。播音员的预先训练很有成效，声音和陕北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十分相似。“临时新华总社”亦开始运转，向接替电台发稿。这就保证了党中央的电台始终不断地发出声音。
在这段时间里，吴敏独当一面地工作。原陕北广播电台的部分人员于4月25日赶到，逐渐接手播音。到6月中旬，新华社副总编辑梅益率领陕北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约20人也来到西戌村。从下旬起，陕北广播电台和邯郸广播电台由新华社总社统一领导。
7月上旬，新华社总社主要人员在社长廖承志的率领下，长途跋涉来到西戌村。“临时新华总社”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兼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在西戌村负责全面工作。
在三个多月中，吴敏的工作非常紧张。6月下旬，他积劳成疾。廖承志来到西戌村后，吴敏向他交接后即入医院手术，术后休养了将近一年。1948年冬，吴敏担任了华北局宣传部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敏恢复使用原名杨放之，于1950年3月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计划局副局长。1953年10月任政务院专家工作局局长。1954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长期兼任外国专家局局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1979年1月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局长，1980年12月改任顾问。1986年12月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1989年离休。2003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