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涛是我的硕士生，我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时，他跟我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毕业后，又考到南京大学师从黄发有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程光炜教授从事了两年博士后研究。我跟黄发有、程光炜经常谈到他，我们都很喜欢、很器重他，有他这样的好学生，我们真的感到有点小光荣和小骄傲。他的谦逊、稳重、扎实，他为人为文的低调，他对于学术的态度都深得我心。在我的学生中，秀涛是方方面面都让人很放心的一位，他心中有数，知道自己要什么，并坚定不移地向着自己的方向努力着，不需要你为他多操心。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类型的学生，从不会炫耀自己的学识与成绩;他也不是那种功利心很重的学生，从不会以“创作丰富自娱”，而是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了寂寞，是真正把学术看得很神圣的那种人，既肯花大价钱去淘书买资料，也肯下真功夫去读书;他更不是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学术界、文学界是非真是太多了，但他这么多年从山东到江苏再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我没有听说他跟任何人有过过节，他为人坦诚、朴实，不善夸夸其谈，但外冷内热，任劳任怨，在文学馆我甚至觉得他称得上是忍辱负重的榜样。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不对他夸赞有加的。而他的学问和取得的成绩也很是令人称道，他迄今已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中核心期刊三十余篇，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权威刊物发表四篇，被《新华文摘》转载一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七篇。2015年获得首届紫金·江苏省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2018年获得《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并有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历史的细节——中国当代文学史观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艺的发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等。与成果的数量相比，更可贵的是他的学术品质，他做学问少年老成，文如其人，有一种一板一眼的“老派”学者的做派，讲究理据、讲究论从史出、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讲究下笨功夫，不浮躁，不张扬，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他的每一个成果都货真价实，都有建树，有开拓，有个性，能让人从中看到他的学识、功底与修养。在青年一代学人中，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通常有两个方向：一是重“史”的研究方向;二是重“现场”的研究方向。两个方向并无学术上先天的优劣高低之分，哪个方向做好了都会有重要的学术建树与学术价值。对于研究生来说，这两个方向和两种能力其实同等重要，我是鼓励我的研究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同时发力的。但王秀涛的研究显然更偏重于“史”的方向，从读研究生起他就体现了对史料的浓厚兴趣，并在对史料的收集、占有、爬梳中，不断积累着考证和辨析的能力与功夫。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小说研究》，着重从历史观、文化观、语言观等方面对新世纪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进行论述。他认为，新世纪历史小说呈现了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边缘化的历史景观的描写，日常历史、民间历史、边缘历史等得到充分展现。通过突出日常生活經验的历史意义，呈现民族的、边疆的边缘历史文化，以及在语言上注重方言这一语言形式在呈现历史时的特定意义，新世纪历史叙事具有了其突出的特征。博士论文写的是《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他以“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会议为研究对象，但无意于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会议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还原，而是希望通过详细的资料梳理对不同类型的会议进行考察，论文以问题为导向，对文代会、青创会、座谈会、批判会、纪念会、观摩会等会议形式进行阐释，探究其召开方式、实践规则、规范和作用方式，论述当代文学在进行文学制度设计的过程中，文学会议承担的相应功能和历史意义。这两篇论文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他对于历史和史料的痴迷在此初现端倪，并作为一种学术的基因贯穿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
　　事实上，在文学史料中的耕耘、沉迷，对王秀涛学术道路和学术个性的塑造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方面接二连三推出重磅成果，不仅使他在同代学人中逐渐崭露头角，有了越来越大的学术影响力，而且也使他的研究特色和个性风格日益鲜明。在我看来，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的研究多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深入探究，避免表面化的浅层次的呈现，总是力求在具体的问题指向下进行有针对性、代表性和复杂性的探索，并开拓深入探讨的空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因为意识形态偏见及历史叙事格局的稳固与局限，或者因为资料体系的封闭，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并未被一般的文学史叙述所发掘、重视和使用。因此，在问题设计上，他基本舍弃了大量一般性的文学史问题，而是利用一手的资料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寻找那些重要的但未被充分论及甚至为此前的文学史研究所忽略的问题，从中发现研究的可能性，补足历史叙述的薄弱之处。
　　第二，重视史料的发掘和使用。一方面，王秀涛善于重新审视常见史料，重新历史化、问题化，避免陷入史料自身的逻辑，努力寻找其中包含的更多的历史信息和言外之意，发掘其中的裂隙和重新设置问题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他又会全身心地投入去充分查找、利用第一手的稀有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既前往北京市档案馆查找档案，也在民间收藏者那里看到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包括第一次文代会、新中国成立后文联及作协的相关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当然具有极高的价值，呈现了大量之前我们所未知的历史的情境、细节，也修正、丰富了以往的历史认知。比如，《宝文堂书店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通俗文艺生产》（《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重建城市文艺——论20世纪50年代对“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处理》（《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白毛女〉进城与革命文艺的传播和示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城市接管与当代文艺的发生》（《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秩序的重建：从华乐戏院到大众剧场》（《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论文，从城市文艺改造的角度，通过具体的有代表性的个案，发掘当代文艺发生的根源，从“旧文艺”与新制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全面地理解当代文艺的生成过程，并呈现这一过程中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他的研究，以城市文艺改造为核心内容，但同时又不把城市文艺改造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置于历史转折、当代文艺发生的整体性背景下确立其过程和意义，着重突出此前当代文艺叙述所忽略的地方，发掘历史的细节，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和可能性，避免表面化的浅层次的呈现，力求在具体的问题指向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再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对第一次文代会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如《“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招待代表演出考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2期）、《文艺的转向：第一次文代会“艺术展览会”考论》（《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第一次文代会与文联的产生》（《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第一次文代会的几则提案》（《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主要聚焦第一次文代会的重要活动，呈现其重要的历史细节，弥补了以往研究的某些缺失。如他指出的，第一次文代会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的意义不言而喻，它作为当代文艺的开端性意义被学界广泛认同，但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其中的很多史实尚未得到呈现和解释。事实上，第一次文代会并非只是以会议报告的方式宣告新文艺的诞生，第一次文代会组织的很多活动，都是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实践和预演，这些会议活动都有特定的程序和选择的标准，其中蕴含着新中国对文艺发展的未来设计，也宣告新的人民文艺的未来走向。王秀涛的研究，既是对历史细节的丰富与还原，也有助于对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理解与认识，有力地推进了文学制度研究的深化。
　　第三，新史料的发现和贡献。王秀涛对史料的痴迷既成就了他的学术研究，也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精力包括金钱。网上拍卖的很多原始资料有时是很贵的，但只要看中了，他绝对舍得投入，这些年在资料上的花费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他的功劳深得文学史界的肯定，他发掘整理了一批有价值的档案史料，且多为原始档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对史料进行考证研究，主编了《新中国文艺史料大系——文学会议卷》，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比如《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孔厥的“罪与罚”》（《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备与成立》（《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等。
　　说到底，文学研究其实并没有什么捷径，不可能一夜走红，它不是短跑冲刺，而是马拉松长跑。一个人认认真真地写一篇好文章也许容易，但在整个漫长的学术道路上都能一如既往认认真真地写好每一篇文章就不容易了。看一个学人的学术成就最终考验的还是他对学术的信仰、他的知识储备、他的修养与能力以及他的学术耐力。从这个角度说，王秀涛这样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青年学人已经显示了进行学术长跑的能力与耐力，我们有理由对他的未来抱以更大的期待。
　　2020年国庆匆就于北京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