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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地处兰州市华林山西麓，南以狗牙山为屏障，北临黄河，就是现在七里河区的上西园、下西园、林家庄、柏树巷一带。明清时代，西园因得溥惠渠灌溉之利，是兰州著名的冬果梨产地，园圃连绵，绿树成荫，曾以独特的“梨园风光”被列为兰州古八景。兰州通往甘南的官道就从西园的千亩梨园中穿过，明嘉靖朝的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彭泽的墓园也建在这个地方。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地区逐渐变成新的居民区，昔日的“梨园风光”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西园度过的，见证了西园从一派秀丽的田园风光变成杂乱居民区的历史沧桑，留下了梦萦魂牵的记忆。
消逝的柳树巷
一溜高大的柳树，从巷口绵延排开去，跨过一堵矮墙，伸向远方，“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冬去春来的日子，柳树柔软的枝条，缀着鹅黄色的嫩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婀娜多姿。树下是一条3尺宽的水渠，平常是干的，只有农民灌溉菜地时，才有哗哗的流水。
这是兰州近郊一条无名小巷，南北走向，大约40米长，东侧是柳树和水沟，西侧是一溜民房的土坯墙。巷口住着一户人家，巷里是一所四合院，是兰州解放前最后一任市长的私宅。由于祖上的某种瓜葛，我家小院与这所四合院有一扇小门相通。解放后，这所私宅一度成了军营，不久又变成一家食品厂的车间，与我家小院合二为一了。这条小巷仅有两个院子，归属上西园，当地人叫它柳树巷。
20世纪50年代，旧市长早已离开这所院子，新建的兰新铁路从巷口通过，柳树巷基本还保持着原貌，成了我童年的游乐场。春天来了，柳树绿了，水渠里的水哗啦啦流起来了，我们像一群出巢的小鸟，整天在小巷里喧闹嬉戏。小小的柳树巷，一天到晚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那时，巷里的柳树有水桶粗了，高大的树冠枝柯交错，浓荫蔽天遮日。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爬树，四肢并用，在10多米高的枝柯上，像小猴子一样行走自如。有一次，我爬上巷口那棵树，在树杈上悠来荡去，很快窜到巷里的一棵树上。我抓住一枝小臂粗细的树杆，悬空吊着荡起秋千来。那树枝突然“咔嚓”一声响，我知道不妙，赶忙伸手抓住身旁的一根树枝。没想到，那是一根枯枝，我身体的重心还没有挪过来，枯枝就折断了，我从10多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吓得树下的小伙伴大呼小叫。我心里一惊，两只手乱抓，就在快要落地的一瞬间，一只手抓住了一把柳条，把整个身子吊起来，上下晃悠了几下，随着柳条折断，我“嗵”地掉在水渠里。幸好柳条缓冲了一下，水渠里泥土湿软，有惊无险，我只摔痛了屁股。
大概由于我们经常爬树，那些喜欢在树上垒窝的乌鸦、喜鹊等鸟类，从不在柳树上做窝。每天在柳树丛跳跃嘀啭的，大多是麻雀，偶尔有黄鹂、布谷、戴胜、雨燕光临。很自然，逮鸟捕雀就成了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活动了。巷西侧的土坯墙上有许多小缝隙，是麻雀筑窝的好地方，我们就在春天麻雀抱窝的时候，捣鸟窝，掏鸟蛋，捉小鸟。麻雀与人类最亲近了，却最不宜人工饲养。有一次，我听见树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顺手拿起弹弓，射出一粒石子，听声音打在树杆上了，群雀全飞了，只掉下一只，在地上扑腾。我扑过去捉住，是一只刚刚学飞的小雀，没有一点伤，大约是震晕了掉下来的。这只小雀，我装在笼子里养了几天，它不吃不喝，终于绝水、绝食而死。
夏天的晚上，柳树巷又成了土狗子的天下。土狗子，学名蝼蛄，生活在水渠旁的泥土里。太阳一下山，土狗子就活跃起来，叫个不停，整个柳树巷里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天黑以后，我们借着月光，拿把小铲子，捉几只土狗子，装在玻璃瓶里，压上土，盖上盖，挂在窗户前，半夜里它就会欢叫起来，给沉寂的夏夜增添一点灵性。
60年代初，不知為什么，柳树巷的柳树，被附近生产队砍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土墙，粗陋不堪。从此，柳树巷名存实亡，成了一条狭窄、脏乱，没有一点生气的小巷，仅仅作为我们院子的通道，至今还静静地横卧在兰新铁路旁。
柳树巷，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同那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小巷，永远消逝了。
小院沧桑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上西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院，东、南两边是一个军队单位高高的围墙，小院正好被夹在两堵围墙形成的直角里，杂乱、拥挤、破旧。院里的居民大多是生活在这个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还有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市民。
这个在今天的兰州已经成为“贫民窟”的小院，却埋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那是20世纪30年代初，这儿还是兰州大户人家孙氏的祭田。30年代末期，孙氏长子、时任甘肃省财政厅科长的孙汝楠在这儿修了一个四合院式的别墅。院里北面是正房，东西是厢房，正房的东侧和东厢房平齐，是一排佣人的住房，大门就在佣人房和东厢房之间。房屋一律砖基土墙，外面搪了一层大约3毫米厚的白灰浆，这在当时的兰州已经是很高级的民宅了。院内用黄河石铺了两条东西、南北走向的大约1米宽的甬道，在院子中央交叉，把小院隔成四块花圃，中间形成一个直径2米左右的圆圈。甬道和圆圈的外侧用侧立的青砖围砌，路面上用黄河石精心拼出各种几何形、花卉形图案。靠南的两块花圃中间种着两丛繁茂的兰州玫瑰;正房门前两旁种着两棵丁香树，繁茂的枝叶高过屋顶。兰州常见的丁香是灌木，开紫色花，而这两棵丁香却是小型乔木，开白色花，是兰州不多见的稀有品种，据说是引进的西洋丁香。春夏时期，玫瑰和丁香一起开放，整个小院就充溢着浓郁的花香。
小院大门外，有一条大约2米宽、50多米长的小路，旁边是明代修建的溥惠渠西渠的一条支渠，渠边生长着一排高大的柳树，夹杂着几棵同样高大的沙枣树，因此当地老百姓把这条小路叫作柳树巷。巷口连接着当时兰州通向临夏、甘南地区的唯一大道。在巷口的东侧，横跨大道修建了一个门楼，下面是拱形通道，上面是神殿，供奉着当地老百姓信奉的神像，当地人俗称“楼楼子”。从巷口向西北3里多路就进入兰州市区，向西南不远处就是明代兵部尚书彭泽的墓园。小院周围是当时兰州著名的西园冬果梨产地，一派秀丽的田园风光。 1941年，民国政府正式批准兰州市建制，为甘肃省政府直辖市。第一任市长蔡孟坚在筹建兰州市政府时，暂时借住在这个小院里，正房三开间的堂屋就是蔡孟坚的办公室，堂屋西侧的一间小偏房是蔡孟坚的临时卧室。因此，兰州建市后的第一届市政府就诞生在这个小院里。蔡孟坚早期留学日本，是国民党中统的重要特工人员，在任湖北省警察局长期间，曾抓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立即表示投降国民党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直接威胁到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由于蔡孟坚报功心切，没有听从顾顺章关于不要向南京打电报的提醒，当晚就急忙向南京中统首脑连发六封绝密电报，被中共特科打进中统首脑机关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破译，才避免了中共的灭顶之灾。如果蔡孟坚不发这六封电报，中国的现代史可能要重写了。后来有史家评论，蔡孟坚差点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差点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
由于我家祖上与这个小院主人孙家有一些亲戚瓜葛，这个小院与我家的小院有一扇小门连通。蔡孟坚住在这个小院时，从堂屋西侧小偏房开了一扇小屋门，出这个小屋门向右一拐，走三四步跨过连通我家院子的小门，就可以直接进入我家院子。蔡孟坚那个时期犹如惊弓之鸟，只要听到柳树巷大门那边有什么动静，立即从那个小屋门出来，躲进我家院子，请我父亲出去打探动静，如果平安无事，他重新回去办公;如果有什么不妥，他可以立即从我家院子里逃到西面大街上。
蔡孟坚离任兰州市长时，推荐这个小院的主人孙汝楠接任兰州市第二任市长，这儿就成了孙汝楠的官邸，直到兰州解放。这个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院，诞生过兰州历史上的第一届市政府，住过差点改变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蔡孟坚，住过兰州建市以后的第一、第二任市长，也就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两任市长，它在兰州市的历史上也算有过一段值得炫耀的岁月。
解放以后，这个小院收归国有，一度成为军营的幼儿园。20世纪50年代初，新修的兰新铁路从小院门口的柳树巷前通过，巷口大道上的门楼被拆除了。随着从小西湖通向甘肃南部的省级道路修通，这条昔日的交通要道渐渐萧条，成了一条街巷。到了大跃进时期，小院交给地方管理，变成了一家食品厂的制醋车间，院中的花圃被毁，两丛繁茂的兰州玫瑰移栽到我家院子里，只留下那两棵丁香树蓬蓬勃勃地生长着，追忆着小院昔日的繁华。60年代，小院又变成了区上的家属院，搬进了六七户人家，旧社会兰州市第一任市长的办公室，住进了一对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夫妇。由于管理比较规范，小院的布局没有大的变化，院子里整洁宽敞，丁香树还很繁茂，每到春天就缀满白色的丁香花，浓郁的花香招引着蝴蝶和蜜蜂，给小院居民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生气。夏天，偶尔有燕子光顾小院，逗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令人不由产生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感慨。
到了“文革”时期，小院人口急剧增长，居民们为了缓解住房拥挤状况，各自在门前圈地盖简易住房和小厨房，把小院的布局彻底毁坏了，变成了一个大杂院。不久，那两棵丁香树也枯死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兰州市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小院周围大多变成了楼房，而这个小院却面目全非，越来越破败，静悄悄地蜷缩在高墙的旮旯里，默默承载着兰州市建市以来70多年的历史沧桑，成了一个被忘却的历史陈迹。
童年的狗娃山
这是一个凄婉而美丽的传说。很早以前，在离我家1公里外的南山上，住着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民。那年，兰州地区大旱，南山草木枯焦，庄稼绝收，水窖干涸。这位农民背井离乡，举家迁往他乡度荒。临走时，匆忙中将一件比较贵重的东西遗忘在山上。他家的一只狗就忠实地守护着，一步也不离开，终因饥渴而死。后来，这位农民返回南山寻找那件遗物，见此悲景，深受感动，洒泪埋葬了这只义犬。从此，当地老百姓就把这座南山叫作狗娃山。
狗娃山是一座干旱、贫瘠的黄土山，高出兰州市区500多米，没有水源。如果天旱，一年有八九个月光秃秃的，一片苍凉，只有秋天才能见到一点绿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秋天是狗娃山最富饶、最有生气，也最吸引我们的季节。每天放学以后，我和几个同学拿着早准备好的绳子、铲子，离开坐落在华林山西侧半山上的小学，沿着南边山腰，走10来分钟就到狗娃山。那时候，我们那一带人家，冬天烧炕引火，用不起木材，就用狗娃山上的一种蒿草。这种蒿草灰白色的枝干，灰白色的小叶，米粒大的小黄花，特别耐旱，在大旱之年也能顽强生长，雨水好的年头，可长1米多高，当地人叫米蒿子。米蒿子含水量少，晒干后遇一点火星就着，是最好的烧炕燃料。每年秋天，上山拔米蒿子，是男孩子的任务，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差事。
狗娃山山势陡峭，山麓和山头地势平缓处，稀稀拉拉几块农田，种着苞谷、洋芋等一些耐旱庄稼。这是附近生产队的“撞田”，春天播种就怀着侥幸心理，耕作粗放，疏于管理，撞上雨水好的年景收获也不少，碰上大旱就颗粒无收。到了狗娃山，我们不忙着拔草，先溜进洋芋地里偷挖几个洋芋，或者在苞谷地里偷掰几个苞谷棒子，选一个背风的小土坎，上面挖碗口大个小深坑，侧面掏个洞相连，围小坑边沿一圈用鸡蛋大的土疙瘩一层层垒起来，形成一个1尺多高的空心塔。然后，把米蒿子从侧洞口塞进去烧，等垒在上面的土疙瘩烧得发红了，坑里面也积了许多发烫的草灰，这才把洋芋、苞谷棒子扔进草灰里，洞口用大土块堵起来，再把土疙瘩推进坑里，用脚踩实。这时，我们才去拔草，待每人拔够一大捆草，就高高兴兴扒开土，里面的洋芋、苞谷棒子正好煨熟了。用这种土灶煨的洋芋、苞谷棒子，不焦不生，香喷喷的，别有风味。有一次，我们刚扒开土，一个看田的农民走过来，不仅不骂我们，还和我们一起享用刚出土的热洋芋。他告诫我们，偷几个洋芋烧来吃是可以的，不準在地里乱糟蹋。那时候，我们还比较单纯，每次只偷够吃一次的，决不糟蹋，也不往家里带。
吃饱了肚子，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去挖“洼婆娘”。这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大小、形状像蕨麻，表皮有点苦，里面甜甜的，很好吃，当地方言叫“洼婆娘”。“洼婆娘”分两种，一种白皮的我们叫白面的，一种褐皮的我们叫黑面的。白的甜，黑的微苦。“洼婆娘”埋在很深的土里，我们一般都选择长在崖畔上的，顺着崖坎挖起来非常容易，如果运气好，一次挖的可以装满衣兜，回家分给亲友们解馋。挖“洼婆娘”的时候，顺带能挖到手指头粗的甘草，嚼起来特别甜，可以补充我们身体里非常缺乏的糖分。不过，甘草吃多了容易流鼻血，我们也不敢多吃。 秋雨霏霏的日子，狗娃山上烟雨茫茫，是地达菜生长的好时节。地达菜是一种生长在地上的藻类，像木耳，当地老百姓认为地达菜是羊粪蛋变的。狗娃山上地达菜很多，平常干枯，比纸还薄，紧贴着地皮;秋雨一滋润，很快肥厚起来，遍布在浅草间，好像黑色的花朵。我们拔米蒿子时，顺便撿地达菜，如果雨水好，一次能捡一书包。把地达菜淘洗干净，或炒，或凉拌，或包包子，都很好吃。在那个食品奇缺的年代，地达菜是我们最好的山珍美味了。
狗娃山植被稀少，除了稀稀拉拉的各种野草，和一些野枸杞之类的小灌木，几乎没有任何树木，所以连野兔都见不到，最常见的动物就是小小的蝎虎子，常见的最大动物可能就算黄老鼠了。这是一种灰黄色的田鼠，在农田附近的土坎或坟堆上打洞，秋天从农田偷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深秋，我们就上山找黄老鼠储藏粮食的洞穴。黄老鼠很狡猾，一般一个洞穴有几个洞口，住的洞穴和储藏粮食的洞穴相隔较远，有地道相连。它还非常善于伪装，在一些废弃的洞口，留一些爪印、粮食颗粒等，诱我们上当。如果找到一个储藏粮食的洞穴，可以挖出几十斤粮食来。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几年时间里，我有幸挖到过两次，挖出来的几十斤粮食让母亲非常高兴，筛选、晾晒，忙活几天才收拾好，让我们吃了几顿饱饭。
狗娃山的秋天，给我们饥饿的童年带来了几多欢乐，几多慰藉，几多希望，至今让我怀念，让我留恋。
挂在山腰的小学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一座旧庙里度过的。20世纪50年代末，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懵懵懂懂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那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八蜡（音zha）庙，坐落在兰州市华林山西侧半山腰上。“八蜡”本为古代腊月祭祀之名，兰州人却将其本土化，演变出一个八蜡爷来，还说八蜡爷是兰州著名女神金花娘娘的舅舅，相貌丑陋，专管农田治虫，非常灵验。这个八蜡庙就是供奉八蜡爷的。民国时期，利用这个八蜡庙办了一所国立西园小学，解放后仍称为西园小学，当地老百姓俗称八蜡庙小学。
华林山是南山的余脉，横亘在兰州市区，直指黄河，好像一条巨龙在饮黄河水。八蜡庙正好在这个龙头一侧，好像巨龙的眼睛。可能由于地形所限，八蜡庙一反天下庙门朝南开的惯例，庙门朝北。进了山脚下骑楼式的庙门，数百级石板台阶顺山就势，直通半山腰上的山门。为了防止山体坍塌，庙外侧山体用石头包砌，成为一堵壁立数十米的悬崖，南北两头各有一间庙堂半边悬空，下面用柱子支撑着，非常险峻。那时候，八蜡庙的山门和主要殿堂保存完整，许多神像还端坐在各自的神龛里。院子里生长着10多棵参天古柏，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古柏下，有一个焚烧字纸的青砖炉，像一个小神龛，很精致，两边的楹联当时我也认不全，只记得横额是“敬惜字纸”四个字。整个八蜡庙挂在半山腰上，站在三四里外的我家门口，远远望去，八蜡庙高悬在半空，屋宇巍峨，古柏森森，宛如仙山琼阁。
我上课的教室是一个神殿，泥塑神像还端坐在神龛里，只在神龛外蒙上一层草席，外面糊上旧报纸，我们的课桌就摆放在殿堂。我们每天与神像共处一室，倒也相安无事。这个殿堂阴湿昏暗，经常出现一种奇怪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个别胆子大一点的同学，一听到声响就把草席一角揭开，向里面张望，有时候还钻进去看个究竟，大约是老鼠在作怪。那时，周围的老百姓每到农历初一和十五，或什么纪念日，就成群结队来进香，焚烧字纸，我们下了课就围着看热闹。殿堂里书声朗朗，殿堂外香烟缭绕，现代教育和封建迷信和平共处，大约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吧。
“大跃进”时代，破除迷信运动轰轰烈烈，这个八蜡庙也未能幸免，神像被砸烂，神龛被拆毁，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庙宇毁于一旦。在靠山一侧，修了一排新式教室，我们终于告别了与神像共处一室的历史。在我上四年级的那年夏天，由于暴雨造成山洪下泄，把我们班教室的后墙冲塌了，学校没有备用的教室，我们只好将课桌搬到院子里，在古柏树下上课。古柏浓密的树冠为我们遮挡阳光，树枝间常有各种小鸟栖息，时而婉转啼鸣，时而跳跃争斗，倒也热闹。有时飞来几只喜鹊，在枝头“嘎嘎”叫个不停，我们一个个仰头看喜鹊登枝，没人听讲了，老师也只好停下课耐心等待。有时侯喜鹊似乎有意捣乱，久久不肯离去，我们就以撵喜鹊为名，争先恐后去找石头往树上扔，把课堂搅得乱糟糟的。最有趣的是秋天，柏果开始成熟，微风一吹，或者小鸟一啄，柏果裂开，麦粒大的柏籽就往下掉。那个年代，我们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只要柏籽掉在课桌上，就捡起来放进嘴里咀嚼。柏籽仁涩中有香，多少能为我们寡淡无味的嘴巴解解馋。有一次上课，我座位上方枝头有小鸟鸣叫，只听桌子中间轻轻的“啪”一声，我和同桌不约而同迅疾伸出手去捡，不料掉下的是一粒鸟屎，我俩的手指上都沾了一点，尴尬地相视一笑。
院子靠悬崖边砌着一堵半人高的青砖墙，趴在墙头往下看，令人头晕目眩心打颤。放眼望去，山下正是兰州当时颇负盛名的西园冬果梨的产地，阡陌纵横，果园连绵。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白灿灿一片，望不到头，非常壮观;夏天，果园里绿树成荫，山下又成了绿色的海洋，清风徐来，碧波荡漾，别有风韵;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黄澄澄的果实挂满枝头，另是一番景致;大约最动人心魄的要算冬天下大雪的日子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在这儿一览无余。身临其境，令人不由不赞叹古人诗句的神妙。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趴在围墙上放纸飞机了。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具，自己用废作业纸叠成各种各样的纸飞机，使劲往前一扔，纸飞机就随风飘游，有的忽忽悠悠飞向山下的果园，有的兜个圈又飞回来，落在校园里。如果几十个同学一起放纸飞机，半空中同时有几十只纸飞机飘游，好像几十只白色的蝴蝶翩跹飞舞，非常好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校园里那些古柏还非常茂盛，显得生机勃勃，我们的毕业典礼就是在古柏的浓荫下举行的。我们离开学校不久，不知什么原因，那些古柏就被砍伐了，校园立即黯然失色，没有了生气。离开小学50多年了，那挂在半山腰的小学，那郁郁葱葱的古柏，至今让我牵念。现在，每次经过小学附近，我多么想进去重温儿时的旧梦。然而，想到那曾给我们庇护，给我们带来欢乐、带来灵性的古柏早已不复存在，就不忍心跨进去。还是让那童话般美好的记忆，留在我的牵念里，虽然是一个远逝了的梦。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西园度过的，见证了西园从一派秀丽的田园风光变成杂乱居民区的历史沧桑，留下了梦萦魂牵的记忆。
消逝的柳树巷
一溜高大的柳树，从巷口绵延排开去，跨过一堵矮墙，伸向远方，“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冬去春来的日子，柳树柔软的枝条，缀着鹅黄色的嫩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婀娜多姿。树下是一条3尺宽的水渠，平常是干的，只有农民灌溉菜地时，才有哗哗的流水。
这是兰州近郊一条无名小巷，南北走向，大约40米长，东侧是柳树和水沟，西侧是一溜民房的土坯墙。巷口住着一户人家，巷里是一所四合院，是兰州解放前最后一任市长的私宅。由于祖上的某种瓜葛，我家小院与这所四合院有一扇小门相通。解放后，这所私宅一度成了军营，不久又变成一家食品厂的车间，与我家小院合二为一了。这条小巷仅有两个院子，归属上西园，当地人叫它柳树巷。
20世纪50年代，旧市长早已离开这所院子，新建的兰新铁路从巷口通过，柳树巷基本还保持着原貌，成了我童年的游乐场。春天来了，柳树绿了，水渠里的水哗啦啦流起来了，我们像一群出巢的小鸟，整天在小巷里喧闹嬉戏。小小的柳树巷，一天到晚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那时，巷里的柳树有水桶粗了，高大的树冠枝柯交错，浓荫蔽天遮日。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爬树，四肢并用，在10多米高的枝柯上，像小猴子一样行走自如。有一次，我爬上巷口那棵树，在树杈上悠来荡去，很快窜到巷里的一棵树上。我抓住一枝小臂粗细的树杆，悬空吊着荡起秋千来。那树枝突然“咔嚓”一声响，我知道不妙，赶忙伸手抓住身旁的一根树枝。没想到，那是一根枯枝，我身体的重心还没有挪过来，枯枝就折断了，我从10多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吓得树下的小伙伴大呼小叫。我心里一惊，两只手乱抓，就在快要落地的一瞬间，一只手抓住了一把柳条，把整个身子吊起来，上下晃悠了几下，随着柳条折断，我“嗵”地掉在水渠里。幸好柳条缓冲了一下，水渠里泥土湿软，有惊无险，我只摔痛了屁股。
大概由于我们经常爬树，那些喜欢在树上垒窝的乌鸦、喜鹊等鸟类，从不在柳树上做窝。每天在柳树丛跳跃嘀啭的，大多是麻雀，偶尔有黄鹂、布谷、戴胜、雨燕光临。很自然，逮鸟捕雀就成了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活动了。巷西侧的土坯墙上有许多小缝隙，是麻雀筑窝的好地方，我们就在春天麻雀抱窝的时候，捣鸟窝，掏鸟蛋，捉小鸟。麻雀与人类最亲近了，却最不宜人工饲养。有一次，我听见树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顺手拿起弹弓，射出一粒石子，听声音打在树杆上了，群雀全飞了，只掉下一只，在地上扑腾。我扑过去捉住，是一只刚刚学飞的小雀，没有一点伤，大约是震晕了掉下来的。这只小雀，我装在笼子里养了几天，它不吃不喝，终于绝水、绝食而死。
夏天的晚上，柳树巷又成了土狗子的天下。土狗子，学名蝼蛄，生活在水渠旁的泥土里。太阳一下山，土狗子就活跃起来，叫个不停，整个柳树巷里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天黑以后，我们借着月光，拿把小铲子，捉几只土狗子，装在玻璃瓶里，压上土，盖上盖，挂在窗户前，半夜里它就会欢叫起来，给沉寂的夏夜增添一点灵性。
60年代初，不知為什么，柳树巷的柳树，被附近生产队砍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土墙，粗陋不堪。从此，柳树巷名存实亡，成了一条狭窄、脏乱，没有一点生气的小巷，仅仅作为我们院子的通道，至今还静静地横卧在兰新铁路旁。
柳树巷，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同那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小巷，永远消逝了。
小院沧桑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上西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院，东、南两边是一个军队单位高高的围墙，小院正好被夹在两堵围墙形成的直角里，杂乱、拥挤、破旧。院里的居民大多是生活在这个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还有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市民。
这个在今天的兰州已经成为“贫民窟”的小院，却埋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那是20世纪30年代初，这儿还是兰州大户人家孙氏的祭田。30年代末期，孙氏长子、时任甘肃省财政厅科长的孙汝楠在这儿修了一个四合院式的别墅。院里北面是正房，东西是厢房，正房的东侧和东厢房平齐，是一排佣人的住房，大门就在佣人房和东厢房之间。房屋一律砖基土墙，外面搪了一层大约3毫米厚的白灰浆，这在当时的兰州已经是很高级的民宅了。院内用黄河石铺了两条东西、南北走向的大约1米宽的甬道，在院子中央交叉，把小院隔成四块花圃，中间形成一个直径2米左右的圆圈。甬道和圆圈的外侧用侧立的青砖围砌，路面上用黄河石精心拼出各种几何形、花卉形图案。靠南的两块花圃中间种着两丛繁茂的兰州玫瑰;正房门前两旁种着两棵丁香树，繁茂的枝叶高过屋顶。兰州常见的丁香是灌木，开紫色花，而这两棵丁香却是小型乔木，开白色花，是兰州不多见的稀有品种，据说是引进的西洋丁香。春夏时期，玫瑰和丁香一起开放，整个小院就充溢着浓郁的花香。
小院大门外，有一条大约2米宽、50多米长的小路，旁边是明代修建的溥惠渠西渠的一条支渠，渠边生长着一排高大的柳树，夹杂着几棵同样高大的沙枣树，因此当地老百姓把这条小路叫作柳树巷。巷口连接着当时兰州通向临夏、甘南地区的唯一大道。在巷口的东侧，横跨大道修建了一个门楼，下面是拱形通道，上面是神殿，供奉着当地老百姓信奉的神像，当地人俗称“楼楼子”。从巷口向西北3里多路就进入兰州市区，向西南不远处就是明代兵部尚书彭泽的墓园。小院周围是当时兰州著名的西园冬果梨产地，一派秀丽的田园风光。 1941年，民国政府正式批准兰州市建制，为甘肃省政府直辖市。第一任市长蔡孟坚在筹建兰州市政府时，暂时借住在这个小院里，正房三开间的堂屋就是蔡孟坚的办公室，堂屋西侧的一间小偏房是蔡孟坚的临时卧室。因此，兰州建市后的第一届市政府就诞生在这个小院里。蔡孟坚早期留学日本，是国民党中统的重要特工人员，在任湖北省警察局长期间，曾抓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立即表示投降国民党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直接威胁到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由于蔡孟坚报功心切，没有听从顾顺章关于不要向南京打电报的提醒，当晚就急忙向南京中统首脑连发六封绝密电报，被中共特科打进中统首脑机关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破译，才避免了中共的灭顶之灾。如果蔡孟坚不发这六封电报，中国的现代史可能要重写了。后来有史家评论，蔡孟坚差点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差点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
由于我家祖上与这个小院主人孙家有一些亲戚瓜葛，这个小院与我家的小院有一扇小门连通。蔡孟坚住在这个小院时，从堂屋西侧小偏房开了一扇小屋门，出这个小屋门向右一拐，走三四步跨过连通我家院子的小门，就可以直接进入我家院子。蔡孟坚那个时期犹如惊弓之鸟，只要听到柳树巷大门那边有什么动静，立即从那个小屋门出来，躲进我家院子，请我父亲出去打探动静，如果平安无事，他重新回去办公;如果有什么不妥，他可以立即从我家院子里逃到西面大街上。
蔡孟坚离任兰州市长时，推荐这个小院的主人孙汝楠接任兰州市第二任市长，这儿就成了孙汝楠的官邸，直到兰州解放。这个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院，诞生过兰州历史上的第一届市政府，住过差点改变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蔡孟坚，住过兰州建市以后的第一、第二任市长，也就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两任市长，它在兰州市的历史上也算有过一段值得炫耀的岁月。
解放以后，这个小院收归国有，一度成为军营的幼儿园。20世纪50年代初，新修的兰新铁路从小院门口的柳树巷前通过，巷口大道上的门楼被拆除了。随着从小西湖通向甘肃南部的省级道路修通，这条昔日的交通要道渐渐萧条，成了一条街巷。到了大跃进时期，小院交给地方管理，变成了一家食品厂的制醋车间，院中的花圃被毁，两丛繁茂的兰州玫瑰移栽到我家院子里，只留下那两棵丁香树蓬蓬勃勃地生长着，追忆着小院昔日的繁华。60年代，小院又变成了区上的家属院，搬进了六七户人家，旧社会兰州市第一任市长的办公室，住进了一对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夫妇。由于管理比较规范，小院的布局没有大的变化，院子里整洁宽敞，丁香树还很繁茂，每到春天就缀满白色的丁香花，浓郁的花香招引着蝴蝶和蜜蜂，给小院居民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生气。夏天，偶尔有燕子光顾小院，逗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令人不由产生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感慨。
到了“文革”时期，小院人口急剧增长，居民们为了缓解住房拥挤状况，各自在门前圈地盖简易住房和小厨房，把小院的布局彻底毁坏了，变成了一个大杂院。不久，那两棵丁香树也枯死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兰州市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小院周围大多变成了楼房，而这个小院却面目全非，越来越破败，静悄悄地蜷缩在高墙的旮旯里，默默承载着兰州市建市以来70多年的历史沧桑，成了一个被忘却的历史陈迹。
童年的狗娃山
这是一个凄婉而美丽的传说。很早以前，在离我家1公里外的南山上，住着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民。那年，兰州地区大旱，南山草木枯焦，庄稼绝收，水窖干涸。这位农民背井离乡，举家迁往他乡度荒。临走时，匆忙中将一件比较贵重的东西遗忘在山上。他家的一只狗就忠实地守护着，一步也不离开，终因饥渴而死。后来，这位农民返回南山寻找那件遗物，见此悲景，深受感动，洒泪埋葬了这只义犬。从此，当地老百姓就把这座南山叫作狗娃山。
狗娃山是一座干旱、贫瘠的黄土山，高出兰州市区500多米，没有水源。如果天旱，一年有八九个月光秃秃的，一片苍凉，只有秋天才能见到一点绿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秋天是狗娃山最富饶、最有生气，也最吸引我们的季节。每天放学以后，我和几个同学拿着早准备好的绳子、铲子，离开坐落在华林山西侧半山上的小学，沿着南边山腰，走10来分钟就到狗娃山。那时候，我们那一带人家，冬天烧炕引火，用不起木材，就用狗娃山上的一种蒿草。这种蒿草灰白色的枝干，灰白色的小叶，米粒大的小黄花，特别耐旱，在大旱之年也能顽强生长，雨水好的年头，可长1米多高，当地人叫米蒿子。米蒿子含水量少，晒干后遇一点火星就着，是最好的烧炕燃料。每年秋天，上山拔米蒿子，是男孩子的任务，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差事。
狗娃山山势陡峭，山麓和山头地势平缓处，稀稀拉拉几块农田，种着苞谷、洋芋等一些耐旱庄稼。这是附近生产队的“撞田”，春天播种就怀着侥幸心理，耕作粗放，疏于管理，撞上雨水好的年景收获也不少，碰上大旱就颗粒无收。到了狗娃山，我们不忙着拔草，先溜进洋芋地里偷挖几个洋芋，或者在苞谷地里偷掰几个苞谷棒子，选一个背风的小土坎，上面挖碗口大个小深坑，侧面掏个洞相连，围小坑边沿一圈用鸡蛋大的土疙瘩一层层垒起来，形成一个1尺多高的空心塔。然后，把米蒿子从侧洞口塞进去烧，等垒在上面的土疙瘩烧得发红了，坑里面也积了许多发烫的草灰，这才把洋芋、苞谷棒子扔进草灰里，洞口用大土块堵起来，再把土疙瘩推进坑里，用脚踩实。这时，我们才去拔草，待每人拔够一大捆草，就高高兴兴扒开土，里面的洋芋、苞谷棒子正好煨熟了。用这种土灶煨的洋芋、苞谷棒子，不焦不生，香喷喷的，别有风味。有一次，我们刚扒开土，一个看田的农民走过来，不仅不骂我们，还和我们一起享用刚出土的热洋芋。他告诫我们，偷几个洋芋烧来吃是可以的，不準在地里乱糟蹋。那时候，我们还比较单纯，每次只偷够吃一次的，决不糟蹋，也不往家里带。
吃饱了肚子，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去挖“洼婆娘”。这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大小、形状像蕨麻，表皮有点苦，里面甜甜的，很好吃，当地方言叫“洼婆娘”。“洼婆娘”分两种，一种白皮的我们叫白面的，一种褐皮的我们叫黑面的。白的甜，黑的微苦。“洼婆娘”埋在很深的土里，我们一般都选择长在崖畔上的，顺着崖坎挖起来非常容易，如果运气好，一次挖的可以装满衣兜，回家分给亲友们解馋。挖“洼婆娘”的时候，顺带能挖到手指头粗的甘草，嚼起来特别甜，可以补充我们身体里非常缺乏的糖分。不过，甘草吃多了容易流鼻血，我们也不敢多吃。 秋雨霏霏的日子，狗娃山上烟雨茫茫，是地达菜生长的好时节。地达菜是一种生长在地上的藻类，像木耳，当地老百姓认为地达菜是羊粪蛋变的。狗娃山上地达菜很多，平常干枯，比纸还薄，紧贴着地皮;秋雨一滋润，很快肥厚起来，遍布在浅草间，好像黑色的花朵。我们拔米蒿子时，顺便撿地达菜，如果雨水好，一次能捡一书包。把地达菜淘洗干净，或炒，或凉拌，或包包子，都很好吃。在那个食品奇缺的年代，地达菜是我们最好的山珍美味了。
狗娃山植被稀少，除了稀稀拉拉的各种野草，和一些野枸杞之类的小灌木，几乎没有任何树木，所以连野兔都见不到，最常见的动物就是小小的蝎虎子，常见的最大动物可能就算黄老鼠了。这是一种灰黄色的田鼠，在农田附近的土坎或坟堆上打洞，秋天从农田偷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深秋，我们就上山找黄老鼠储藏粮食的洞穴。黄老鼠很狡猾，一般一个洞穴有几个洞口，住的洞穴和储藏粮食的洞穴相隔较远，有地道相连。它还非常善于伪装，在一些废弃的洞口，留一些爪印、粮食颗粒等，诱我们上当。如果找到一个储藏粮食的洞穴，可以挖出几十斤粮食来。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几年时间里，我有幸挖到过两次，挖出来的几十斤粮食让母亲非常高兴，筛选、晾晒，忙活几天才收拾好，让我们吃了几顿饱饭。
狗娃山的秋天，给我们饥饿的童年带来了几多欢乐，几多慰藉，几多希望，至今让我怀念，让我留恋。
挂在山腰的小学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一座旧庙里度过的。20世纪50年代末，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懵懵懂懂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那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八蜡（音zha）庙，坐落在兰州市华林山西侧半山腰上。“八蜡”本为古代腊月祭祀之名，兰州人却将其本土化，演变出一个八蜡爷来，还说八蜡爷是兰州著名女神金花娘娘的舅舅，相貌丑陋，专管农田治虫，非常灵验。这个八蜡庙就是供奉八蜡爷的。民国时期，利用这个八蜡庙办了一所国立西园小学，解放后仍称为西园小学，当地老百姓俗称八蜡庙小学。
华林山是南山的余脉，横亘在兰州市区，直指黄河，好像一条巨龙在饮黄河水。八蜡庙正好在这个龙头一侧，好像巨龙的眼睛。可能由于地形所限，八蜡庙一反天下庙门朝南开的惯例，庙门朝北。进了山脚下骑楼式的庙门，数百级石板台阶顺山就势，直通半山腰上的山门。为了防止山体坍塌，庙外侧山体用石头包砌，成为一堵壁立数十米的悬崖，南北两头各有一间庙堂半边悬空，下面用柱子支撑着，非常险峻。那时候，八蜡庙的山门和主要殿堂保存完整，许多神像还端坐在各自的神龛里。院子里生长着10多棵参天古柏，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古柏下，有一个焚烧字纸的青砖炉，像一个小神龛，很精致，两边的楹联当时我也认不全，只记得横额是“敬惜字纸”四个字。整个八蜡庙挂在半山腰上，站在三四里外的我家门口，远远望去，八蜡庙高悬在半空，屋宇巍峨，古柏森森，宛如仙山琼阁。
我上课的教室是一个神殿，泥塑神像还端坐在神龛里，只在神龛外蒙上一层草席，外面糊上旧报纸，我们的课桌就摆放在殿堂。我们每天与神像共处一室，倒也相安无事。这个殿堂阴湿昏暗，经常出现一种奇怪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个别胆子大一点的同学，一听到声响就把草席一角揭开，向里面张望，有时候还钻进去看个究竟，大约是老鼠在作怪。那时，周围的老百姓每到农历初一和十五，或什么纪念日，就成群结队来进香，焚烧字纸，我们下了课就围着看热闹。殿堂里书声朗朗，殿堂外香烟缭绕，现代教育和封建迷信和平共处，大约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吧。
“大跃进”时代，破除迷信运动轰轰烈烈，这个八蜡庙也未能幸免，神像被砸烂，神龛被拆毁，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庙宇毁于一旦。在靠山一侧，修了一排新式教室，我们终于告别了与神像共处一室的历史。在我上四年级的那年夏天，由于暴雨造成山洪下泄，把我们班教室的后墙冲塌了，学校没有备用的教室，我们只好将课桌搬到院子里，在古柏树下上课。古柏浓密的树冠为我们遮挡阳光，树枝间常有各种小鸟栖息，时而婉转啼鸣，时而跳跃争斗，倒也热闹。有时飞来几只喜鹊，在枝头“嘎嘎”叫个不停，我们一个个仰头看喜鹊登枝，没人听讲了，老师也只好停下课耐心等待。有时侯喜鹊似乎有意捣乱，久久不肯离去，我们就以撵喜鹊为名，争先恐后去找石头往树上扔，把课堂搅得乱糟糟的。最有趣的是秋天，柏果开始成熟，微风一吹，或者小鸟一啄，柏果裂开，麦粒大的柏籽就往下掉。那个年代，我们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只要柏籽掉在课桌上，就捡起来放进嘴里咀嚼。柏籽仁涩中有香，多少能为我们寡淡无味的嘴巴解解馋。有一次上课，我座位上方枝头有小鸟鸣叫，只听桌子中间轻轻的“啪”一声，我和同桌不约而同迅疾伸出手去捡，不料掉下的是一粒鸟屎，我俩的手指上都沾了一点，尴尬地相视一笑。
院子靠悬崖边砌着一堵半人高的青砖墙，趴在墙头往下看，令人头晕目眩心打颤。放眼望去，山下正是兰州当时颇负盛名的西园冬果梨的产地，阡陌纵横，果园连绵。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白灿灿一片，望不到头，非常壮观;夏天，果园里绿树成荫，山下又成了绿色的海洋，清风徐来，碧波荡漾，别有风韵;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黄澄澄的果实挂满枝头，另是一番景致;大约最动人心魄的要算冬天下大雪的日子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在这儿一览无余。身临其境，令人不由不赞叹古人诗句的神妙。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趴在围墙上放纸飞机了。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具，自己用废作业纸叠成各种各样的纸飞机，使劲往前一扔，纸飞机就随风飘游，有的忽忽悠悠飞向山下的果园，有的兜个圈又飞回来，落在校园里。如果几十个同学一起放纸飞机，半空中同时有几十只纸飞机飘游，好像几十只白色的蝴蝶翩跹飞舞，非常好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校园里那些古柏还非常茂盛，显得生机勃勃，我们的毕业典礼就是在古柏的浓荫下举行的。我们离开学校不久，不知什么原因，那些古柏就被砍伐了，校园立即黯然失色，没有了生气。离开小学50多年了，那挂在半山腰的小学，那郁郁葱葱的古柏，至今让我牵念。现在，每次经过小学附近，我多么想进去重温儿时的旧梦。然而，想到那曾给我们庇护，给我们带来欢乐、带来灵性的古柏早已不复存在，就不忍心跨进去。还是让那童话般美好的记忆，留在我的牵念里，虽然是一个远逝了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