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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再到近代的黑格尔、马克思等，都对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但是我们对各个时代“市民社会”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做一个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哲学史的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市民社会；西方哲学史；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009-02
纵观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再到近代的黑格尔、马克思等，都对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我们知道Civilsociety即市民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化的西方化概念，如果我们对各个时代市民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哲学史的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所以对“市民社会”这一思想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做出整理显得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本文着重梳理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其不同的指称含义并整理出市民社会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
一、市民社会的含义
翻阅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一词大概在14世纪即为欧洲人所使用，其在当时主要指的是国家也指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随之市民社会思想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丰富与发展。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随着洛克等人对社会契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市民社会的内涵也被扩展和充实。随着工业和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开始暴露，市民社会思想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市民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为市民社会思想注入新的“血液”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使市民社会思想有了跨时代性的发展。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基于私利的个人家庭的聚集场所，是人们出于物质生活需要相互依赖的一种社会制度；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是人类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此后市民社会的发展一进入低潮，一度被淡忘，20世纪出现了市民社会思想崛起的两次高潮，以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在现代意义上，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经济关系、家庭关系和宗教机构等这些公共领域的范围内的东西或文化领域。
二、市民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古希腊时期
查阅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城邦”的概念。他在书中说：“城邦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本身就是市民社会”。我们不难看出由公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中国家的职能是由社会职能来代行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市民社会就是国家，它们是一个意义。西塞罗对市民社会的定义比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范围更大，他认为市民社会不仅指国家，也指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并孕育出政治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社会。也就是说在西塞罗的定义中，市民社会就是城市文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国家，这些概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市民社会就是国家，但这些关于城邦或公民的讨论却构成了市民社会思想的古典含义。
（二）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时期的市民社会思想带有明显宗教色彩，以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他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国家是在人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下产生的，国家的权威是神赋予的，上帝是国家权威的源泉。但他反对教会干预国家事务，认为在世俗世界里国家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从他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托马斯·阿奎那是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思想结合在一起。
（三）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概念
产业革命后，在欧洲各国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形成了以黑格尔、洛克为代表的两种关于市民社会思想的不同的研究路径，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市民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翻阅洛克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他着重分析了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关系，赋予其新的内涵。并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或公民社会是一个同义词，市民社会应先于或外在于国家。洛克的“契约论”思想要说的是为了克服人类自身的缺陷，因而人们通过契约确立了国家。显然对每一位公民来说，国家就是人们联合的一种工具，但在原则上这个工具是独立的，不是由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由市民社会来决定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洛克有关“市民社会优于国家”的理论构架。
由黑格尔的理论研究框架可以看到黑格尔开创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研究框架，这与洛克的“市民是社会优于国家”的理论框架显然不同。在黑格尔的研究中，其“市民社会”不同于以往的旧的市民社会，在他看来国家是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而不是来维系和完善的自然状态。国家代表并反映着普遍利益是相对于市民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因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理论构架完全与洛克架构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不同。
（四）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我们所熟知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则是通过政治革命使国家及市民社会在理论现实当中发生分离。正因为马克思恰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才让他对市民社会做出新的认识和解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催生出了政治国家，是政治国家得以产生的基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新的解释同在此之前黑格尔提出的“国家高于市民会”的理论框架相去甚远了。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是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市民社会与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息息相关，而国家则与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息息相关，而国家则与人们的政治生活领域密不可分。正是在这种马克思对人类生活所谓分层次的阐述中，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明白市民社会——人类生活的基础——决定着国家的产生。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深层次批判和剖析中，马克思提到：“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认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们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必然条件。但在黑格尔看来，条件成为了被制约的因素，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成为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产品的产品成了其他产品的产品。而马克思则将市民社会和家庭归于国家的组成因素，二者成为了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二者的存在国家也就无从谈起。 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理论，这也成为了马克思本人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与此同时这一理论的提出也升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主张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的批判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他的理论的进步即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
（五）当代西方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的话题，学术界对其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第一次讨论起于20世纪30年代，由葛兰西为代表发起，第二次讨论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哈贝马斯为代表发起，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市民社会理论。
纵观葛兰西等人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两个组成部分。“市民社会”为其一，“政治社会”或“国家”为其二，葛兰西的这种区分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向，即从经济领域的讨论转向了文化领域的讨论。葛兰西的这种在文化领域之下讨论市民社会与国家也就开创了“市民文化领域”的先河。
第二次讨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政治领域”它包含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组成部分。其中私人领域是指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则是指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组成的私人领域，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书籍等。公共领域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文化生活领域，它成为了人们讨论各种公共利益的话语领地。从上述讨论的主要内容，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一种文化系统，而这种文化系统的再生产提供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市民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历程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结论：市民社会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伴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被赋予不同的历史解释，因此，我们看到了从古希腊时期到近代以至现代的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对市民社会内涵的不同认识，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给市民社会以定义，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思想以及中世纪神学家们关于市民社会思想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积极发展，黑格尔和马克思则立足于经济来对市民社会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从经济活动出发给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分析，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产生的社会组织。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文化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在此条件下，思想家们主要通过文化来给出了关于市民社会及其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的新的时代的新解释，而他们一系列的活动一般我们称其为文化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洛克.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葛兰西.狱中礼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5]方朝晖.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8）.
关键词：市民社会；西方哲学史；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009-02
纵观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再到近代的黑格尔、马克思等，都对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我们知道Civilsociety即市民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化的西方化概念，如果我们对各个时代市民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哲学史的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所以对“市民社会”这一思想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做出整理显得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本文着重梳理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其不同的指称含义并整理出市民社会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
一、市民社会的含义
翻阅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一词大概在14世纪即为欧洲人所使用，其在当时主要指的是国家也指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随之市民社会思想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丰富与发展。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随着洛克等人对社会契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市民社会的内涵也被扩展和充实。随着工业和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开始暴露，市民社会思想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市民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为市民社会思想注入新的“血液”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使市民社会思想有了跨时代性的发展。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基于私利的个人家庭的聚集场所，是人们出于物质生活需要相互依赖的一种社会制度；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是人类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此后市民社会的发展一进入低潮，一度被淡忘，20世纪出现了市民社会思想崛起的两次高潮，以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在现代意义上，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经济关系、家庭关系和宗教机构等这些公共领域的范围内的东西或文化领域。
二、市民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古希腊时期
查阅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城邦”的概念。他在书中说：“城邦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本身就是市民社会”。我们不难看出由公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中国家的职能是由社会职能来代行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市民社会就是国家，它们是一个意义。西塞罗对市民社会的定义比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范围更大，他认为市民社会不仅指国家，也指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并孕育出政治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社会。也就是说在西塞罗的定义中，市民社会就是城市文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国家，这些概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市民社会就是国家，但这些关于城邦或公民的讨论却构成了市民社会思想的古典含义。
（二）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时期的市民社会思想带有明显宗教色彩，以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他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国家是在人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下产生的，国家的权威是神赋予的，上帝是国家权威的源泉。但他反对教会干预国家事务，认为在世俗世界里国家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从他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托马斯·阿奎那是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思想结合在一起。
（三）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概念
产业革命后，在欧洲各国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形成了以黑格尔、洛克为代表的两种关于市民社会思想的不同的研究路径，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市民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翻阅洛克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他着重分析了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关系，赋予其新的内涵。并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或公民社会是一个同义词，市民社会应先于或外在于国家。洛克的“契约论”思想要说的是为了克服人类自身的缺陷，因而人们通过契约确立了国家。显然对每一位公民来说，国家就是人们联合的一种工具，但在原则上这个工具是独立的，不是由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由市民社会来决定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洛克有关“市民社会优于国家”的理论构架。
由黑格尔的理论研究框架可以看到黑格尔开创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研究框架，这与洛克的“市民是社会优于国家”的理论框架显然不同。在黑格尔的研究中，其“市民社会”不同于以往的旧的市民社会，在他看来国家是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而不是来维系和完善的自然状态。国家代表并反映着普遍利益是相对于市民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因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理论构架完全与洛克架构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不同。
（四）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我们所熟知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则是通过政治革命使国家及市民社会在理论现实当中发生分离。正因为马克思恰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才让他对市民社会做出新的认识和解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催生出了政治国家，是政治国家得以产生的基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新的解释同在此之前黑格尔提出的“国家高于市民会”的理论框架相去甚远了。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是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市民社会与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息息相关，而国家则与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息息相关，而国家则与人们的政治生活领域密不可分。正是在这种马克思对人类生活所谓分层次的阐述中，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明白市民社会——人类生活的基础——决定着国家的产生。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深层次批判和剖析中，马克思提到：“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认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们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必然条件。但在黑格尔看来，条件成为了被制约的因素，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成为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产品的产品成了其他产品的产品。而马克思则将市民社会和家庭归于国家的组成因素，二者成为了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二者的存在国家也就无从谈起。 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理论，这也成为了马克思本人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与此同时这一理论的提出也升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主张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的批判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他的理论的进步即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
（五）当代西方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的话题，学术界对其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第一次讨论起于20世纪30年代，由葛兰西为代表发起，第二次讨论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哈贝马斯为代表发起，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市民社会理论。
纵观葛兰西等人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两个组成部分。“市民社会”为其一，“政治社会”或“国家”为其二，葛兰西的这种区分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向，即从经济领域的讨论转向了文化领域的讨论。葛兰西的这种在文化领域之下讨论市民社会与国家也就开创了“市民文化领域”的先河。
第二次讨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政治领域”它包含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组成部分。其中私人领域是指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则是指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组成的私人领域，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书籍等。公共领域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文化生活领域，它成为了人们讨论各种公共利益的话语领地。从上述讨论的主要内容，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一种文化系统，而这种文化系统的再生产提供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市民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历程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结论：市民社会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伴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被赋予不同的历史解释，因此，我们看到了从古希腊时期到近代以至现代的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对市民社会内涵的不同认识，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给市民社会以定义，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思想以及中世纪神学家们关于市民社会思想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积极发展，黑格尔和马克思则立足于经济来对市民社会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从经济活动出发给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分析，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产生的社会组织。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文化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在此条件下，思想家们主要通过文化来给出了关于市民社会及其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的新的时代的新解释，而他们一系列的活动一般我们称其为文化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洛克.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葛兰西.狱中礼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5]方朝晖.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