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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齿铜牙纪晓岚》给人留下个印象，皇帝的工作轻松得很，想出宫跟玩似的，说走就走。乾隆带着和珅、纪晓岚两个人，走南闯北，各种历险，好不快活。
想想也是，历史上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可不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秦二世而亡的教训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左副都御史孙灏上了个折子，反对乾隆皇帝出巡索约尔济。都御史是个监察官，本来就有义务挑挑皇帝的毛病，隔靴搔搔痒。孙灏这回批评了乾隆皇帝的作风问题，想把皇帝留在北京城享清福，没想到乾隆皇帝觉得“兹事体大”，跟孙灏杠上了。
孙灏反对皇帝外出视察的一个理由是，皇帝出巡就是为了看看美景，劳民伤财，于民生无益。
这不仅是孙灏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历朝历代文官的普遍认识。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十分热衷外出视察。秦始皇自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到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其间有不少于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巡游，每一次出游都带有众多的文武官僚和庞大的车马仪仗队，最终还死在视察的路上，结果给了赵高、李斯、胡亥可乘之机。不仅自己怎么死的说不清，就连秦朝的继任者到底是谁也迷雾重重，而这恰恰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本来皇帝四处视察，纵览名山大川，体察民情都可以说是为了江山稳固，但偏偏秦始皇死得不明白，秦朝二世而亡，非但没体现出来外出视察的好处，反倒让人跟危险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唐太宗由于身体原因想巡幸隋朝的旧夏宫时，大臣姚思廉不干了，指责皇帝“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想视察洛阳，魏征也忍不住发话了。他讲得更明白，皇帝要外出视察，难免车驾要经过地方，地方官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准备接驾得铺张奢华，才能显示出下级官吏对上级的重视，这些都要转嫁到百姓头上，成为新的负担。
皇帝想要维持仁君爱民的名声，最好就乖乖呆在都城，哪儿也别去。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活生生用“仁君爱民”的理念，捆住了皇帝外出视察的手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约束权力的枷锁。
只是到了清朝这套理念似乎不管用了，康熙、乾隆爷孙两个皇帝纷纷六下江南、木兰秋狝，比赛式地搞外出视察，也没见到对江山社稷产生多大的威胁。
游牧民族的突破
乾隆皇帝对汉族士大夫的批评有所准备，作为一个皇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他先搬出爷爷康熙皇帝热衷于木兰秋狝讲起。巡幸狩猎乃清朝祖制，不是乾隆个人脑袋一热的举动，康熙皇帝的治理水平天下信服，孙灏否定巡幸，岂不是要连康熙皇帝也一起指责？
接着，乾隆又搬出来自己的政绩，“十全老人”的威名不是虚的，彻底肃清准格尔的分裂势力，三军用命，君臣一体，也多亏平日多有巡幸，整饬武备。孙灏难道连乾隆皇帝的功绩也要否定？
这还不过瘾。乾隆又从根子上剖析孙灏的弊病，“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之所致也。”从民族性上把孙灏痛骂了一顿，反将一军，把孙灏对巡幸的指责，看作是汉人好逸恶劳不能吃苦的体现。
如此反驳，如泰山压顶，刀刀见血，孙灏见了估计膝盖要碎。
不过，从乾隆的角度讲，他将皇帝巡幸的活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上，确实是迥异于汉族士大夫的一种认识。
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原王朝很少会将皇帝的巡幸视察跟国家战略安全联系在一起。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嘛，跟国家战略安全有什么关系？这个认识却与中国历史上的草原政权一脉相承。
具有草原游牧基因的王朝，往往不只是受儒家的觀念约束，同样还受到草原习俗的深刻影响。较之于是否按照儒家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做事只是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政权更看重能否保住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草原政权的军事性才是他们压制中原汉族士绅民众的法宝。因此，这些政权往往遵循着游牧部落的习惯，在不同的都城，季节性地在都城之间迁徙。
比如，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猎，朝官随行，设行帐称“捺钵”。契丹国其实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际上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
这种诡异的制度安排在汉族士大夫看来如同儿戏，天子是天下秩序的中心，怎么能动来动去，到处乱窜？在草原民族却是继承旧俗的体现。
元朝更是如此，蒙古贵族倔强地坚持着许多蒙古部落的习俗。每年阴历二三月，大汗的车驾离开大都，北行到上都，避开北京的炎炎夏日，恢复骑射生活，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周而复始。
若此，从辽金蒙元这个线索看下来，乾隆皇帝对于巡幸的坚持就可以理解了。
乾隆皇帝的杀手锏
这场争论针尖对麦芒。汉族士大夫有自己信守的理念，他们强调皇帝应该“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而乾隆皇帝则从“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的角度，将巡幸狩猎视为满洲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
大家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乾隆毕竟是皇帝，总有办法让人服。
孙灏说，索约尔济这个地方离京城太远，害怕出意外。这话本来是关心乾隆皇帝的“贴心话”，没想到气头上的乾隆劈头盖脸地问，“索约尔济难道不是大清的国土？此番出行难道不是受到蒙古王公的盛情邀请？能有个什么意外？”
孙灏的折子里提到“索约尔济非江浙胜地可观”一句话，又戳中了乾隆的心窝。这难道是在影射乾隆下江南是去旅游吗？乾隆可不这么认为，他一面强调游览江南风景名胜是奉了皇太后的旨意，尽孝道而已;一面强调自己下江南是为了查看民情、水利，心里想的还是百姓苍生。
乾隆下江南到底主要为了旅游，顺道办理点政事，还是主要为了办理政事，顺便旅旅游，这事后人说不清，只有他自己知道。
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这本来也是实情，乾隆依然不依不饶，又搬出了爷爷康熙做挡箭牌。先说当年康熙每年出巡二三次，那个时候的侍卫兵丁还不说苦，现在又是预先借钱给地方政府，又是中央专项拨款，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地方官在康熙的时候都不叫苦，这会叫苦是什么意思？
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康熙南巡时心里有“几项规定”，每次随行不过300人，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搭帐篷住宿。而乾隆南巡可不是一回事了，随从多达2500余人，每人配单马或双马，另外还有400辆骡车、800匹骆驼，纤夫达3600人。据统计，乾隆6次南巡花费总计白银2000万两，康熙所用的钱财不到乾隆的十分之一。
孙灏说一句，乾隆怼一句，简直拉开架势在打嘴仗。但乾隆在最后进行了总结式发言：（孙灏）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渐惟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
这下完蛋了，孙灏只不过给皇帝的作风问题提了个小小的建议，结果被皇帝视为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代表着陈旧没落的汉族士大夫，要搞垮满人的立身之本。天大的帽子扣到了孙灏的脑袋上，孙灏找谁说理去？
自古以来向当权者提意见都让人头疼，本来表面上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可人世间有一种能力叫想象力，而统治者的想象力尤其丰富。明明在劝诫皇帝不要轻易外出巡幸，而皇帝却能将之联想成对于满洲立国之本的挑战，明明是在善意提醒，到了皇帝耳边就成了恶意批评。
若是遇到稀里糊涂的皇帝也就罢了，偏偏遇到的是爱较真又有理论功底的乾隆皇帝，激起了他“真理越辩越明”的兴趣。当大臣的，难道还真指望让皇帝输得心服口服？<E：＼2020年＼18期＼Image＼2018廉-0211112_1_1_2_1_1_3.psd>
想想也是，历史上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可不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秦二世而亡的教训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左副都御史孙灏上了个折子，反对乾隆皇帝出巡索约尔济。都御史是个监察官，本来就有义务挑挑皇帝的毛病，隔靴搔搔痒。孙灏这回批评了乾隆皇帝的作风问题，想把皇帝留在北京城享清福，没想到乾隆皇帝觉得“兹事体大”，跟孙灏杠上了。
孙灏反对皇帝外出视察的一个理由是，皇帝出巡就是为了看看美景，劳民伤财，于民生无益。
这不仅是孙灏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历朝历代文官的普遍认识。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十分热衷外出视察。秦始皇自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到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其间有不少于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巡游，每一次出游都带有众多的文武官僚和庞大的车马仪仗队，最终还死在视察的路上，结果给了赵高、李斯、胡亥可乘之机。不仅自己怎么死的说不清，就连秦朝的继任者到底是谁也迷雾重重，而这恰恰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本来皇帝四处视察，纵览名山大川，体察民情都可以说是为了江山稳固，但偏偏秦始皇死得不明白，秦朝二世而亡，非但没体现出来外出视察的好处，反倒让人跟危险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唐太宗由于身体原因想巡幸隋朝的旧夏宫时，大臣姚思廉不干了，指责皇帝“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想视察洛阳，魏征也忍不住发话了。他讲得更明白，皇帝要外出视察，难免车驾要经过地方，地方官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准备接驾得铺张奢华，才能显示出下级官吏对上级的重视，这些都要转嫁到百姓头上，成为新的负担。
皇帝想要维持仁君爱民的名声，最好就乖乖呆在都城，哪儿也别去。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活生生用“仁君爱民”的理念，捆住了皇帝外出视察的手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约束权力的枷锁。
只是到了清朝这套理念似乎不管用了，康熙、乾隆爷孙两个皇帝纷纷六下江南、木兰秋狝，比赛式地搞外出视察，也没见到对江山社稷产生多大的威胁。
游牧民族的突破
乾隆皇帝对汉族士大夫的批评有所准备，作为一个皇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他先搬出爷爷康熙皇帝热衷于木兰秋狝讲起。巡幸狩猎乃清朝祖制，不是乾隆个人脑袋一热的举动，康熙皇帝的治理水平天下信服，孙灏否定巡幸，岂不是要连康熙皇帝也一起指责？
接着，乾隆又搬出来自己的政绩，“十全老人”的威名不是虚的，彻底肃清准格尔的分裂势力，三军用命，君臣一体，也多亏平日多有巡幸，整饬武备。孙灏难道连乾隆皇帝的功绩也要否定？
这还不过瘾。乾隆又从根子上剖析孙灏的弊病，“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之所致也。”从民族性上把孙灏痛骂了一顿，反将一军，把孙灏对巡幸的指责，看作是汉人好逸恶劳不能吃苦的体现。
如此反驳，如泰山压顶，刀刀见血，孙灏见了估计膝盖要碎。
不过，从乾隆的角度讲，他将皇帝巡幸的活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上，确实是迥异于汉族士大夫的一种认识。
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原王朝很少会将皇帝的巡幸视察跟国家战略安全联系在一起。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嘛，跟国家战略安全有什么关系？这个认识却与中国历史上的草原政权一脉相承。
具有草原游牧基因的王朝，往往不只是受儒家的觀念约束，同样还受到草原习俗的深刻影响。较之于是否按照儒家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做事只是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政权更看重能否保住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草原政权的军事性才是他们压制中原汉族士绅民众的法宝。因此，这些政权往往遵循着游牧部落的习惯，在不同的都城，季节性地在都城之间迁徙。
比如，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猎，朝官随行，设行帐称“捺钵”。契丹国其实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际上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
这种诡异的制度安排在汉族士大夫看来如同儿戏，天子是天下秩序的中心，怎么能动来动去，到处乱窜？在草原民族却是继承旧俗的体现。
元朝更是如此，蒙古贵族倔强地坚持着许多蒙古部落的习俗。每年阴历二三月，大汗的车驾离开大都，北行到上都，避开北京的炎炎夏日，恢复骑射生活，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周而复始。
若此，从辽金蒙元这个线索看下来，乾隆皇帝对于巡幸的坚持就可以理解了。
乾隆皇帝的杀手锏
这场争论针尖对麦芒。汉族士大夫有自己信守的理念，他们强调皇帝应该“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而乾隆皇帝则从“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的角度，将巡幸狩猎视为满洲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
大家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乾隆毕竟是皇帝，总有办法让人服。
孙灏说，索约尔济这个地方离京城太远，害怕出意外。这话本来是关心乾隆皇帝的“贴心话”，没想到气头上的乾隆劈头盖脸地问，“索约尔济难道不是大清的国土？此番出行难道不是受到蒙古王公的盛情邀请？能有个什么意外？”
孙灏的折子里提到“索约尔济非江浙胜地可观”一句话，又戳中了乾隆的心窝。这难道是在影射乾隆下江南是去旅游吗？乾隆可不这么认为，他一面强调游览江南风景名胜是奉了皇太后的旨意，尽孝道而已;一面强调自己下江南是为了查看民情、水利，心里想的还是百姓苍生。
乾隆下江南到底主要为了旅游，顺道办理点政事，还是主要为了办理政事，顺便旅旅游，这事后人说不清，只有他自己知道。
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这本来也是实情，乾隆依然不依不饶，又搬出了爷爷康熙做挡箭牌。先说当年康熙每年出巡二三次，那个时候的侍卫兵丁还不说苦，现在又是预先借钱给地方政府，又是中央专项拨款，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地方官在康熙的时候都不叫苦，这会叫苦是什么意思？
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康熙南巡时心里有“几项规定”，每次随行不过300人，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搭帐篷住宿。而乾隆南巡可不是一回事了，随从多达2500余人，每人配单马或双马，另外还有400辆骡车、800匹骆驼，纤夫达3600人。据统计，乾隆6次南巡花费总计白银2000万两，康熙所用的钱财不到乾隆的十分之一。
孙灏说一句，乾隆怼一句，简直拉开架势在打嘴仗。但乾隆在最后进行了总结式发言：（孙灏）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渐惟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
这下完蛋了，孙灏只不过给皇帝的作风问题提了个小小的建议，结果被皇帝视为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代表着陈旧没落的汉族士大夫，要搞垮满人的立身之本。天大的帽子扣到了孙灏的脑袋上，孙灏找谁说理去？
自古以来向当权者提意见都让人头疼，本来表面上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可人世间有一种能力叫想象力，而统治者的想象力尤其丰富。明明在劝诫皇帝不要轻易外出巡幸，而皇帝却能将之联想成对于满洲立国之本的挑战，明明是在善意提醒，到了皇帝耳边就成了恶意批评。
若是遇到稀里糊涂的皇帝也就罢了，偏偏遇到的是爱较真又有理论功底的乾隆皇帝，激起了他“真理越辩越明”的兴趣。当大臣的，难道还真指望让皇帝输得心服口服？<E：＼2020年＼18期＼Image＼2018廉-0211112_1_1_2_1_1_3.p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