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刘墉在安徽学政上，奋发有为，根据安徽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措施，为安徽学政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工作规范。乾隆遂在刘墉任安徽学政三年期满之后，又满怀希望地将刘墉调到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学政岗位之一——江苏学政上。刘墉不仅顺利完成了这个清代最大的文化省份的督学工作，而且对该省吏治风俗多有观察，敢于揭露其中的弊端，提出不少建议，又对乾隆文字狱政策贯彻不遗余力，揭发阎大镛《俣俣集》案。乾隆发现颇为留心政体的刘墉，人才难得，不及三年，便将其由江苏学政调任繁难要缺——太原府知府，使其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刘墉在太原府知府任内将太原已积累多年的一大批疑难案件审理一清，整顿仓储，干了不少实事，受到官民百姓的一致称赞。故光绪《山西通志》评价说其“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著称”。刘墉在这些任职间，做了不少事情，对刘墉来说，一件件事件的处理，对职务的规划、筹谋与实施，无疑是锻练其实干能力。刘墉写于四十五岁的《致刘墫书一》，用笔虽然还是狼毫，但却已写出颇类羊毫的效果，筆势沉厚有加，结体亦有由方趋圆之势⑤。这表明，刘墉在历任地方官，干实事予其磨练期间，性情已经取向于沉稳、踏实、顾全大局。此时的书作，与早年（三十多岁时）的书迹相比，无论书法或是人格都显得更为成熟。
　　乾隆三十一年（1766），时刘墉四十七歲，正月，刘墉在太原府知府任内时的下属阳曲县令段成功在江苏婪赃被人告发，其在山西任内时为讨好巴结山西巡抚和其衷所导致的国库亏空事也因此被查出。因刘墉对段成功国库亏空事没有检举，有失知府“巡历县治，察盘仓库等项”之职，部议拟斩，因乾隆格外加恩，才被发往军台效力。刘墉从红红火火的命运之巅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到了命运的零点——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人烟稀少、气候荒寒的蒙古军台，哪怕春节，也只有瑛梦、徐知府及一、二在山西做官的人派人到军台对他馈送食物并探望他，其寂寞孤独可想而知。此时大概就是刘墉人格心境的转折期。一代大家苏轼，也曾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一变故对于苏轼的人格精神来说，却酝酿着一次升华，他检点自己的过去，发现在他的性情里面，存在着狂纵不羁的一面，正是这一面的暴露，才招致这样的境遇。于是在黄州期间，他闭门却扫，安性净心，把自己灵魂的触觉向佛家虚空的境界里伸展过去，焚香默坐，悟道参禅。与他热情的性格往往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因而，在这期间，他创造出了书法史与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黄州寒食诗帖》（《寒食雨二首》）与《前赤壁赋卷》（《前赤壁赋》）。苏轼在宦场上大起大伏，他积极热情的儒家思想也与他超脱通达的佛家理念交相叠起，只可惜，苏轼采用了正面面对和完全逃避的两种极端而又矛盾的方式对待他的人生起伏，最终也没有像刘墉采用“模棱滑稽”、故作糊涂的圆滑态度。因而，刘墉书风与苏轼书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性情的区别，苏轼的书法融合他的儒、释、道思想为一体，沉厚而抑郁。刘墉的书法却是八面玲珑、圆滑通达且空灵超脱。
　　无论最终结果变成怎样，他们在转变时刻却是因为人生的挫折而需求以另一思维得到心灵的安慰与解脱。如果说把黄州期间看作是苏轼情性的突变点的话，那么四十七岁的刘墉在发往蒙古军台的期间，也可以看作是刘墉的“黄州时期”。刘墉并没有像苏轼那样留下大量的可让后人去了解他当时心境的诗句与文章，也没有如苏轼那样在黄州还有朋友的往来。因此，我们没有凿实的资料来显示出当时刘墉性情的转变的历程。但一个奋发有为、上进得意的人，被发配到这样的环境中渡过了一年多，心境有所转变是一定的。刘墉后来在北京期间，也常与其好友纪晓岚一起畅谈佛法。写于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日，刘墉在军台效力时致其五兄刘墫之手札（见图），完全可以验证笔者这一推论。此手札书写效果非常之好，结字和用笔都趋于成熟。字间气息已具备了晚年书风成熟时的雍容与闲静，笔画线条由早年尖细向粗厚转化，开始倾向于羊毫丰肥的效果，多了些沉稳与圆润。刘墉在此之前是一直学习董、赵的，而此幅手札通篇以赵孟頫书体蜕脱未尽的韵味书写，较前时书风显得更为纯净。但是，我们可以从刘墉此札与赵孟頫书作（图为赵孟頫行书杂书三帖卷局部）的对比中，看到由于刘墉与赵孟頫性格与当时心境上的不同，在书作中造成的差异。（一）赵书笔画生直坚挺，而刘墉书作委婉柔媚，如两幅书作中的“也”，赵书中“观”与刘书“览”中“见”的对比；（二）赵书行笔以平行拽放为主，而刘书多用笔多以上下弹放为主，又因倾向丰肥的效果，因而全幅字中笔画粗细的反差较赵字更为明显，成为刘书的主要特色之一。此外，刘札中“渠”“书”“其”“家”的长横的特征，在赵字中绝少出现，又如“捃”使转处的连带笔出现的纤丝特征；（三）赵字字势拉伸而外张，刘字内敛且抱势，因而刘字的表达显得更为含蓄，例如，两幅书作中的“人”字、“于”字；从此其因性格的不同而至使书迹中表达的不同来看，赵字此作虽比刘墉此札在书艺上成熟许多，但赵字奔放与抑制的调和显得激动有余，而藏器与深遂的内涵不足。当然，致使这些差异还与诸多客观因素有关，如，刘墉于此时行书书艺并不成熟，受了早年小楷的桎梏，笔势尚未完全舒展，用笔含引、擒纵之力还不到位，赵以硬毫作书，而刘墉此作似以软兼毫等。虽说，刘墉在此之前，免不了受了因其“以皇上之心为心”和流行书风的影响而学习董、赵书风，从书写技法上吸收了赵字不少。但总的来说，他的性情与赵孟頫是不合的。所以习赵只吸收其肤肌，而未浸入骨髓，这大概也是刘墉到了五十岁之后，转而学苏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