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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官方文件的正式发布,“一带一路”倡议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也成为中国周边外交最核心的议题。结合这一年度特征,《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6)》重点分析研究了“一带一路”在周边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和挑战。
评估报告指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大战略,其顺利推进将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而作为战略落实的首发地,周边各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尤其考虑到安全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短板。
一是大国博弈与地缘竞争。在美日俄印四个大国中,美日两国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反应冷淡,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对冲。2015年,美国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以抗衡“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影响力的扩散。日本则采取扩大基础设施和出口、提振经济的战略,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围绕高铁项目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将单纯的经济活动“政治化”,不仅加大了中国获取海外项目的难度,而且提升了中国企业投资成本以及收益回报的风险。相较之,俄罗斯的态度由质疑转变为了欢迎,中俄双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平台,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达成共识。而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欢迎则显得口惠而实不至,它的消极态度阻碍了“孟中印缅走廊建设倡议”的推进。
此外,大国还通过盟友或中小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施加影响。中小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虽然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但又不得不“察言观色”,奉行大国平衡策略,同时试图利用大国竞争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故而,虽然“一带一路”的推进主要是与周边中小国家合作,但是防范与应对“大国效应”仍然十分重要,尤其要对美日同盟的安全与经济影响力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对此,中国既要保持开放与合作的心态,又要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底线,避免投资项目的过度“政治化”,对投资风险给予更多的评估与考量。
二是周边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或加大“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中国周边许多国家仍然处于政治转型期,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国内政治派别与利益集团众多,对华关系的立场与观点差异性大。尤其是进入2016年,缅甸大选后的政局变化、越共12大后的政治调整以及泰国的宪政改革等,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对华政策的波动,进而影响中国投资项目的进展。
三是海上安全问题削弱“一带一路”推进的互信基础。较之于黄海形势的相对稳定、钓鱼岛争端与东海问题的僵持,南海问题因中美博弈与中菲南海国际仲裁案而持续恶化,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构成一定的牵制。此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海上通道的建设在地理上具有高度重合性,在领土纠纷迭起、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动机疑虑重重,它们不仅开展竞争性经济安排以直接挑战“一带一路”项目,甚至搅局或破坏相关合作项目的达成。
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一带一路”构成破碎化和长期性的挑战。诸如存在于周边国家的恐怖主义、环境变化、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等安全问题,具有突发性、跨界性、长期性等特征,是对“一带一路”最直接、最主要的威胁,将会极大地威胁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与人员的安全。
在“一带一路”实施进程中,中国应该加大对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应对。第一,妥善处理与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包括加强对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研究,做好风险检测和评估工作,避免投资项目的“政治化”等。第二,合理协调政府与企业关系,强调投资项目的经济行为,敦促企业完善项目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第三,政府更多承担安全风险的宏观管理职责,强调安全预警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国家间海上安全合作和次区域性安全合机制的建设构建良好的宏观投资环境。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自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六年,重点分析周边形势每年度的整体情况和热点问题,进而通过连续的观察和学术积累,探索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规律,为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评估报告指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大战略,其顺利推进将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而作为战略落实的首发地,周边各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尤其考虑到安全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短板。
“一带一路”战略在周边地区面临四大安全挑战
一是大国博弈与地缘竞争。在美日俄印四个大国中,美日两国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反应冷淡,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对冲。2015年,美国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以抗衡“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影响力的扩散。日本则采取扩大基础设施和出口、提振经济的战略,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围绕高铁项目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将单纯的经济活动“政治化”,不仅加大了中国获取海外项目的难度,而且提升了中国企业投资成本以及收益回报的风险。相较之,俄罗斯的态度由质疑转变为了欢迎,中俄双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平台,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达成共识。而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欢迎则显得口惠而实不至,它的消极态度阻碍了“孟中印缅走廊建设倡议”的推进。
此外,大国还通过盟友或中小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施加影响。中小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虽然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但又不得不“察言观色”,奉行大国平衡策略,同时试图利用大国竞争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故而,虽然“一带一路”的推进主要是与周边中小国家合作,但是防范与应对“大国效应”仍然十分重要,尤其要对美日同盟的安全与经济影响力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对此,中国既要保持开放与合作的心态,又要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底线,避免投资项目的过度“政治化”,对投资风险给予更多的评估与考量。
二是周边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或加大“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中国周边许多国家仍然处于政治转型期,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国内政治派别与利益集团众多,对华关系的立场与观点差异性大。尤其是进入2016年,缅甸大选后的政局变化、越共12大后的政治调整以及泰国的宪政改革等,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对华政策的波动,进而影响中国投资项目的进展。
三是海上安全问题削弱“一带一路”推进的互信基础。较之于黄海形势的相对稳定、钓鱼岛争端与东海问题的僵持,南海问题因中美博弈与中菲南海国际仲裁案而持续恶化,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构成一定的牵制。此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海上通道的建设在地理上具有高度重合性,在领土纠纷迭起、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动机疑虑重重,它们不仅开展竞争性经济安排以直接挑战“一带一路”项目,甚至搅局或破坏相关合作项目的达成。
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一带一路”构成破碎化和长期性的挑战。诸如存在于周边国家的恐怖主义、环境变化、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等安全问题,具有突发性、跨界性、长期性等特征,是对“一带一路”最直接、最主要的威胁,将会极大地威胁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与人员的安全。
中国如何应对安全风险?
在“一带一路”实施进程中,中国应该加大对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应对。第一,妥善处理与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包括加强对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研究,做好风险检测和评估工作,避免投资项目的“政治化”等。第二,合理协调政府与企业关系,强调投资项目的经济行为,敦促企业完善项目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第三,政府更多承担安全风险的宏观管理职责,强调安全预警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国家间海上安全合作和次区域性安全合机制的建设构建良好的宏观投资环境。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自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六年,重点分析周边形势每年度的整体情况和热点问题,进而通过连续的观察和学术积累,探索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规律,为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提供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