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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我们到泰国公主诗琳通家里做客，参观了她的家园。她小时候住过的那所房子现在是皇室的一个小型展览室。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阳台上放着一挑货郎担，里面有针头线脑，有油灯肥皂雪花膏等生活用品，是公主小时候在曼谷生活状态和经济状态的最直接呈现。小时候，我的生活里最让我难忘的是什么呢？除了货郎，我想到了补祸匠。
上世纪70年代早期，我老家的经济条件应该远不如曼谷好，挑着货郎担出没的小商人也并不多，记忆里的那些货郎并不经常来，每年的春节过后和秋天，是他们经常光顾我家那片村庄的时间。他们带来的东西远不如曼谷货郎担里那样丰富，最多有一些针线和一些糖。大人们看中的多是他们的针线，因为那时衣服讲究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其实是因为没钱没布，有钱要买布也得有布票），针线绝对是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我看中的是他们的糖。对了，当时他们可没有奶油糖，高级一点的是水果糖，最多的是那种彩色的圆形小糖粒。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记得，小时候用于预防小儿麻痹的那种糖丸，就是那个样子。有时候，他们还会带一些半液体的麦芽糖来。我想，农村货郎与城市货郎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城里货郎多以卖货为主，收回来的是钱，而农村货郎多半是以物易物。那时家乡人们的手里其实都没有钱，即使是最简单便宜的东西，大家也很难有现钱去买，货郎大约深通此理，所以既收钱，也收物，当然也包括破烂。于是，对于我们这些黄毛小儿来说，唯一可能拿来跟他们交换的就是手头的破烂，即使是破烂，其实也很难得。
我用来交换的东西大约有那么几样：一是破布烂衫，二是牙膏皮，三是鸡鸭毛鸡胗皮，四是头发。破布烂衫太少了，衣服本来就少，又是南方，好几年才会有一套衣服，破衣服还要留下来，拣好的部分剪下来当补丁用，最后能用来交换的破布条就所剩无几。牙膏皮不是现在的塑料，多是用锡管做的，货郎乐于交换，但大家没钱买，一管牙膏省着用，能用好久，所以牙膏皮太难得。鸡鸭毛呢？农村人要吃鸡鸭，一般得是两种情况，春节通常杀鸡，这样会有鸡毛鸡胗皮，平时就靠办宴席时杀鸡了。家里有产妇，杀鸡补养也可能会留下鸡鸭毛。一年里这样的机会都碰上，也收集不了多少鸡鸭毛和鸡胗皮。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来交换——头发。那时候，奶奶洗头时经常掉下不少头发，她就精心团起来。我们一听到货郎的拨浪鼓响，就满屋子去找可以换糖的东西，跑到院子里，通常这时候货郎已经笑呵呵地等着我们了。有破布？有牙膏皮？有鸡鸭毛？呵呵，来，换你几块水果糖。要麦芽糖？行，用一根像牙签一样的小竹棍，从盖着的小盘里挑一小块出来。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麦芽糖，不够甜，还老粘牙。如果那些东西都没有的话，就到墙缝里去找奶奶或妈妈们洗头留下来的头发吧，抓一团，就能换上几粒糖丸，过一把瘾。换多换少都是货郎说了算，因为大家也不知道那些东西真的值多少钱。
那会儿像货郎一样挑着担子进村的，还有补锅匠。补锅匠补锅，是我那时候最喜欢看的热闹之一。在我的老家，补锅不叫补锅，而叫补镬（Huo）。我记不得补锅匠是来自浙江还是广东的湛江了，反正他们说话我是听不明白的。他们挑着的担子里有被褥，有风箱，有坩埚。几个水盘，还有一些补锅用的破铁块。
我记得补锅匠一行通常都会是两个人，他们进村之后，会挑一个离各个自然村都不太远，有遮风挡雨条件的中间地带停下来。那时生产队有很多公用房子，比如仓库、砖瓦厂房什么的，他们多数就住在那里。由一个人摆开设备做准备，另一个人拿着类似北京那些“磨菜刀戗剪子”用的铁片一样的道具，一边喳喳喳地敲着，一边走到各村去，像唱经一样喊“补铁锅换锑锅底子喽”。那时铝制品好像还不多，大家多用锑锅或铸铁锅，而又以铸铁锅为最多。铸铁锅用久了底下就氧化生锈，一层层脱落，最后成了破洞。家里锅破了，听到这样的吆喝会喊他们来看。师傅先进屋看一看，评估一下大约需要补多少个补丁，多少钱，如果主人同意，就把自己开场的地方告诉他们，然后继续吆喝去。
当有那么几件需要补的东西送来后，补锅师傅就开始生火了。他们燃着木炭，在坩埚里放进一些碎铁，埋到炭火里。那时我总觉得坩埚就像大半截的鹅蛋，也跟鹅蛋一样很容易破，我见过师傅弄破过好些个。于是他们就用我们那里的胶泥做，先往胶泥里加沙子，做好了放在炉子边烘干待用。在等待铁水烧好的过程中，师傅会先行清理破洞，做准备。坩埚里的铁屑在烈火下很快就变成了铁水，然后用一个很小的长把勺从坩埚里取铁水。记忆里那个小勺子太小了，不会大过我那时候的大拇指。出来的铁水火红火红，像一颗红色的珠子，间或还飞出一点红色的火星子，倒到一块托着的两寸见方的布块上（当然，布块是很厚的，上面还放了一层碳粉或是石墨粉）。然后就托着放到锅的破眼下面，用力往上顶，另一只手用一团圆柱形的湿棉布从上往下用力一压，快速一碾，一个补丁就打上去了。碾得平不平，牢靠不牢靠，就要看师傅的力道大小与掌握时机是否精到了。动作慢了，铁水凝结，就没法弄平。我见到过一个洞要打三个以上补丁才能补上的。如果洞太大，师傅会从别的破锅上取来一小块比洞略小的鐵块，先用小夹子固定在锅洞上，用铁水把逢补上，就算大功告成。最后再用泥水往新补丁处涂一下。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为了让它上锈。这样，补丁与原锅壁之间的结合就更紧密了。
跟与货郎交易一样，补锅除了可以付现钱，也可以用他们需要的东西换付，如大米、菜、木炭等等。我长大一点后，曾经想用补祸师傅补锑锅那样的方法，尝试自己用铝钉来补我家的铁锅。把铝钉放在眼上，下面很小心地垫上一个锤子当铁砧，在上面轻敲。一锤下去才发现自己闯祸了，家里用的都是铸铁大锅，铸铁脆，经不起敲，一敲破得更大了。难怪补锅匠要辛辛苦苦烧铁水来补呢。
如今经济发展，买一口新锅也没有过去那样成为生活的负担，即便用不了，人们也想不起来要拿去补，大多买一口新锅算了。补锅匠也就渐渐地没了市场，现在的孩子们很难再见到他们了，或许只能到民俗馆里去体验啦。
（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8月18日）
上世纪70年代早期，我老家的经济条件应该远不如曼谷好，挑着货郎担出没的小商人也并不多，记忆里的那些货郎并不经常来，每年的春节过后和秋天，是他们经常光顾我家那片村庄的时间。他们带来的东西远不如曼谷货郎担里那样丰富，最多有一些针线和一些糖。大人们看中的多是他们的针线，因为那时衣服讲究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其实是因为没钱没布，有钱要买布也得有布票），针线绝对是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我看中的是他们的糖。对了，当时他们可没有奶油糖，高级一点的是水果糖，最多的是那种彩色的圆形小糖粒。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记得，小时候用于预防小儿麻痹的那种糖丸，就是那个样子。有时候，他们还会带一些半液体的麦芽糖来。我想，农村货郎与城市货郎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城里货郎多以卖货为主，收回来的是钱，而农村货郎多半是以物易物。那时家乡人们的手里其实都没有钱，即使是最简单便宜的东西，大家也很难有现钱去买，货郎大约深通此理，所以既收钱，也收物，当然也包括破烂。于是，对于我们这些黄毛小儿来说，唯一可能拿来跟他们交换的就是手头的破烂，即使是破烂，其实也很难得。
我用来交换的东西大约有那么几样：一是破布烂衫，二是牙膏皮，三是鸡鸭毛鸡胗皮，四是头发。破布烂衫太少了，衣服本来就少，又是南方，好几年才会有一套衣服，破衣服还要留下来，拣好的部分剪下来当补丁用，最后能用来交换的破布条就所剩无几。牙膏皮不是现在的塑料，多是用锡管做的，货郎乐于交换，但大家没钱买，一管牙膏省着用，能用好久，所以牙膏皮太难得。鸡鸭毛呢？农村人要吃鸡鸭，一般得是两种情况，春节通常杀鸡，这样会有鸡毛鸡胗皮，平时就靠办宴席时杀鸡了。家里有产妇，杀鸡补养也可能会留下鸡鸭毛。一年里这样的机会都碰上，也收集不了多少鸡鸭毛和鸡胗皮。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来交换——头发。那时候，奶奶洗头时经常掉下不少头发，她就精心团起来。我们一听到货郎的拨浪鼓响，就满屋子去找可以换糖的东西，跑到院子里，通常这时候货郎已经笑呵呵地等着我们了。有破布？有牙膏皮？有鸡鸭毛？呵呵，来，换你几块水果糖。要麦芽糖？行，用一根像牙签一样的小竹棍，从盖着的小盘里挑一小块出来。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麦芽糖，不够甜，还老粘牙。如果那些东西都没有的话，就到墙缝里去找奶奶或妈妈们洗头留下来的头发吧，抓一团，就能换上几粒糖丸，过一把瘾。换多换少都是货郎说了算，因为大家也不知道那些东西真的值多少钱。
那会儿像货郎一样挑着担子进村的，还有补锅匠。补锅匠补锅，是我那时候最喜欢看的热闹之一。在我的老家，补锅不叫补锅，而叫补镬（Huo）。我记不得补锅匠是来自浙江还是广东的湛江了，反正他们说话我是听不明白的。他们挑着的担子里有被褥，有风箱，有坩埚。几个水盘，还有一些补锅用的破铁块。
我记得补锅匠一行通常都会是两个人，他们进村之后，会挑一个离各个自然村都不太远，有遮风挡雨条件的中间地带停下来。那时生产队有很多公用房子，比如仓库、砖瓦厂房什么的，他们多数就住在那里。由一个人摆开设备做准备，另一个人拿着类似北京那些“磨菜刀戗剪子”用的铁片一样的道具，一边喳喳喳地敲着，一边走到各村去，像唱经一样喊“补铁锅换锑锅底子喽”。那时铝制品好像还不多，大家多用锑锅或铸铁锅，而又以铸铁锅为最多。铸铁锅用久了底下就氧化生锈，一层层脱落，最后成了破洞。家里锅破了，听到这样的吆喝会喊他们来看。师傅先进屋看一看，评估一下大约需要补多少个补丁，多少钱，如果主人同意，就把自己开场的地方告诉他们，然后继续吆喝去。
当有那么几件需要补的东西送来后，补锅师傅就开始生火了。他们燃着木炭，在坩埚里放进一些碎铁，埋到炭火里。那时我总觉得坩埚就像大半截的鹅蛋，也跟鹅蛋一样很容易破，我见过师傅弄破过好些个。于是他们就用我们那里的胶泥做，先往胶泥里加沙子，做好了放在炉子边烘干待用。在等待铁水烧好的过程中，师傅会先行清理破洞，做准备。坩埚里的铁屑在烈火下很快就变成了铁水，然后用一个很小的长把勺从坩埚里取铁水。记忆里那个小勺子太小了，不会大过我那时候的大拇指。出来的铁水火红火红，像一颗红色的珠子，间或还飞出一点红色的火星子，倒到一块托着的两寸见方的布块上（当然，布块是很厚的，上面还放了一层碳粉或是石墨粉）。然后就托着放到锅的破眼下面，用力往上顶，另一只手用一团圆柱形的湿棉布从上往下用力一压，快速一碾，一个补丁就打上去了。碾得平不平，牢靠不牢靠，就要看师傅的力道大小与掌握时机是否精到了。动作慢了，铁水凝结，就没法弄平。我见到过一个洞要打三个以上补丁才能补上的。如果洞太大，师傅会从别的破锅上取来一小块比洞略小的鐵块，先用小夹子固定在锅洞上，用铁水把逢补上，就算大功告成。最后再用泥水往新补丁处涂一下。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为了让它上锈。这样，补丁与原锅壁之间的结合就更紧密了。
跟与货郎交易一样，补锅除了可以付现钱，也可以用他们需要的东西换付，如大米、菜、木炭等等。我长大一点后，曾经想用补祸师傅补锑锅那样的方法，尝试自己用铝钉来补我家的铁锅。把铝钉放在眼上，下面很小心地垫上一个锤子当铁砧，在上面轻敲。一锤下去才发现自己闯祸了，家里用的都是铸铁大锅，铸铁脆，经不起敲，一敲破得更大了。难怪补锅匠要辛辛苦苦烧铁水来补呢。
如今经济发展，买一口新锅也没有过去那样成为生活的负担，即便用不了，人们也想不起来要拿去补，大多买一口新锅算了。补锅匠也就渐渐地没了市场，现在的孩子们很难再见到他们了，或许只能到民俗馆里去体验啦。
（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