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古墓资源枯竭后，就拿近代墓下手
　　浙江的考古工作者有个困惑，就是汉墓数量特别多，西汉土坑墓、东汉砖室墓，一挖一大群，然而唐墓特别少，许多地区只有个位数。汉唐盛世，莫非汉代人口特多，唐朝荒芜一片，这个问题，我始终猜不透。
　　同样的西汉土坑墓，绍兴山地丘陵地区，墓坑开口于基岩之上，即所谓“生土坑”；湖州、嘉興地区的土坑墓，营建于人为堆筑的土墩之上，即所谓“熟土坑”。
　　从发掘技术的角度说，发现生土坑容易，周边全是岩石，唯独一方形的凹陷区域，茅草特别茂盛，或者拿根钢筋来扎，坚硬如岩石，钢筋插不下去，忽然有块地方畅通无阻，略有经验的人就会判断这里可能有土坑墓。发现熟土坑，相对困难得多，需要分辨土质、土色差异，才能框定墓坑的边界。
　　盗墓之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何以见得“于今为烈”？古人盗墓，只图金银财宝，西汉土坑墓常见的坛坛罐罐、鼎盒壶瓿，大概不入法眼。而今人不同，凡经他们光顾，墓底像经过大扫除，纤尘不染。现代人说，坛坛罐罐也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各种价值，归根结底，都是经济价值。把经济价值说成历史文化价值，这是我国文物收藏界取得的最高学术成就之一。
　　生土坑容易发现。绍兴的盗墓风气，历来较湖州兴盛。1998年，我在湖州杨家埠发掘西汉墓地，墓葬大多完好，出土的坛坛罐罐，层层叠叠，一卡车也拉不完。2009年，我在绍兴平水、栖凫发掘战国至西汉墓地，墓葬不少，文物只够装一个蛇皮袋——当地盗墓猖獗，覆巢之下，古墓几无完卵。
　　东汉以降，券顶砖室墓流行，逐渐取代土坑墓。砖室墓固然气派，可惜比土坑墓更容易被盗掘。所谓“十室九空”，狭义所指，正是汉六朝砖室墓。
　　我不能理解，今天有人会把盗墓者描述成身怀绝技的高人，其实，发掘砖室墓，本质上是体力活，略带经验活的成分。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自嘲“此无他，唯手熟耳”，是形容手艺人的，但我认为，盗墓者够不上手艺人的级别。
　　宋元明清，年代晚近，墓葬多有明确的地面标识，盗掘更无技术含量可言。
　　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是负责盗墓案件司法鉴定的机构。近年盗墓风气日盛，我忝列为文物鉴定委员，有段时间忙得不得了，哪里破获盗墓案子，就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多年的竭泽而渔，绍兴已无墓可盗。盗墓者遂流窜至丽水、衢州、金华等地作案，被抓了现行。我前往现场鉴定，发现多为不起眼的宋元小墓，搁在早些年，他们都看不上眼。
　　古墓资源枯竭后，就拿近代墓下手。2015年，嘉兴王店沈曾植家族墓被盗，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的大学者。墓地紧邻村庄，来自江西的盗墓者竟使用炸药爆破。一声闷响，划破寂静的夜空，将全村人从睡梦中惊醒。我们来到现场，自墓圹内拖出的衣物，仍散发着异味。盗墓者的技术越来越粗糙野蛮，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看得多了，渐渐明白盗墓犹如其他的犯罪行为，并非考古学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学与心理学。盗墓源于人心的欲望，欲望不灭，盗墓不止。两汉时期，俗尚厚葬，盗墓盛行。曹操父子，有感于此，主张薄葬，少埋点财物，以绝人之想，墓表也尽量低调一点，弃用丰碑、翁仲。然而，千百年后，人去楼空，仍不免发掘之厄。
　　也许只有加强墓地的现场守护，才能规避盗掘。2014年，东阳南马镇，有清墓被盗，有碑仆于地，曰“陆公之墓，康熙十年季冬吉立”。
　　墓地附近，有一民居，废弃十年有余，许姓守墓人曾住。有位老人七十多岁。他说，“从曾祖父起，许家开始为陆家看守墓地。此前，另有一户王姓人家替陆家守坟，后来不干了，将守墓的工作转让给了许家”。陆家供给许氏“一亩三分”的墓田，由其免费耕种。1950年“土改”后，陆家败亡，许氏不再承担守坟职责，但仍住在附近，出于道义，时有看护墓地之举。直至十年前，因为高山移民，搬到平地居住。
　　自从许氏搬到山下，无故不再上山。不几年间，陆家坟地一再遭盗，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