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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者眼里，杨奎松是个值得信赖的历史作家，他的著作读起来像是在看侦探小说，每句话都说得有理有据。在学界，他是个有争议的学者：一些人把他视为“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杨奎松写的东西光讲史实，没有观点”。对于后面一种质疑，杨奎松自己的解释是：历史学者对问题的结论性看法和别的学者，包括一般读者的看法，未必有多大差别，都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历史学者的作用更重要的不在于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而在发现和澄清史实。发现史实本身，其实也就反映了研究者自身的一种倾向，一种观点。
11月的一天，在北京西四环的一家酒店，杨奎松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面容清秀的他，没有丝毫年近花甲的岁月痕迹。他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冷静。交谈过程中，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他的著作一样，他的表情也不想对任何问题直接给出结论。
“革命是最近这100年的一个主题”
今年7月，杨奎松的4部经典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与《西安事变新探》集合成作品集《革命》，一经出版就被各大门户网站争相转载，也成了历史爱好者竞相珍藏的对象，哪怕其定价近500元。
《革命》出版时，和杨奎松相交27年的近现代史专家雷颐评价说：“一句话，他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革命》的新书发布会上，史学家杨天石则说：“这4本书代表了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它们都是讲真话的书，是写真正的近现代史的书”。在他看来，杨奎松的研究特点是“广阔”，“跳出了坐井观天的狭小范围，能够从比较广阔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
环球人物杂志：这套书为什么要取名《革命》？这个字眼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
杨奎松：我研究中共历史比较多。这4本书所包含的时间段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讲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共和苏俄，都是在讲革命的历史，中心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革命的经过和给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变化。
历史就是今天的昨天，我们今天社会中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有它的历史渊源。很多人认为，当今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如道德沦丧、权力腐败等的出现，不是改革开放及后来的经济大潮所带来的，就是“文革”的巨大破坏造成的。其实社会问题的由来哪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查找根源，可以追溯得很远，甚至可以追溯到鲁迅80年前就在批判的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当然，每位历史学者最有把握的研究范围总是一定的，很少人能够打通整个人类历史来梳理问题根源。而我关心的主要就是最近这100年，革命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主题。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选择把这4本书集到一起？他们都是您的经典著作，现在再版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杨奎松：这次结集其实是很偶然的，但结起来也好，算是对我研究中共建国以前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可以让今天的普通读者通过这几本书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环球人物杂志：与其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不同，您在《革命》中用大量篇幅讲了外因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杨奎松：我们过去传统的说法太强调内因，原因有很多，但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变迁，远不是中国人自我可以决定其走向的。内因当然得肯定，但就像孵小鸡，大家都是鸡蛋的条件下，谁能孵出来，谁孵不出来，外因就是决定性的了，即需要热源。谁离热源近，离什么样的热源近，都对小鸡的孵化有重大影响。
“那种高大用不着我来写”
1953年出生的杨奎松，自幼长在北京的机关大院里，好动而叛逆。1976年，正是政治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还是机床厂工人的他因为写下一句“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成了囚徒。即便如此，狱中的他，内心依然平静，常常还会和隔壁不知名的狱友互相吟诵诗词消遣时光。
出狱后，正好赶上恢复高考，他成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中央党校，任《党史研究》杂志编辑。5年时间里，他充分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发表论著，但也逐渐厌倦了传统思想的束缚。“那种高大用不着我来写，我想要真实地再现历史，而真实的历史往往是极其复杂的，甚至充满了今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各种情况。历史环境越复杂险恶，才越有枭雄人才倍出的可能。历史的复杂性必须靠有良心的历史学者才有再现的可能。”杨奎松说。他转而去了高校、研究所工作，原因是想研究起来“自由一点”。正是当初那个决定，成就了现在的杨奎松，也让普通读者更多、更理性地了解到那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革命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从一大到刚刚召开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1年的历史，您能否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总结一下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
杨奎松：它很复杂。正如刚才所说，有内因，更有外因，也就是国际背景和地缘政治的复杂环境作用。在那个年代，革命是必然，无非就是走哪条路的问题。是走英美的路，还是走苏俄的路，起关键作用的是地缘政治因素。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年代几乎所有落后国家或被压迫民族，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革命者，都要靠外部援助来支撑。因此，哪个强国离得最近，往往就最容易影响到落后国家或民族的政治道路选择。苏俄在中国的边上，而它最初是支持国民党的，但国民党到底跟苏联人在意识形态、利益需求上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显然跟这个外部因素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当然，正像毛泽东讲的，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中共领袖都像陈独秀或王明那样，中共也很难走到它的1949。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社会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知道，国家治理和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那么在您看来，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杨奎松：革命党的合法性总是有限的，因为它自认为所代表的只是拥护它革命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因此，用革命党的思维逻辑来执政，它的根基和政权都不可能稳固。因此，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必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和制度转变才行，要把自己从革命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即把自己变成不再是一部分国民，而是全体国民及全体民族的代表。
11月的一天，在北京西四环的一家酒店，杨奎松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面容清秀的他，没有丝毫年近花甲的岁月痕迹。他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冷静。交谈过程中，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他的著作一样，他的表情也不想对任何问题直接给出结论。
“革命是最近这100年的一个主题”
今年7月，杨奎松的4部经典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与《西安事变新探》集合成作品集《革命》，一经出版就被各大门户网站争相转载，也成了历史爱好者竞相珍藏的对象，哪怕其定价近500元。
《革命》出版时，和杨奎松相交27年的近现代史专家雷颐评价说：“一句话，他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革命》的新书发布会上，史学家杨天石则说：“这4本书代表了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它们都是讲真话的书，是写真正的近现代史的书”。在他看来，杨奎松的研究特点是“广阔”，“跳出了坐井观天的狭小范围，能够从比较广阔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
环球人物杂志：这套书为什么要取名《革命》？这个字眼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
杨奎松：我研究中共历史比较多。这4本书所包含的时间段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讲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共和苏俄，都是在讲革命的历史，中心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革命的经过和给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变化。
历史就是今天的昨天，我们今天社会中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有它的历史渊源。很多人认为，当今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如道德沦丧、权力腐败等的出现，不是改革开放及后来的经济大潮所带来的，就是“文革”的巨大破坏造成的。其实社会问题的由来哪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查找根源，可以追溯得很远，甚至可以追溯到鲁迅80年前就在批判的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当然，每位历史学者最有把握的研究范围总是一定的，很少人能够打通整个人类历史来梳理问题根源。而我关心的主要就是最近这100年，革命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主题。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选择把这4本书集到一起？他们都是您的经典著作，现在再版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杨奎松：这次结集其实是很偶然的，但结起来也好，算是对我研究中共建国以前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可以让今天的普通读者通过这几本书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环球人物杂志：与其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不同，您在《革命》中用大量篇幅讲了外因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杨奎松：我们过去传统的说法太强调内因，原因有很多，但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变迁，远不是中国人自我可以决定其走向的。内因当然得肯定，但就像孵小鸡，大家都是鸡蛋的条件下，谁能孵出来，谁孵不出来，外因就是决定性的了，即需要热源。谁离热源近，离什么样的热源近，都对小鸡的孵化有重大影响。
“那种高大用不着我来写”
1953年出生的杨奎松，自幼长在北京的机关大院里，好动而叛逆。1976年，正是政治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还是机床厂工人的他因为写下一句“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成了囚徒。即便如此，狱中的他，内心依然平静，常常还会和隔壁不知名的狱友互相吟诵诗词消遣时光。
出狱后，正好赶上恢复高考，他成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中央党校，任《党史研究》杂志编辑。5年时间里，他充分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发表论著，但也逐渐厌倦了传统思想的束缚。“那种高大用不着我来写，我想要真实地再现历史，而真实的历史往往是极其复杂的，甚至充满了今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各种情况。历史环境越复杂险恶，才越有枭雄人才倍出的可能。历史的复杂性必须靠有良心的历史学者才有再现的可能。”杨奎松说。他转而去了高校、研究所工作，原因是想研究起来“自由一点”。正是当初那个决定，成就了现在的杨奎松，也让普通读者更多、更理性地了解到那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革命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从一大到刚刚召开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1年的历史，您能否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总结一下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
杨奎松：它很复杂。正如刚才所说，有内因，更有外因，也就是国际背景和地缘政治的复杂环境作用。在那个年代，革命是必然，无非就是走哪条路的问题。是走英美的路，还是走苏俄的路，起关键作用的是地缘政治因素。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年代几乎所有落后国家或被压迫民族，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革命者，都要靠外部援助来支撑。因此，哪个强国离得最近，往往就最容易影响到落后国家或民族的政治道路选择。苏俄在中国的边上，而它最初是支持国民党的，但国民党到底跟苏联人在意识形态、利益需求上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显然跟这个外部因素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当然，正像毛泽东讲的，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中共领袖都像陈独秀或王明那样，中共也很难走到它的1949。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社会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知道，国家治理和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那么在您看来，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杨奎松：革命党的合法性总是有限的，因为它自认为所代表的只是拥护它革命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因此，用革命党的思维逻辑来执政，它的根基和政权都不可能稳固。因此，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必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和制度转变才行，要把自己从革命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即把自己变成不再是一部分国民，而是全体国民及全体民族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