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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和繁漪是张爱玲和曹禺笔下两个杰出的人物形象，因为悲剧的深刻和典型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业史上独树一帜的两位悲剧女性。从作品诞生到现在，对曹七巧和繁漪悲剧命运的争论和研究从未停止过。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悲剧成因进行探究和评析，成为文学史上一道经久不衰的风景。
一、嫁错人、爱错人的错位开端
嫁给不该嫁的人是曹七巧与繁漪悲剧的第一步。七巧因为低微的出身，一进门便受到歧视。说到底，她终究是戴着少奶奶桂冠的服侍人的丫头。而繁漪虽然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却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一切都得听从周朴园的安排，受到周朴园严厉的压制和管束。七巧嫁入姜家是由于其兄嫂贪图钱财，而繁漪的出嫁则由于周家的贪财。曹七巧和繁漪各自在婚姻和家中的状况，决定了她们对自己的丈夫不抱有任何希望了。曹七巧在拼命地为钱挣扎，而繁漪则万念俱灰，准备等死。
嫁错人是她们悲剧的第一步，偏偏，曹七巧与繁漪又都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姜季泽和周萍。而这种爱的结局将她们推向了疯狂以至报复的深渊。曹七巧爱上姜季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姜季泽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厚实的生命力。而姜季泽纵使风流，却“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至此，七巧为了情欲的满足，对爱情所做的一次追求终以失败收场。与丈夫相差二十岁的繁漪嫁入周家，注定她与周朴园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周朴园又是个极度专制主义的人，什么都他说了算，把她折磨得失去了生的希望。周萍同情她的遭遇，安慰她，使他成为繁漪在周家唯一的知己。
曹七巧和繁漪的行为都是由于外在压迫与内心渴求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反抗压迫，试图冲出男性话语樊篱的一种努力。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只能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去反抗。在摆脱了一个男性后，又迫不及待地渴望进入另一个男性的怀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所在，也是女性在无奈之中的无奈之举。
二、遭欺骗、被抛弃的悲惨命运
曹七巧爱上姜季泽，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果。然而，十年后，当姜季泽找上门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七巧时，她沉醉在爱的欣喜中，没想到还有今天。然而在细细盘问后，才发现姜季泽是为了钱而来。可怜的七巧，换来的是欺骗，而且骗她的人偏偏是她所爱的姜季泽，骗的又是她用半辈子辛苦换来的财产。繁漪也遭到被抛弃的命运。随着周萍在周公馆的时间愈长，他逐渐消解了对周朴园的恨，他渐渐地为这种不正当关系而觉得对不起他的父亲。
曹七巧和繁漪，一个遭欺骗，一个被抛弃，她们一心追求的爱情到最后都没有开出花朵来。曹七巧和繁漪的遭际可以说仍旧是封建男权社会层层压迫的后果。女性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夫权、父权等枷锁把女性牢牢锁住，反抗不得。姜公馆摧毁了七巧的婚姻幸福，姜季泽又在多年后，抓住了七巧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的难处及其情欲的渴求企图骗走她唯一拥有的财产。同样，周朴园毁灭了繁漪的婚姻生活，而周萍又破灭了她的爱情理想。两父子最后都用封建伦理纲常来压制她，以她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的身份来挟迫她。男性犯了罪却可以不管不顾，说走就走，而女性却永远都无处诉说，只能自吞苦果。女性永远处于弱者的地位，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在封建社会中，只能是面临遭欺骗、被抛弃的命运。
三、由受迫害到害人者的人性蜕变
“女性作为被动的受虐者，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塑造，而作为承载文化的女性个体本身，又将这种恶俗传递、转移，从而进行着从受虐者到施虐者的现实转换”。在长久的压迫和抑制下，曹七巧和繁漪起而反抗了，并进而殃及到他者，成为一个害人者。虽然曹七巧和繁漪都进行了反抗和报复，但是两者反抗的态度、手段和程度又有明显的不同。一个审慎机智，一个歇嘶底里；一个如闪电，一个似雷鸣；一个苍凉，一个悲壮。
曹七巧的变态行为的对象并不是姜季泽，而是长白和长安。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享有爱情，对自己的儿子又有一种畸形的关爱，最后，自己也陷入了几近疯狂的可悲境地。当年傅雷先生在评论《金锁记》时也说道：“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她(曹七巧)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曹七巧悲剧的深刻性就在于此，她不但自己成为了压迫者，同时又自觉地成为了男性文化的刽子手，由受迫害转向了迫害人的角色。繁漪则在被周萍抛弃后，“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此时此刻，繁漪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的反抗如雷鸣一般，响彻宇宙，震撼人心。
“女性敢于走出空洞的婚姻，但女性却走不出女性的自我框定。女性的自信似乎来自男人，而缺少了男性的女性的精神能否真正存在?显然这一切与传统文化伦理对女性的浸染有关”。曹七巧和繁漪，选择了不同的反抗方式，但最后都酿成了无法弥补的悲剧。那不光是社会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是在社会、家庭双重压迫下，造成的人性的缺失，心理的变态。
一、嫁错人、爱错人的错位开端
嫁给不该嫁的人是曹七巧与繁漪悲剧的第一步。七巧因为低微的出身，一进门便受到歧视。说到底，她终究是戴着少奶奶桂冠的服侍人的丫头。而繁漪虽然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却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一切都得听从周朴园的安排，受到周朴园严厉的压制和管束。七巧嫁入姜家是由于其兄嫂贪图钱财，而繁漪的出嫁则由于周家的贪财。曹七巧和繁漪各自在婚姻和家中的状况，决定了她们对自己的丈夫不抱有任何希望了。曹七巧在拼命地为钱挣扎，而繁漪则万念俱灰，准备等死。
嫁错人是她们悲剧的第一步，偏偏，曹七巧与繁漪又都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姜季泽和周萍。而这种爱的结局将她们推向了疯狂以至报复的深渊。曹七巧爱上姜季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姜季泽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厚实的生命力。而姜季泽纵使风流，却“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至此，七巧为了情欲的满足，对爱情所做的一次追求终以失败收场。与丈夫相差二十岁的繁漪嫁入周家，注定她与周朴园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周朴园又是个极度专制主义的人，什么都他说了算，把她折磨得失去了生的希望。周萍同情她的遭遇，安慰她，使他成为繁漪在周家唯一的知己。
曹七巧和繁漪的行为都是由于外在压迫与内心渴求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反抗压迫，试图冲出男性话语樊篱的一种努力。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只能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去反抗。在摆脱了一个男性后，又迫不及待地渴望进入另一个男性的怀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所在，也是女性在无奈之中的无奈之举。
二、遭欺骗、被抛弃的悲惨命运
曹七巧爱上姜季泽，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果。然而，十年后，当姜季泽找上门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七巧时，她沉醉在爱的欣喜中，没想到还有今天。然而在细细盘问后，才发现姜季泽是为了钱而来。可怜的七巧，换来的是欺骗，而且骗她的人偏偏是她所爱的姜季泽，骗的又是她用半辈子辛苦换来的财产。繁漪也遭到被抛弃的命运。随着周萍在周公馆的时间愈长，他逐渐消解了对周朴园的恨，他渐渐地为这种不正当关系而觉得对不起他的父亲。
曹七巧和繁漪，一个遭欺骗，一个被抛弃，她们一心追求的爱情到最后都没有开出花朵来。曹七巧和繁漪的遭际可以说仍旧是封建男权社会层层压迫的后果。女性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夫权、父权等枷锁把女性牢牢锁住，反抗不得。姜公馆摧毁了七巧的婚姻幸福，姜季泽又在多年后，抓住了七巧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的难处及其情欲的渴求企图骗走她唯一拥有的财产。同样，周朴园毁灭了繁漪的婚姻生活，而周萍又破灭了她的爱情理想。两父子最后都用封建伦理纲常来压制她，以她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的身份来挟迫她。男性犯了罪却可以不管不顾，说走就走，而女性却永远都无处诉说，只能自吞苦果。女性永远处于弱者的地位，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在封建社会中，只能是面临遭欺骗、被抛弃的命运。
三、由受迫害到害人者的人性蜕变
“女性作为被动的受虐者，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塑造，而作为承载文化的女性个体本身，又将这种恶俗传递、转移，从而进行着从受虐者到施虐者的现实转换”。在长久的压迫和抑制下，曹七巧和繁漪起而反抗了，并进而殃及到他者，成为一个害人者。虽然曹七巧和繁漪都进行了反抗和报复，但是两者反抗的态度、手段和程度又有明显的不同。一个审慎机智，一个歇嘶底里；一个如闪电，一个似雷鸣；一个苍凉，一个悲壮。
曹七巧的变态行为的对象并不是姜季泽，而是长白和长安。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享有爱情，对自己的儿子又有一种畸形的关爱，最后，自己也陷入了几近疯狂的可悲境地。当年傅雷先生在评论《金锁记》时也说道：“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她(曹七巧)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曹七巧悲剧的深刻性就在于此，她不但自己成为了压迫者，同时又自觉地成为了男性文化的刽子手，由受迫害转向了迫害人的角色。繁漪则在被周萍抛弃后，“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此时此刻，繁漪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的反抗如雷鸣一般，响彻宇宙，震撼人心。
“女性敢于走出空洞的婚姻，但女性却走不出女性的自我框定。女性的自信似乎来自男人，而缺少了男性的女性的精神能否真正存在?显然这一切与传统文化伦理对女性的浸染有关”。曹七巧和繁漪，选择了不同的反抗方式，但最后都酿成了无法弥补的悲剧。那不光是社会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是在社会、家庭双重压迫下，造成的人性的缺失，心理的变态。