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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阅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北大硕士赵聚毕业后住在清华，他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读书。在几十个教室贴了海报后，只等来了姜昊骞一个人，于是他俩共读了一年。2012年，赵聚和姜昊骞共同创立了“同道学园”。
“同道学园”如今已经举办了500余场读书会，阅读了《西西弗神话》《理想国》《月亮和六便士》等80余部经典著作。
“人性趋易避难，特别是非功利情况下。”在“阅读邻居”读书会的创办人杨早看来，阅读是生理需求，但深度阅读和跑步一样，都需要定力。
“有好处但难的事，往往需要抱团，通过社交来互相促进。好比跑步一旦变成微信运动上面的排行榜以后，人们的兴趣就大起来了。”在他看来，读书会提供的就是“相互抱团”、相互支撑的机会。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7年4月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8%，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近七成成年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
“这反映了共同阅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赵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内容产业，尤其是阅读的内容产业才刚刚开始，只要把这些力量聚集起来，就能发掘出很多的可能性。”
读书为什么需要“会”
在中国，许多民间读书会都如“同道学园”那样，从寥寥数人发展而来。
南京“嘤鸣读书会”第一次活动也只来了三个人：创办人赵健、赵健请的嘉宾及其朋友。现在，“嘤鸣”拥有10万多“粉丝”，还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201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特别奖”。
“阅读邻居”是从绿茶、邱小石和杨早三个创始人开始的，如今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成为北京市知名的社科类读书会，并荣获2013年“北京十大阅读示范社区”以及首届“伯鸿书香奖”组织提名奖。
在“奥林浦斯学院”读书会创办人卿桃看来，读书会的魅力在于，不仅能聚集一群对某个领域感兴趣的人，而且可以极大拓展个人生活的边界。
卿桃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一位电视编辑对哲学很感兴趣，但是从没系统接触过。两年前，这位编辑参加了他们的读书会，开始系统接触西方哲学，一次次读书会下来，如今俨然可以和专业人士进行深度讨论了，“普通生活里就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
《领读中国》编著许金晶感叹，“一个人读书，或许只是一种自我教育与提升；一群人一起读书，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社群和亚文化团队的兴起。”
顾名思义，“读书”和“会”是读书会最基本的两个目的。“一起悦读俱乐部”创始人石恢认为，“读书”指共读那些能够让人“吸收新的知识，激发新的思考”并且“扩大生命空间”的书；“会”指的是相聚与相遇，老朋友通过读书会来相聚，陌生人通过读书会来相遇。
关于读书会的相聚与相遇对人际交往带来的作用，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促进与研究中心主任徐升国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徐升国回湖南浏阳老家时，做小生意的侄子邀请他参加当地商会组织的读书会活动，在一个茶楼里读《蒋勋说红楼梦》。当天正好讲到“金陵十二钗”，参加者都是当地的商人，他们告诉徐升国：“整天谈商业的事太无聊了，聊一聊《红楼梦》，大家很享受。”
“在一个县城里，商会把这些个体户组织起来，大家一起读书，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徐升国看到了读书会的力量。
不论是小县城还是大都市，读书会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社交的需要。據首届民间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筹备委员会研究报告起草小组对北京地区读书会的抽样调查显示，读书会参与人员中，80%年龄在18～35岁之间；女性略多于男性，这可能和女性更乐于参与集体性活动有关；文化程度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占到90%以上；职业分布上则是各行各业都有，有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IT人士、自由职业者，也有销售人员、律师等，其中，学生和从事教育、媒体、出版等职业的人员占较大比重。
石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大，到一个城市工作好几年，可能你只认识同事或者同学，跟这个城市的接触面还是非常狭窄的。而读书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你可以去接触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和背景的人，对社会的认识也变得更立体更生动了。”
亲子教育类读书会占半壁江山
石恢认为，读书会这种阅读和社交形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获得的关注较少。直到2014年，50余家读书会代表在北京自发组织了首届民间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才让读书会突然之间得到集中曝光。“此后读书会不断地更新轮换、起起伏伏，但总体的态势是向上的。”
许金晶曾经走访过全国16家有代表性的读书会，他发现，这些读书会在定位、活动类型、目标人群等方面千差万别、百花齐放。“有倡导独立思考与健全公民精神的‘爱思想读书会’，有致力于推广人文社科学术阅读的‘金陵读书会’，有定位于女性文化培育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半城读书会’，还有致力于提供都市大众文化休闲方式的‘悦的读书会’……”
《2015年北京读书会发展报告》对当前读书会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观察。如按照年龄划分，读书会可以分为儿童阅读和成人学习。其中儿童阅读及亲子教育类读书会数量繁多，占据了民间读书会的半壁江山，其代表有“皮卡书屋”“浩途家庭俱乐部”“妙妈悦读会”“蒲蒲兰绘本馆”“第二书房”等。
针对成人的阅读组织因阅读内容的不同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除了最常见的人文社科类图书的读书会，经营管理类图书、科技图书、国学图书、佛学图书等也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如“创业联盟沙龙”“集智俱乐部”“卧龙学社”“三圣学堂”等，这些读书会都有各自的拥趸者。 按组织者划分，有媒体运行的“搜狐读书会”“腾讯思享会”“凤凰网读书会”“金融博物馆读书会”；书店和出版机构运行的“雨枫书馆”“单向空间”；高等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运行的“兰台读书会”、北京大学“国政读书会”等。这些由机构运行的读书会，因其得天独厚的背景优势，社会影响较大，为大众熟知。
石恢告诉本刊记者，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随着微信、微博、豆瓣等自媒体、新媒体的兴起，出现的一些新的读书会形态。例如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的“十点读书”和以APP为平台的“樊登读书会”。
线下读书组织也开始利用新媒体向线上延伸，结合线上线下平台优势，完成了互补。
徐升国乐于看到各种类型读书会的蓬勃发展，因为有不同的需求就有不同的供应，甚至还有许多杂糅的形态，“就像一个大生态一样，多种多用，并不断变化。”
“没有领读者，那个火就点不起来”
尽管各种新的民间读书会不断涌现，但根据“一起悦读俱乐部”在2015年对北京地区民间读书会活动的持续跟踪和观察，石恢发现，2014年曾进入研究报告起草小组研究视野的60家民间读书会中，持续保持较高活跃程度的阅读组织，大约只占到一半。其余相当多的读书会，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已很难再找到公开的活动资料，这其中甚至还包括曾获得“优秀民间读书会”称号的阅读组织。
2015年，北京举行的第二届读书会发展论坛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民间读书会代表。会上，很多代表不约而同谈到了“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能不能商业化盈利”等问题，透露了目前大多数民间读书会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困境。
“奥林浦斯学院”读书会在运营中曾经遇到的一个明显困难就是场地。有一次读书会讲《剑桥艺术史》，地址选在了星巴克，当时来了大概有40人，“因为把凳子坐满了，影响了新来的客人，结果店长找到我们说能否换一个地方。”
这件往事让卿桃记忆犹新，他希望“在政府支持下，图书馆、阅读中心等公共空间可以提供免费场地，并开放在线申请”。
石恢告诉本刊记者，组织读书会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场地和参与者。在咖啡馆举行读书会，这在中外都非常流行和普遍。“奥林浦斯学院”在北京各咖啡馆举办活动的同时，也见证了无数咖啡馆的兴衰。
石恢建议，刚开始组织读书会的时候，可以主动联系一些有可能提供免费场地的地方，“一些青年空间、书店或社区图书馆等，他们其实是非常乐意于提供场地做读书活动的。”
与场地问题比较起来，石恢认为，读书会要吸引长期和稳定的参与者，可能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作为读书会的发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耐心和韧性。”
在赵聚看来，当前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和动员更多的领读者投入到读书会中。领读者是集发起人、导师和主持人三种角色于一身的重要角色，他连接起了“用户”“作家”和“读者”，并通过互动分享生产内容，进一步扩大传播，是读书会“点火的人”。
“没有领读者，那个火就点不起来。有了领读者，相关的资源才能够组织起来，带动读书会的开展。”赵聚说。
“领读者，或者阅读推广人，这既是国际经验，也是我们国家在推动全民阅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和鼓励的方向。”徐升国介绍，现在全国各地都把培养领读者作为全民阅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包括官方和民间一些读书会。“像杨早、赵聚、卿桃和石恢，他们都是領读者，他们也在做领读者的培养。”
积极探索商业模式
读书会的商业运营和公益活动有时很难清晰划分，商业运营可以带来公益的效果，而公益活动背后也隐藏着商业动机。“但是非营利的读书会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直接目标的读书会，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化区别。”赵聚说。
杨早告诉本刊记者，“阅读邻居”的读书会是免费参加的，“我们的读书会用八个字概括，‘最小成本，最大乐趣’。和“阅读邻居”一样的读书会还有很多，包括赵聚的“同道学园”，创办至今始终是纯投入零产出。
但过分依赖组织者个人、缺少专业的运营模式和足够的资金来源，读书会能否存活下去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例如，长期在706青年空间活动的“沙之书读书会”，因主办人的个人原因而在2015年基本停止了活动；曾在2014年获得“优秀民间读书会”称号的“新知沙龙”，也因主办者的个人原因，自获奖以后停止了活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少读书组织正在积极探索运营模式。以卿桃的“奥林浦斯学院”为例，头两年，主要由卿桃个人承担每年8000到10000元的网站服务器等活动开支，如今，他们采取每场读书会每人收费10元的形式，每一场15～20人，一期活动八个星期下来，可以获得1200元～1600元的收益。
卿桃告诉本刊记者，作为非营利读书会，收费除了可以解决基本运营成本，也是为了增加大家对读书会的责任感，让参与者严肃对待这件事。
“浩途读书会” 则采取会员制模式，会员费用半年480元，用于专职人员工资、志愿者津贴、平台运营和维护等。负责人海文颖表示，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商业模式的支撑，“浩途”才能不断发展，在各个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分部，迄今为止已有20余个分部。
除了收会费，流量收入、广告收入、出版物收入都是读书会可能的创收模式。如何创造利润并维持长久生存，是所有运营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无论商业模式如何创新探索，专业人士广泛认可的是，读书会的主角是书，不能被其他因素“喧宾夺主”，变成“咖啡会”“红酒会”，甚至沦为“饭局”和“牌局”。
北大硕士赵聚毕业后住在清华，他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读书。在几十个教室贴了海报后，只等来了姜昊骞一个人，于是他俩共读了一年。2012年，赵聚和姜昊骞共同创立了“同道学园”。
“同道学园”如今已经举办了500余场读书会，阅读了《西西弗神话》《理想国》《月亮和六便士》等80余部经典著作。
“人性趋易避难，特别是非功利情况下。”在“阅读邻居”读书会的创办人杨早看来，阅读是生理需求，但深度阅读和跑步一样，都需要定力。
“有好处但难的事，往往需要抱团，通过社交来互相促进。好比跑步一旦变成微信运动上面的排行榜以后，人们的兴趣就大起来了。”在他看来，读书会提供的就是“相互抱团”、相互支撑的机会。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7年4月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8%，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近七成成年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
“这反映了共同阅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赵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内容产业，尤其是阅读的内容产业才刚刚开始，只要把这些力量聚集起来，就能发掘出很多的可能性。”
读书为什么需要“会”
在中国，许多民间读书会都如“同道学园”那样，从寥寥数人发展而来。
南京“嘤鸣读书会”第一次活动也只来了三个人：创办人赵健、赵健请的嘉宾及其朋友。现在，“嘤鸣”拥有10万多“粉丝”，还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201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特别奖”。
“阅读邻居”是从绿茶、邱小石和杨早三个创始人开始的，如今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成为北京市知名的社科类读书会，并荣获2013年“北京十大阅读示范社区”以及首届“伯鸿书香奖”组织提名奖。
在“奥林浦斯学院”读书会创办人卿桃看来，读书会的魅力在于，不仅能聚集一群对某个领域感兴趣的人，而且可以极大拓展个人生活的边界。
卿桃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一位电视编辑对哲学很感兴趣，但是从没系统接触过。两年前，这位编辑参加了他们的读书会，开始系统接触西方哲学，一次次读书会下来，如今俨然可以和专业人士进行深度讨论了，“普通生活里就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
《领读中国》编著许金晶感叹，“一个人读书，或许只是一种自我教育与提升；一群人一起读书，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社群和亚文化团队的兴起。”
顾名思义，“读书”和“会”是读书会最基本的两个目的。“一起悦读俱乐部”创始人石恢认为，“读书”指共读那些能够让人“吸收新的知识，激发新的思考”并且“扩大生命空间”的书；“会”指的是相聚与相遇，老朋友通过读书会来相聚，陌生人通过读书会来相遇。
关于读书会的相聚与相遇对人际交往带来的作用，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促进与研究中心主任徐升国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徐升国回湖南浏阳老家时，做小生意的侄子邀请他参加当地商会组织的读书会活动，在一个茶楼里读《蒋勋说红楼梦》。当天正好讲到“金陵十二钗”，参加者都是当地的商人，他们告诉徐升国：“整天谈商业的事太无聊了，聊一聊《红楼梦》，大家很享受。”
“在一个县城里，商会把这些个体户组织起来，大家一起读书，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徐升国看到了读书会的力量。
不论是小县城还是大都市，读书会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社交的需要。據首届民间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筹备委员会研究报告起草小组对北京地区读书会的抽样调查显示，读书会参与人员中，80%年龄在18～35岁之间；女性略多于男性，这可能和女性更乐于参与集体性活动有关；文化程度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占到90%以上；职业分布上则是各行各业都有，有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IT人士、自由职业者，也有销售人员、律师等，其中，学生和从事教育、媒体、出版等职业的人员占较大比重。
石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大，到一个城市工作好几年，可能你只认识同事或者同学，跟这个城市的接触面还是非常狭窄的。而读书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你可以去接触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和背景的人，对社会的认识也变得更立体更生动了。”
亲子教育类读书会占半壁江山
石恢认为，读书会这种阅读和社交形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获得的关注较少。直到2014年，50余家读书会代表在北京自发组织了首届民间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才让读书会突然之间得到集中曝光。“此后读书会不断地更新轮换、起起伏伏，但总体的态势是向上的。”
许金晶曾经走访过全国16家有代表性的读书会，他发现，这些读书会在定位、活动类型、目标人群等方面千差万别、百花齐放。“有倡导独立思考与健全公民精神的‘爱思想读书会’，有致力于推广人文社科学术阅读的‘金陵读书会’，有定位于女性文化培育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半城读书会’，还有致力于提供都市大众文化休闲方式的‘悦的读书会’……”
《2015年北京读书会发展报告》对当前读书会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观察。如按照年龄划分，读书会可以分为儿童阅读和成人学习。其中儿童阅读及亲子教育类读书会数量繁多，占据了民间读书会的半壁江山，其代表有“皮卡书屋”“浩途家庭俱乐部”“妙妈悦读会”“蒲蒲兰绘本馆”“第二书房”等。
针对成人的阅读组织因阅读内容的不同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除了最常见的人文社科类图书的读书会，经营管理类图书、科技图书、国学图书、佛学图书等也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如“创业联盟沙龙”“集智俱乐部”“卧龙学社”“三圣学堂”等，这些读书会都有各自的拥趸者。 按组织者划分，有媒体运行的“搜狐读书会”“腾讯思享会”“凤凰网读书会”“金融博物馆读书会”；书店和出版机构运行的“雨枫书馆”“单向空间”；高等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运行的“兰台读书会”、北京大学“国政读书会”等。这些由机构运行的读书会，因其得天独厚的背景优势，社会影响较大，为大众熟知。
石恢告诉本刊记者，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随着微信、微博、豆瓣等自媒体、新媒体的兴起，出现的一些新的读书会形态。例如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的“十点读书”和以APP为平台的“樊登读书会”。
线下读书组织也开始利用新媒体向线上延伸，结合线上线下平台优势，完成了互补。
徐升国乐于看到各种类型读书会的蓬勃发展，因为有不同的需求就有不同的供应，甚至还有许多杂糅的形态，“就像一个大生态一样，多种多用，并不断变化。”
“没有领读者，那个火就点不起来”
尽管各种新的民间读书会不断涌现，但根据“一起悦读俱乐部”在2015年对北京地区民间读书会活动的持续跟踪和观察，石恢发现，2014年曾进入研究报告起草小组研究视野的60家民间读书会中，持续保持较高活跃程度的阅读组织，大约只占到一半。其余相当多的读书会，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已很难再找到公开的活动资料，这其中甚至还包括曾获得“优秀民间读书会”称号的阅读组织。
2015年，北京举行的第二届读书会发展论坛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民间读书会代表。会上，很多代表不约而同谈到了“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能不能商业化盈利”等问题，透露了目前大多数民间读书会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困境。
“奥林浦斯学院”读书会在运营中曾经遇到的一个明显困难就是场地。有一次读书会讲《剑桥艺术史》，地址选在了星巴克，当时来了大概有40人，“因为把凳子坐满了，影响了新来的客人，结果店长找到我们说能否换一个地方。”
这件往事让卿桃记忆犹新，他希望“在政府支持下，图书馆、阅读中心等公共空间可以提供免费场地，并开放在线申请”。
石恢告诉本刊记者，组织读书会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场地和参与者。在咖啡馆举行读书会，这在中外都非常流行和普遍。“奥林浦斯学院”在北京各咖啡馆举办活动的同时，也见证了无数咖啡馆的兴衰。
石恢建议，刚开始组织读书会的时候，可以主动联系一些有可能提供免费场地的地方，“一些青年空间、书店或社区图书馆等，他们其实是非常乐意于提供场地做读书活动的。”
与场地问题比较起来，石恢认为，读书会要吸引长期和稳定的参与者，可能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作为读书会的发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耐心和韧性。”
在赵聚看来，当前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和动员更多的领读者投入到读书会中。领读者是集发起人、导师和主持人三种角色于一身的重要角色，他连接起了“用户”“作家”和“读者”，并通过互动分享生产内容，进一步扩大传播，是读书会“点火的人”。
“没有领读者，那个火就点不起来。有了领读者，相关的资源才能够组织起来，带动读书会的开展。”赵聚说。
“领读者，或者阅读推广人，这既是国际经验，也是我们国家在推动全民阅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和鼓励的方向。”徐升国介绍，现在全国各地都把培养领读者作为全民阅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包括官方和民间一些读书会。“像杨早、赵聚、卿桃和石恢，他们都是領读者，他们也在做领读者的培养。”
积极探索商业模式
读书会的商业运营和公益活动有时很难清晰划分，商业运营可以带来公益的效果，而公益活动背后也隐藏着商业动机。“但是非营利的读书会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直接目标的读书会，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化区别。”赵聚说。
杨早告诉本刊记者，“阅读邻居”的读书会是免费参加的，“我们的读书会用八个字概括，‘最小成本，最大乐趣’。和“阅读邻居”一样的读书会还有很多，包括赵聚的“同道学园”，创办至今始终是纯投入零产出。
但过分依赖组织者个人、缺少专业的运营模式和足够的资金来源，读书会能否存活下去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例如，长期在706青年空间活动的“沙之书读书会”，因主办人的个人原因而在2015年基本停止了活动；曾在2014年获得“优秀民间读书会”称号的“新知沙龙”，也因主办者的个人原因，自获奖以后停止了活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少读书组织正在积极探索运营模式。以卿桃的“奥林浦斯学院”为例，头两年，主要由卿桃个人承担每年8000到10000元的网站服务器等活动开支，如今，他们采取每场读书会每人收费10元的形式，每一场15～20人，一期活动八个星期下来，可以获得1200元～1600元的收益。
卿桃告诉本刊记者，作为非营利读书会，收费除了可以解决基本运营成本，也是为了增加大家对读书会的责任感，让参与者严肃对待这件事。
“浩途读书会” 则采取会员制模式，会员费用半年480元，用于专职人员工资、志愿者津贴、平台运营和维护等。负责人海文颖表示，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商业模式的支撑，“浩途”才能不断发展，在各个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分部，迄今为止已有20余个分部。
除了收会费，流量收入、广告收入、出版物收入都是读书会可能的创收模式。如何创造利润并维持长久生存，是所有运营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无论商业模式如何创新探索，专业人士广泛认可的是，读书会的主角是书，不能被其他因素“喧宾夺主”，变成“咖啡会”“红酒会”，甚至沦为“饭局”和“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